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诺贝尔奖已经举行了75届了许多科学家与作家获得了这项崇高的荣誉，但，这些人中还活着并仍继续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其中有些人今天也在这里，我谨向他们问候并祝福他们。
根据一般的看法，占卜术不是经常可信的；今年或是以后几年，全世界（至少文明世界）将可看到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当然这并不是指世界末日，或是人类的灭亡，而是社会的新的和解，这只有在乌托邦的时代，才能看到它的先兆。那时候，诺贝尔奖将有百年的历史，足可看出它对社会生活的新秩序有如何重大的贡献。世界的祸福安危，至少在半世纪间，将可结束种种有关生命意义的争辩。
我所要讲的人生，并不是由于数亿年前氨基酸的出现，或是蕴含了种种设想而产生的人类，因这实在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我不愿做此幻想；若是自问诺贝尔奖的涵义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各种科学和文学作品，对捍卫人类会有什么贡献和价值时，那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对人类有所贡献，并获得诺贝尔奖鼓舞的人一定很多。
然而，不知有多少人曾以各种方式为人类服务，自己却不觉得，也从不期望有任何奖赏。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书，或者向学院作过报告，也没有如一般人所说的点燃起火把。这些不可胜数的、纯洁无瑕的心灵，却阻止了唯利是图精神——那使人败坏、犯罪、强暴与褊狭的唯利是图精神的嚣尘上。
瑞典学院的院士，曾多次反抗褊狭、残暴与凌虐的精神——它使强者欺侮弱者，欺侮人的凌虐被欺侮的人。这种慎重的考虑，屡次延迟了文学作品的抉择，因为有些文学作品能戕害人类，虽然不如原子弹一般，但却是恶树中最成熟的果实。我对此不想多谈，因为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伦理学家。
我曾写过诗，因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也管过图书馆，翻译过书，是文学与音乐的评论者，也曾因为不能忠于我无法爱戴的政府而失业。数日前，有一位新闻记者跑来访问我说：“你对各种工作是如何分配的？几小时写诗？几小时翻译？几小时上班？休闲时间又有多少？”我设法给她解说，人生的计划不能像工商的计划一样，现代人的危机之一，就是将休闲的时间也看作商品，尤其是青年人对这点特别敏感。
今天在这里，由于我写过诗，所以想提出一些对诗的看法。诗虽然是无用的产品，但总不是有害之物，这是它崇高的原因之一，当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所写的诗，一共6册，还有无数的译述与评论作品。有人说我的作品并不丰富，可能他们以为诗人是商品的生产者，可大量生产；但我以为诗绝对不是商品。对这一事物了解的人甚少，甚至有两位完全不同的哲学家，像理想历史主义者克罗齐③与天主教吉尔逊④都同意诗学史是不可能的。
我以为诗作为一种事物，是由于最初在民族的音乐中需要加上声音，久而久之，语言与音乐，便有所区别。于是诗文出现，但仍与音乐接近。而诗倾向于一定的结构形式，便产生了诗韵与诗句，成为定形诗。在最初德国古诗及小说中，诗的材料仍然以声音为主，但不久，在法国南部出现了与视觉有关的诗，逐渐诗亦可看见，因为它描写形象，但它的音乐性仍存在，于是二者便合而为一。自然诗的形式，大都是可见的诗。自从印刷术发明后，诗仍成为分行的，不占满空间，且有许多重复，而空白处亦有它的意义。
散文则不然，它占满篇幅，不押语韵。在这点上，诗体是较理想的小说叙述媒体。八音节的叙述体，在18世纪初期已经过时；虽然拜伦曾努力想恢复它，但半途而废。18世纪末，形式诗已不能悦人耳目，英国的白话诗与意大利的字母诗，亦是如此。
这其间经过长期的演变，自然主义与美术创作都大为退步，这实在不能详述，它的结论是如果不能创造真实的东西，便会形成无用的赝品。在玻璃橱中放着的东西或形象，连卡拉凡与雷柏曼竟都以为是上乘的代表作。
数年前，在威尼斯城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幅蒙古人的像，非常丑陋。但走近一看，却发现那不是一幅画，这不幸者竟然是个有骨有肉的真人。后来，这种尝试被武力阻止了，虽然在理论上这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但多年以来，评论家在大学讲座上宣告艺术的死亡，一直看不出它有复活的预兆。
从这类似的事实，可得到什么结论呢？显然的，一切艺术都已庸俗化了，艺术是消费品，用后就弃之如敝屣。一般人等待着一个新世界的来临，希望能从一切中解脱，包括自己的良知在内。我所引用的例子，可以延伸到数百万的青年聚在一起，听那震耳而无区别的音乐，藉以逃避孤独。为何今天的文明人这样畏惧自己呢？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那表面上虽不扰乱社会，而其实积弊丛生的疾病经常存在着。运用古代的通讯工具，我们或许无法知道这个问题，或分辨不出这个疾病来。然而千年来人类社会已飞速发展，虽然世界所有的地区，仍暗藏着许多丑恶。在现代人欲海横流的文化中，连艺术也渐趋于混乱，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大众传播工具像无线电，特别是电视，都想有效地削减冷静思考的可能性。时间的脚步一日千里，数年后艺术便会沦为明日黄花了，艺术家急于哗众取宠已成为现在急功近利的行动了。
由此可知，现代的艺术之～戏剧，已不一定是在舞台上演出，它是各种艺术的综合，它使观众、听众、读者，受到心理的刺激；制作人便是这神奇机器的综合者。他的用心，不但在支配剧中的傀儡，还要表达出剧中没有的目的，或其他的目的；这一切可说都是虚假的，对生命不抱有任何希望的。在这种神经质的暴露场合中，艺术或诗，尚有何种地位呢？抒情诗，本来是沉思与锤炼的作品，今日尚且如此，其他更不必说了。
许久以来，所谓诗人，所谓与时代合拍的诗人，使得诗成为可听可见的。在听觉方面，这些诗语句四射，像手榴弹一般，毫无真实含义，四处乱发而已；究其意义，在许多场合，都需要心理分析学家的协助。而至于诗成为可见的、可译的，在艺术史上尚属新生事物。这并非说，新诗人都是精神分裂者，我的意思是说，有些诗人能写标准的传统散文与毫无意义的假诗罢了。
有些诗，是为了面对激动的群众而写的，特别是在独裁的政体之下。这类高声疾呼的诗人，并不是没有才能。以我自己为例，事实上，这两种诗是可以并存的。一种诗能立竿见影，但过后即无影无踪；而另一种虽长眠不动，但它若有能力的话，总有一天会再醒过来的。
的确，诗像图书一样，只有少数内行人才知道它的主人。尽管不单是在书中，在学校的课文中都有诗人的大名。诗人常常不知道他真正的读者在哪里。我且引一件本人的事来说吧，在意大利报章的档案里，对于亡者名单中所提到的仍在世间而还能工作的人，往往将他叫做鳄鱼。数年前，在《晚邮报》中，我竞发现我已成为鳄鱼了，作者是评论者、翻译人、语言学家楚培第。
他说俄国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读了我的被译成俄文的诗，曾说：“这是我所爱的诗人，我愿能直接读到他意大利文的诗。”这事是可能的，因为我最初的诗，在1925年开始流行，而马雅可夫斯基，曾旅行美洲及其他地方，在1930年自尽而亡。
马雅可夫斯基著作等身，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若他真说过这一句话，我可说我的诗，是经过不可预料的迂回路程，才找到知音的。
我不相信我对诗有孤芳自赏的想法。只为少数幸福者而写作的念头，我不会有过。实际上，艺术是为大众，不为任何一个人的，但它的对象与读者，却是不可预料的。因为世界上的人口不断增加，大众的视听艺术对观众能引起一种物理与心理的震撼，但震撼后则是绝对的空虚。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我们仅能临摹或展览一双袜子（我曾穷至这地步），但绝不可能将一幅风景、一个湖或任何一种伟大的自然美景，搬到玻璃窗下来展览。
抒情诗一定会突破它的界限。诗也存在于散文之中，在一切伟大的散文里面不可能只包含唯利是图或训诲教人的东西而已。有些诗人写散文，只有外貌像散文，数以百万的诗人写诗，却与诗无任何关系，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世界不断地在演进，但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前途。大众文化的性质虽然是暂时的，但因其反应，我不相信不会发生一种反省的文化。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等待这一天吧。人生短促，如白驹过隙，而世界的生命，却生生不息。
我曾想为我简短的演讲词，定名为：在大众传播下，诗还能生存吗？这也是许多人的问题，当我深思熟虑后，答案是肯定的。正如美术领域的作品正在无限剧增中，好像灵迹一般，在一切言语与文化之中，应该说诗是不会灭亡的。
可以理解，诗对于散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奇怪的是，但丁的诗却没有引起创造性的散文，或许这在数世纪以后才会有。如果研究法国的散文，我们会发现法国的散文已失去其柔和了，因此在标准古文之下，却一下子跃进了成熟的阶段，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七人诗派虽没有形成清一色的诗，像意大利但丁时代的柔和文体作为其必然的来源之一，却不时给我们奉献出纯正的古文，成为诗的展览品。它有点新希腊诗的韵味，数世纪后的帕那斯派极力仿效，却望尘莫及。
由此可以证明，伟大的抒情诗，能死亡，复活，再趋于毁灭，但它却是人类心灵的顶峰。让我们一起诵读杜·培雷的一首诗吧。他生于1522年，35岁便去世了。他是一位枢机主教的侄儿，与叔父住在罗马多年，对当时教廷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写过许多诗，模仿过彼得拉克派的诗风。但他可能一边在罗马模仿著名纳凡格罗的拉丁文诗，一边怀念起故乡洛亚河的风景。从圣·佩弗⑤到瓦特·巴德@，都对杜·培雷写过的一首打麦诗（世界名诗之一）做过解释。方便的话，现在我们一起朗读它：你们愿以轻快的步履走遍天下悄悄摇曳着碧绿的影子我献上紫槿花百合花玫瑰花刚摘下粉红色的玫瑰花与罂粟花你们对田野呼吸向住屋呼吸我却在炎热中翻打我的麦子我不知道这首诗是否写于罗马，写于经年累积的篇简之中，由于巴德的缘故才保存至今。数百年后，却找到了它的解说人。
在结论中，我该对主题做一个答案。在现代的消费文化中，新的国家，新的语言层出不穷，在当今机械化的时代里，诗的前途究竟如何？答案可能不止一个。诗是大家都能写的，只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其次，是印刷、传播的问题，像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被焚——希腊文学中四分之三的作品，便因此而付之一炬。
今日的一片大火，便能使现在无数的诗毁灭殆尽，诗的花园，会被风暴所袭击，这是很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但这只是就那些趋势媚俗的诗而言，我更相信有许多诗集将会留传万世而不朽。
若要使古诗现代化，便要加上新的注解，那问题就不同了。最起码，诗的界限不易划定，今天的许多诗，都是用白话写出来的，许多诗都是散文，而且是下等的散文。小说家，从紫式部⑦到普鲁斯特⑧曾写出了不少著名的诗与戏剧，但许多文学史根本不提它，除非是天才，才会另成一章。
此外，如何来解说中国古诗，以抗拒一切的翻译呢？而欧洲的诗，却又拘束在原文之中。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我们自以为是在读中国白居易的诗，实际上却是在读译者威利⑨巧妙的仿制品而已。当然还有许多问题，在这里无法一一述及，结论是：不但是诗，当一切艺术进入人类生活的状况里时，自己便落尽俗尘，非同凡响了，唯有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不必问艺术的前途如何，这就好像在问遥远明天的人，能否从宇宙与人类诞生之日起，解决所有的一切矛盾一样，是没有必要的。
注释
①蒙塔莱因病未出席颁奖仪式，此为蒙塔莱的书面演说，由意大利驻瑞典大使宣读。
②此说有误。应为68届。
③克罗齐（B·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
④吉尔逊（E·C~son，1884—1978）法国天主教哲学家。
⑤圣·佩弗（Sainte·Be，1804—1869）德国文艺评论家。
⑥瓦特·巴德（Walter·Batir，1839—1894）英国作家。
⑦紫式部（约978一约1016）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姓藤原，名不可考，紫式部为宫廷中的称呼。著名的《源氏物语》为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
⑧普鲁斯特（M．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追忆似水年华》。
⑨威利（A·Waley，1889—1966）英国汉学家，以翻译中国古代诗歌而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