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他祭出一切骗子通用的招数，他开始编造谎言，包装自己。正像一个男人吹嘘自己是个柳下惠，实际上却正想骗眼前的女听众上床；一个女人吹嘘她的奢侈，多半只是为了掩饰真实的寒碜。他的家境不错早就是众所周知，现在，他安排自己再上一个台阶，他不经意在抱怨中吐露，他在电信公司上班的女友的父亲是个农民，见识低，不通人情，只知道守在煤矿，不知道享受生活。然而，在这些看似闲聊的信息中，“煤矿”这个词肯定不会被那些天天跟金钱打交道的同事忽略，并在私下传播中加以扩大和强调，最终大家都知道他岳父是一个煤矿老板。他女友在电信公司工作增添了这个传说的可信度，但是实际上，他女友跟他一样，也是一个招聘的代办员，这在电信部门，属于最下层的员工。
在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张某开始实施他的犯罪行动。
首先，他必须知道电厂财务人员的密码。这对于一位柜员来说，不算是难事。他人缘良好，善于笼络人心，他就像优秀的谍报人员，通过一些小手脚，最终拿到了密码。
然后，开始转账，先是一小笔一小笔的，几千或者一万，控制在不引人注意的范围内。他找到一家朋友开的商贸公司，借用这家公司的账户，声称他岳父在跟电厂做煤炭生意。因为白石电厂对煤的需求太大，在青州起码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或者私人煤老板在做这项生意，这不会让人觉得讶异，而且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也能够掩盖一些破绽。但是，张某的狡猾在于，他并非从白石分理处直接转账到商贸公司，而是首先通过发行的另外一个分理处：万马分理处。同样通过吃吃喝喝，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位同事作为同盟，同样声称替岳父在做煤矿生意，需要帮忙转账。
这位同事明知道这可能有点违规，但是在张某的酒肉攻势下，他无法开口拒绝。同时，张某还经常对他进行一些必要的补贴：一条中档香烟，一个不锈钢打火机，一条领带。令人惊奇的是，整个事件从开始直到结尾，这位起了重要作用的同事得到的小恩小惠价值竟然没有超过一万元。尤其是后来，当张某的“生意”做大了，转账金额已经非常庞大时，他收到的最贵重礼物，也不过是五张共计一千元的商场购物劵。不过，最后这一点反而拯救了他，因为涉案金额小，最终没有招来重刑。
张某总是一边要求这位同事帮忙，一边抱怨自己也是替岳父白打工，一分钱好处也没有，还要倒贴烟钱茶钱酒钱，他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位受气窝囊的小女婿，不想操这心，却不敢不听女友的话，不敢违背岳父的意思，然后每完成一笔转账业务，都会装作肉痛地请这位朋友吃一顿简单的火锅或者排档。这样精彩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同事可能的怀疑。张某显示了自己的聪明，精通人性，深谙骗子行业的个中三昧。
张某对自己包装完毕，拿到最初几笔小钱后，买了一辆二手车，天天开车上班下班。自然，这辆车立刻成了发展银行白石分理处的专车，当班柜员，包括营业部经理和分行行长都是每天固定的乘客，甚至他不上班的时候，营业部经理和分行行长都会毫不客气地常常征用他的车。营业部经理和分行行长都是足球迷，所以这辆车又常常在周末载乘他们一起去省城现场观看球赛，所有费用都是张某承包。甚至，当他们的关系到了某个地步以后，张某声称有旅游公司的朋友，可以弄到优惠名额，请营业部经理和分行行长的家属去九寨沟旅游，因为是“优惠低价”，所以张某就索性掏钱买单，两位领导自然也不用跟“朋友”客气，计较这点“小钱”。
就是在这些交往中，营业部经理、分行行长把张某引为铁杆、心腹、知己，关系密切得无以复加。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当营业部经理忙碌，或者分行行长在外面回不来，需要办理一些大额转账业务时，营业部经理会主动把自己的卡甩给张某，请他帮忙办理，而分行行长会打电话回来，让张某去他的抽屉中取用他的卡。自然，他们的密码对张某都已经不再设防，如同恋爱中的女人。
自由转账的所有条件成熟之后，张某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应付银行内部种种严格的事后监督和查账。
第一关，会计和结算中心。会计还好应付，他只需要把账做平，会计从账面上就看不出什么。他转账第一步在发行两个分理处之间，这具有某种隐蔽性。至于结算中心，同样的道理，主要也只查看账目是否相符，收支是否平衡，其他则很少关心。第二关，对账中心。一般来说，他们应该每十天到各网点进行对账，因为白石分理处远在城郊，路远难走，这些银行的工作人员，看来是享受惯了，所以对账中心的人都不愿下去，一般是叫下边的工作人员对了就是。这给了张某机会，他做假账，模仿签名，然后把账单送上去。没有例外，他的小恩小惠战术同样推广到对账中心，虽然不会改变对账中心工作人员的原则，但会改变他们对张某的印象，他们认为这小伙子为人不错，很难会怀疑那些精确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什么。
接下来，是事后监督中心的账目审查，这个环节看起来是流于形式了。而号称排雷行动的内控合规中心定期巡查、抽查也同样如此。他们每次去各网点巡查时，只查查营业部经理和分行行长的卡在不在，有没有给别人，这样的形式主义自然不会查出问题，而账目上也没有什么破绽。同时，他们每次到白石的时候，张某都会提前做好准备，不仅是账目上的准备，还包括精心的接待工作。白石的河鱼、土鸡和酒，辅以麻将，每每叫这些去检查的人员大呼不虚此行。
最后一关，银行行政监管中心。同样，这个环节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张某对自己的包装完全迷惑了这些监管人员。他最初买的不过是一辆廉价的二手车，没有引人注意。虽然后期张某开始奢侈起来，有一些异常，但依然没有刺激他们早已麻木的神经。
就这样，在一年时间内，张某像蚂蚁搬山、老鼠偷油一样划走了一千三百多万，最后，像一曲戛然而止的乐章，电力系统严查小金库，波及这笔资金，电厂财务人员打电话给分理处，准备提取部分现金。因为提款金额大，所以要预约。这对张某来说，是晴天霹雳，没有任何选择，当天晚上，他逃离青州。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三个月后，张某被缉拿归案。事情至此，似乎可以像所有的普通犯罪案件一样，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正如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一句话：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翅膀太过耀眼。张某缔造了青州的一个犯罪传奇，他一无权二无势，完全凭着一点小聪明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影响极大、牵连极广的大案，很多人因此身陷泥淖，不得不进行自我救赎。所以，张某的故事虽然告一个段落，但是另外的故事，却刚刚开始。
首当其冲的是张某白石分理处的同事，案发后他们大多被拘押审讯，或多或少会因此承担连带责任，尤其是营业部经理、分行行长和万马分理处帮助张某转账的那位同行，立即被逮捕，等待法律的惩罚。然后，是另外一些必须为此承担相应责任的人：发展银行青州分行行长、发展银行西川省分行行长，还有电厂总厂厂长等，他们这些人，才是这个案件中的大人物，将对这个案件的走向和最终判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有了另外的故事。
据说发行有一个硬性规定，无论什么样的案件，金额超过一千万，发案的分行行长必须就地下课，而省分行行长也要承担领导责任无条件免职，并且要追究失职渎职责任。正是这个规定，一下子将市省两位发行权力人物推入绝境，尤其是发行省分行行长，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他那个职务，价值超过一千万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但是现在，他们似乎只能眼睁睁地被这个一千万硬性规定击倒。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或者具体一点说，体现了两位行长的个人能力和个人能量。两位行长私下达成攻守同盟，决定由青州分行行长出面来力挽狂澜。
正像那句歌词唱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同样的道理，也没有想不出的变通办法。两位行长清醒地认识到，一千万这个硬性规定是套在他们脖子上一条解不开的绞索，他们要逃生，首先必须要解决这个一千万的问题。规定是总行制定的，各分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哪怕是西川省分行行长也无可奈何，他们绞尽脑汁，最后找到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把涉案金额降低到一千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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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划走的金额是一千三百多万，但这一千三百多万用途各有不同，有些是借给了朋友，有的是张某自己奢侈消费，有的是用于各种投资。青州分行行长希望把一千三百万分成几块，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分解，然后分别定性，有的是挪用，有的是贪污，这样，出问题的金额就可以限定在“安全”的一千万以下。同时，为了让电厂配合，被张某挥霍没有追回的部分，发行可以私下补偿电厂四百万。这就是发行两位行长制订的自救方案。补偿几百万在他们看来，犹如毛毛细雨，对张某判多判少，对损失追回多少，跟保住他们的行长职务相比，更是如同片羽之于泰山；而电厂一方，因为是小金库，也希望涉案金额越小越好，整个事件影响越小越好，立刻同意并支持这个意见，共同的利益让发行和电厂空前的团结。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青州市检察院的态度了。
“青州发行行长施展浑身解数，动用各种关系向检察院做疏通工作，电厂厂长竭诚配合，发行省分行行长也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影响。面对蜂拥而至、三教九流的说客，检察院面临空前的压力，同时，电厂和发行都是青州举足轻重的大户，于是，检察院把整个案情上报到市委市政府。”舒万里迟疑了一下，缓慢而直白地说：“正是从这里开始，这个故事的主角换成了当时的青州市市委书记和青州市市长，也就是当时的杜士诚书记和师北蓉市长。
“这个时候，青州市委市政府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杜书记和师市长从大局出发，从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决定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放行。检察院得到暗示，在定性上做了一些倾斜和调整，整个事件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一千万的红线不复存在，发行的领导责任由青州分行行长完全、主动承担，他顶了这个雷，被免职，省分行行长不会忽略他的牺牲，最多一年甚至三五个月，他就会复出起任其他同样重要的岗位，权力不会受损，只会增加。这是一种默契的交换。商业领域的干部也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
“作为补偿，或者说是一种交换条件，发行西川省分行行长承诺在资金上对青州进行倾斜，在项目上进行支持。
“事情到此，除了一点点还不算违规的操作，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一只鸟的旁边常常有另一只鸟，或者像中国古话‘祸福相依’一样，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故事最后渐渐演变成为一出……悲剧。”
舒万里说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似乎“悲剧”这个词并不恰当，或者他不愿意由他来下这种结论，但这个时候他的话已经像一辆加速的火车头，无法停止。
“因为只是几位权力人物之间的一种默契，是一种暗箱操作，省分行行长的承诺肯定无法形成书面文件，同时，这个承诺还有期限，一旦完全结案，就不会再对发行省分行行长具有约束力，青州地方政府要兑现这个承诺，必须拿出像样的项目，寻找充分的理由和合适的平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爱乐手机登台。
“这是师市长在西部博览会上达成的意向项目，因为爱乐公司自身资金上有一定缺口，也因为青州给予的招商引资条件不够吸引人，所以一直没有进入实际实施阶段。这个时候，师市长经过对青州当时所有招商引资项目进行综合比较，决定利用这个‘承诺’对爱乐手机这个项目进行扶持，信息传递到爱乐公司，他们自然喜出望外，于是爱乐手机青州公司正式启动。
“发展银行向爱乐手机提供了一亿三千万低息贷款，但是这一亿三千万贷款的抵押物，是青州政府提供给爱乐手机的一千亩低价土地，也就是说，爱乐手机只用很少一部分钱，就搭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舞台。如果不是后来销售出现问题的话，爱乐手机青州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完全可以成为某种资本运作的经典案例。更加万恶的是，因为资金缺口实在太大，爱乐公司后来又向发行追加了一些贷款，其中八千万由青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这是典型的杀猪心理，爱乐公司抓住青州市委市政府急于上项目的心理，通过有力的公关，最终让青州市委市政府当了这个冤大头。
“幸好，国资委主任孙明亮心中明亮，虽然无法对抗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权力意志，却在最后关头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用的是青投集团下属的江桥公司担保。
“然后的一切，就是报告上写的那样，爱乐手机市场不好，销售出现了问题，进而停产，欠薪，最后造成青州市委市政府的被动，工人们常常来市政府上访，这两年一直如此。”
舒万里叹了口气，摇摇头，结束了这一番长话。他本想从容、冷静一些，把自己置身事外，但不由自主流露的调侃和饶舌，透露了他的某种立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掩饰。实际上，这也是他这几天就考虑过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跟新市长沟通的方式。虽然，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倾向和态度，会显得不够成熟老练，但这有什么？他并不惮于在新市长面前显示自己的幼稚和直率，而且，这似乎是他的必然选择。
无论如何，林云来到青州，他成为新市长的秘书，从此就肯定打上了某种烙印，这是官场中的基本规律，除非他拒绝这个新工作--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他索性赌这一把，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市长身上，因为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所以他刚才话中才会无所顾忌地提到青州前市委书记杜士诚和现市委书记师北蓉。当然，他也考虑过，拿林云和师北蓉比较，师北蓉毫无疑问拥有更多的优势，尤其是在目前的西川官场，年轻、理论水平高的干部比较吃香，像学院派、团委系之类，在少壮派的省长严宇赏识和扶持之下，每每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如果舒万里可以选择站队，毫无疑问他会选择市委书记，但是作为一位小秘书，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命运既然把他跟林云捆绑在一起，他现在就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市长身上，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得到新市长的信任和看重，如果林云不赏识他，一切皆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