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蛇口工业区、中英街、汉正街、喇叭裤、出国潮、结婚四大件、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禹作敏、潘晓、张海迪、计划生育、投机倒把、严打、离土不离乡、扛着竹蓝子沿街叫卖、收容遣送办法出台、长江葛洲坝二江水电站建成
1979摘掉帽子
1979年是中国开放破题年，政治局势渐渐明朗，邓小平重回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为此，可口可乐总裁前来开始谈判，最终中粮与可口可乐签署协议，允许进入中国。随后，粮油公司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
北京装瓶厂投产后，可口可乐又在计划开更多的厂。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开始协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销。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在中央关注下，可口可乐终于重新获得内销权利。
1979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联欢晚会上，有人惊奇地发现了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她的孩子们。
这是王光美12年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此前，她以67130的监号一直被囚禁在秦城监狱一个6平方米的单人办室里。
1978年12月22日，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周旋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王光美获释出狱。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后来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刘少奇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是时候，而且也不太可能。
让刘源他们觉得政治环境不大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有关负责人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当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这句话作为政治语言意思是说，此前被指责被打倒的干部，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问题。十一大报告认定“组织路线正确”，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人已经着手推动的为刘少奇等平反的努力。
出狱不久，王光美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
“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父亲的平反问题”。刘源回忆说。陈云说，少奇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它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清除纠错障碍
当时党中央华国锋等坚持“左”的错误方针，使平反冤假错案遇到严重阻挠，因此，必须从舆论和组织等方面与错误的路线展开斗争，才能扫清平反道路上的障碍。
（一）与“两个凡是”展开斗争，为刘少奇平反作舆论准备。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密切相关，因此，能不能为刘少奇一案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文革”的问题，也牵涉到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给刘少奇平反首先遇到的阻碍，就是当时中央有关负责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为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汪东兴、纪登奎等一直坚持刘少奇一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对平反问题持消极和反对态度。思想界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无疑为给刘少奇平反做了舆论准备。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中央党校里，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句句当真。半年后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彻底清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
它为刘少奇平反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二）撤销中央专案组将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为刘少奇平反做组织准备。
与此同时，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开始从组织上为冤假错案平反做准备。他们选择的战术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经臭名昭著的“专案组”。针对“文革”中专案组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陈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在陈云等人的倡议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着重申明：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不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此后，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成立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工作。
至此，冤假错案平反所面临的组织和舆论障碍基本清除。
摘帽大行动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陈云领导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这些思想，对克服刘少奇一案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保证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是年4月18日，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
杨筱箴，原中共中央纪委干部，1979年4月担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据他回忆，复查组仔细核查了刘少奇案的全部400多卷卷宗，发现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完全是莫须有的假证据。在中共中央启动给刘少奇平反工作的同时，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1980年2月29日晚，王光美全家屏息围坐在政府为他们配备的电视机前，急切等待着一项重要消息的发布。当“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十几年后第一次从播音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王光美百感交集。八年之前，身陷秦城监狱里面的她，是以“恩准”的方式得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去世三年的消息。
而现在，电视机里播出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宣告：“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党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偕子女乘专机飞抵河南开封，迎接刘少奇骨灰。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后，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不要哭！”5月19日，遵照刘少奇遗嘱，亲属将其骨灰撒向大海。
作为“文革”中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一案的平反，是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事件之一。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文革”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案有22053件，因此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最后，上述人员全部得到平反。
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刘少奇案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大部分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继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之后，中央又陆续发出了为彭真、谭震林、黄克诚、陆定一、罗瑞卿等人平反的文件。之后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的工作全面展开。继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中央又为武汉“七二○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等进行复查和平反；全国各地人民法院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全面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死刑案件，属于冤假错案的和造成冤杀、错杀的案件，都作了纠正；对“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定罪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进行了平反，落实了政策；此外，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历史案件，也在这个阶段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和实事求是的处理。纠正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一律平反改正；为在过去受到批判的邓子恢、习仲勋、谭政等人和国家及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平反；为1955年错判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造成的冤案等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六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落实了台属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此外，还实事求是地复查和纠正了30年代、4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平反冤假错案，调整了社会政治关系，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认真纠正所犯的错误，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也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建设上来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1979寻找黄金
面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里对王震说，“你要把金子抓一抓”。
1978年，中国黄金工业迎来了新的机遇。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增加外汇和黄金储备，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增加黄金的产量。他把重担再一次压在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身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黄金年产量仅为4.5吨，这个数字比1901年黄金产量4.51吨还小。此后长达20多年，黄金生产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平均年产量不足10吨，幅员辽阔的资源大国竟然是产金小国。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我国仅靠出口物资创汇充实国库的尴尬局面，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面对找金队伍的短缺和种种条件的制约，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震脑中出现：“让部队去找金子！”这不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这个想法早在周总理找他抓黄金时就有，只是那时正搞“文化大革命”，条件不成熟，现在他感到条件已经成熟了。他相信中国地质学家的意见：中国不缺金；中国缺少的是专业化找金队伍。
1979年1月，经王震、谷牧副总理同意，冶金工业部上报《关于整编基建工程兵地质支队的报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在非常时期做出非常决策。3月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给国家建委、冶金部、基建工程兵下达批示。为了加强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工作，迅速发展黄金生产，同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扩编、整编一批部队专门勘探、生产黄金。由此，一支特殊部队——中国黄金部队诞生了。狗头金是一种产自脉矿或砂矿的自然块金。这种自然块金因形状酷似狗的头形，故名狗头金。它可遇而不可求，一旦发现都会被当成宝贝存下来。
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台柜里的一块形如“中国版图”的狗头金标本，重2155.8克，含金70%以上，有着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这是武警黄金部队的宝贝，轻易不拿出示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发现这块狗头金的幕后故事——
1988年夏天，一直在兴安岭搞黄金勘探的武警黄金第五支队遇到了新的难题——随军来的家属子女工作没法安置。采矿地点离城镇太远，加之周围没有企业，随军家属没法工作。看到许多干部职工的子女老大不小了却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因此陷入窘境，职工大队大队长程延宽心急火燎。他跟几个家属子女聊天说：“你们不怕苦，我带你们到山上淘金去。”没有想到，他一说，几个家属都高兴地说：“我们不怕吃苦，你带我们上山吧。”队领导经过研究，同意程延宽的报告。就这样，三十几个家属和子女开进了小兴安岭腹地的团结沟。
这些家属们的工作区是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唯一的遗迹是附近5座鄂伦春人久远的坟墓。现在鄂伦春人早已不在这里建坟了。从坟的年代看，建这些坟的时间至少有100年。100年前他们为什么会被埋在这里，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里曾经是一个淘金点，人死了就近埋在这里。家属采金队用几顶淘汰下来的旧帐篷和七拼八凑的炊具，在这里安营扎寨。淘金是一项很重的体力劳动，每一个人都累得汗流满面，可这些家属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干出个模样来，让部队领导看看，我们也不是吃闲饭的。姚金花是部队职工姚鲜的女儿，她当时刚满22岁，也跟队来到淘金点。在分配工作时，程延宽见她勤快，干活利索，就安排她守着溜槽。那天快收工了，姚金花看到流水冲刷下的溜槽内有一块沾满泥沙的石头，她想捡起来扔掉，掂在手里却发觉分量很重。细心的姚金花把它放到水里洗了起来。这一洗不得了，手中的石头竟变成了一块熠熠生辉的金疙瘩。“金子，我发现狗头金了！”姚金花兴奋得喊了起来。在这里发现了狗头金，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既然有一块，就会有两块。那个夏天，姚金花和她的伙伴们一共采出了7块狗头金，最小的也在220克以上。沉寂多年的团结沟沸腾了。山里的老乡说，是他们感动了山神，才会得到这么多的金子。上级听说了，要把这块黑龙江省最大的狗头金拿到北京去，程延宽和姚金花他们二话没说，把淘得的大大小小的金疙瘩全部献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