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罗杰·罗伯茨经过系统研究，断定在内华达州中北部尤里卡县的塔斯卡罗拉山区，贮存有规模巨大的金矿床。1961年，大量的化学样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公司的化验室，紧跟着的钻探验证使公司的老总们眉飞色舞，第三钻便打到了80英尺厚、品位达34克的厚大矿体。1965年，卡林型——一种金的颗粒小到几微米浸染在碳酸类岩石中的具有较大远景的新类型金矿床——微细浸染型金矿床诞生了。随着这个矿床的挖掘开采，美国迅速跻身世界产金大国行列。25年后，被誉为“石头大校”的中国武警黄金部队高级工程师王世忠经过艰难漫长的求证，在金龙山“点石成金”，卡林型金矿床给中国的黄金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
这个矿区位于陕西省镇安县米粮镇东长沟村境内，位于秦岭褶皱系。秦岭有黄金，史书上不乏此类记载。秦岭遍地的矿洞向人们昭示着这儿曾经的辉煌。20世纪80年代，黄金部队领导者也将目光锁定在这里。十四支队大队人马开赴秦岭。钻井一口接一口地打，虽然也见金，但不像想的那样多，看不到任何有大金矿的前兆。地质找矿就这样变幻莫测，深不见底。如果运气好，碰到好的矿区，可以使人一夜暴富，如果运气差，打不着矿脉，也可以使人成为穷光蛋。因为打的每一尺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国家，项目成功率在5%左右。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我国地表面金矿地表矿体已经基本普查完毕，找矿难度越来越大。要在莽莽苍苍的群山峻岭中找出几十公分至几米宽的肉眼看不见的金矿脉，无异于大海捞金。
一天，王世忠在地质工程师孙书山那里看到一个美国卡林型金矿样品。他猛然想起这个矿样他见过。20世纪60年代在镇安矿区进行大会战，当时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发现了秦岭镇安县东南的丁家山马家沟汞锑矿带。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美国发现卡林型金矿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找汞锑矿，也忽略了对金矿样品的化验分析。卡林型金矿样品给王世忠以新的启示。他决定改变几十年一贯的地质找矿方法，进行逆向思维。
王世忠选择了七里峡4号异常点，确定了3条路线，多点组合取样。几个月过去了，预查组传回捷报：该地区确有富矿，最高品位达27克/吨。王世忠坐不住了，亲自带领以老工程师为核心的检查组赶赴矿区，与预查组共同布置地表施工方案，结果发现了20米厚的矿化体。王世忠很兴奋。他一直在思考：4个异常点同处一个矿带，具有同样的成矿条件。既然4号异常点如此诱人，那么l号、2号、3号呢？经过勘探，果然，两年后，1号、2号、3号异常点也发现了矿化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四个异常点所处的两座大山，不知在宇宙间沉睡了多少年，因为王世忠的执著、真诚感动了神灵，让它露出了“金”面目，昔日无名的荒岭也被命名为金龙山。
西秦岭山脉和岷山山脉地质结构为高山深切割区。矿区地处秦岭东西向构造带、松潘——甘孜褶皱系和龙门山构造带三个一级构造单元交汇的部位。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构成复杂的弧形构造，为矿物质的活化、富集提供良好的地质条件。这一地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被国内外金矿专家普遍看好，但长期未能实现找矿的重大突破。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五支地质队伍在这里找过金矿，但一无所获。
先人没找到黄金的地方，武警黄金部队能找到吗？荒凉的大山考验着官兵们的毅力和才智。整整两年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十二支队的官兵们消瘦了、憔悴了，可是，钻塔掘进的400米坑道没有给官兵们带来预期的效果。
1999年3月，30岁刚出头的郭俊华走马上任，担当起矿区技术总负责的重任。经过一连几个月的实地采样、观测、化验和研究分析，郭俊华发现，斜长花岗斑岩具有金矿化现象。但几代地质工作者都把砂岩作为这里唯一的找矿标志，并上升为一种理论固定下来。郭俊华的这一想法一提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一个刚退汗毛的人就想当哥白尼。在冷嘲热讽中，郭俊华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
1999年9月的一天，郭俊华从标本库里把曾经采来的一个“花岗斑岩”矿样揣进口袋，匆匆赶往甘肃石鸡坝金矿区和四川联合村矿区去求证。到了矿区，心急如焚的郭俊华一头扎进废弃的狭窄坑道，找寻着相似的矿样。在翻山越岭、攀援摸爬的苦苦寻觅中，他惊喜地发现，这个矿区主矿脉的矿样竟与他口袋里的矿样非常相似。他拿着采集到的标本，提出将“花岗斑岩”作为新的找矿标志，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他们在阳山矿区一口气采回了一百多件矿样，并连夜送到千里之外的支队化验室。当显微镜下的矿样切片上颗颗金粒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时，郭俊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官兵们根据新的找矿标志，确定新的钻矿地点，钻机开始了新一轮的轰鸣。2000年春天，当钻井探到预定深度的时候，终于见矿了，金矿的本来面目渐渐地显露出来，捷报频传。
2000年，武警黄金部队成功地采用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金矿钻探新工艺，布施深部钻孔18个，孔孔见矿，有的孔可推算出金矿体厚达20米。金矿资源量规模不断扩大，其中一条矿体的黄金资源量为57吨，超过特大型金矿50吨的价码，是国内罕见的富矿。
短短几年间，这里的金矿探明资源量突破百吨大关，创造了西部地区、全国乃至世界找金史上的一个奇迹。随着探测工作的深入展开，矿区总体规模还在不断扩大。阳山金矿的发现，改写了我国没有200吨以上超大金矿的历史，是我国在西部找矿理论和实践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对我国黄金工业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80民工潮
1980年，开始审判林彪和江青，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
这一年中国商品进口额200.2亿美元，占世界商品进口总额的0.98%。
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是一批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农村的改革。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
2月23日-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举行，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上，邓小平指出，党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在国内“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对外开放“小气候”——“经济特区”与国际市场对接，8月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总之，1980年，中国开始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而伴随着四化建设的开展，一群奇怪的人也开始出现。
这一群人，将自己的梦想、幸福和明天打在行李卷里，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寄居在繁华而陌生的城市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汗水不再浇灌农田，而更多的灌溉着城市——那就是“民工”。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的，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
当看到这样的悲惨镜头时，我们都有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我们先来看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与深圳：一边的人有着8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500块人民币的年收入之时，这160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年、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人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其它地方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280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1980年至1982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10%。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2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10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1983年，有15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1987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59.84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55.6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