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作为军神形象，被列入国家祀典，始于唐高宗上元元年。斯时大唐疆域辽阔，物阜民丰，一代英主李世民留下的文治武功，余威犹存。其时与孔子文庙并峙的武庙里，主祀是姜太公，关羽仅为陪祀。且莫小视这个陪祀，它为此后关羽成为中国的武圣，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在唐以前历史上，猛将如云，兵家如雨。仅就汉代及三国而言，论谋关羽不及韩信，论勇关羽难敌吕布，但韩信头上长着“反骨”，而吕布则是朝秦暮楚的“三姓”（丁原、董卓、王允）家奴。盛唐皇家所以激赏关羽，自是倚重其忠义的品格。
在华夏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神只常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心的法宝。中国历来有一个得道升天的道教的天堂，和一个生死报应的佛家的地狱。道教为东汉人张陵所创，张陵俗称张天师，“天师”之位，由其子孙世袭罔替。作为舶来品的佛教，抢先将关公推向神坛，这就不能不引起“国产品”道教的酸溜溜的忌妒。道教徒们似乎一直在等待机会，想出师有名地把关公请进他们的道观。
也算天助道教。宋真宗时期夏辽不断兴兵南侵，危及北宋朝廷。笃信道教的赵恒，不思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反在一班佞臣的撺掇下，整日装神弄鬼，靠道徒手中的拂尘去驱妖禳魔。这位说假话从不脸红的皇帝，竟伪造上天命符，把玉皇列为国家奉祀的偶像，且谎称轩辕黄帝因他“善修国政，抚育下民”而下凡，并称轩辕是赵姓始祖。他敕令“天下梵宫并建圣祖（轩辕）宝殿”，以求取得百姓对他所编造的各种谎言的认同。更为荒诞不经的是，他与第三十代道教天师张继先，心领神会一拍即合地共同臆造了中国造假史上最“杰出”的谎言--“关公大战蚩尤”。
东汉以来，盐铁一直为朝廷所专营。关羽故里的解州盐池，向为朝廷的财政支柱。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因连岁旱魃为虐，盐池水涸，致使皇家税收锐减。解州官员不敢隐瞒，如实上奏朝廷。真宗即派大臣吕夷简到解池祭祀。吕至解州后，夜做一梦，梦见上古时被轩辕杀死的蚩尤，怒冲冲曰：“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来此主盐池，于民有功，于国有益。今朝廷崇以轩辕，立庙于天下，吾乃一世之仇也。此上不平，故竭盐池水。朝廷若能除毁轩辕之殿，吾令盐池如故。若不从，竭绝盐池，五谷不收……”吕夷简返回京都，将梦中所遇报奏真宗。时有佞臣献言，说蚩尤乃邪神，张天师足可擒之。真宗驰诏张天师进京，共议讨蚩尤事。张天师在宫中画符焚之，须臾披甲佩剑的美髯公关羽浮空而下，真宗便命关羽去战蚩尤。不几日，捷报驰来，蚩尤大败亏输，盐池产盐如初……
这等今人听来啼笑皆非的故事，却被写进《广见录》、《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等书中，且将关羽战蚩尤描绘得有根有蔓，极尽曲折惊险。然而，正是这“天字第一号”的谎言，关公才堂而皇之地成为道家的头号尊神。
昏君兼杰出的书画家宋徽宗赵佶，同他的老祖宗赵恒一样痴迷道教，并自诩他是“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让朝臣们尊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敕令在汴京及全国诸多城市修建道教宫观，且设道官二十六等，与朝廷官员一样领取俸禄。他不惜民财，大兴土木，运太湖石到汴京修建皇家园林，《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情景，便是此公“德政”的真实写照。他在位时，曾四次谥封关公：先“忠惠公”，而“崇宁真君”，而“昭烈武安王”，而“义勇武安王”。尽管赵佶这位书画大家，为关公画的帽子愈来愈高迈，越来越华贵，但关老爷的大刀似乎不屑保佑这位昏君。赵佶最终被金太宗完颜晟掳走，沦为阶下囚，封为“昏德公”，郁郁客死他乡，魂栖北疆边塞……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虽将汉人视做劣等族种，但对关公却推崇备至，也许是因了元世祖忽必烈尊佛尚武的缘故。
出身卑微、既当过放牛郎也曾剃度为僧的朱元璋，可能深悉关公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他于鄱阳湖大胜陈友谅、完成实现皇帝梦的关键一役后，便精心编造出关羽率十万阴兵助他致胜的“天方夜谭”。明成祖朱棣在关羽事上的想像力，也像其父皇一样天马行空，在他御驾北征雅失里时，曾煞有介事地向三军宣称，关大王正率兵为大明军队作前导，定能所向披靡……
朱明王朝的神器承传到神宗朱翊钧的手中时，皇权政治固有的兴衰周期率，眼看又要应验。十岁即位的神宗，成年亲政后，长年深居幽宫，只知纵情声色，不见廷臣，不理朝政，致使阉人专权，特务横行。加之天灾频仍，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百姓甚至易子而食。斯时，明王朝历代“积压”下来的皇子皇孙多达十万余人，却无一愿意降低生活标准，个个仍是锦衣玉食。有这么多的巨口大张之兽，百姓哪堪重负！专制政治，向来都是力图把百姓的灵魂关进笼子，锁入地牢。为消民冤，神宗对关公采取实用主义，又将关老爷抬出，妄图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去麻醉万民的神经。他在位期间，曾三度大封关公：万历十年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十八年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再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对关羽夫人及其二子乃至周仓，也封后、封王、封公。
清兵入关前，满人对关公的崇敬度，毫不亚于汉人。满族除将关公当神灵祭祀外，皇太极还命人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作为八旗官员及将领们的必读书。史称“千古一帝”的康熙，深知满人政权要扎根中原，实现他“耕凿九壤同”的政治主张，必须将满文化融入汉文化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则非佛非道，乃是儒家学说。儒学历经封建时代的种种变异，早已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并由此沉淀转化为一种文化形态结构。儒家毋须与佛道两家争夺关公，因关公本身就是儒家学说最忠诚的实践者。清统治者大概深悉，“大树特树”关公的忠义仁勇的形象，对巩固其政权会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康熙在位时，巡曲阜，临解州，谒孔子，拜关庙，并御题“义炳乾坤”的匾额悬于解州关帝庙之崇宁殿上。他的儿子雍正和爱孙乾隆，也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之圭臬，崇孔尊关的程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肃清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公评价“不到位”所造成的“流毒”，乾隆甚至还专门降旨，对陈寿展开了“革命大批判”，诏曰：“……陈寿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谓公……”其时，关羽已被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一样，列为国家春秋两季的举国大祭，并以朝廷名义颁发统一祝文，规范大祭时的规格……
在清政权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间，从顺治到光绪，历代皇帝曾十数度对关羽进行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年），对关羽的封号登峰造极，可谓旷古未有。今天，当我们读着这“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长达26字的尊号时，在被关圣的威严压得难透一口气的同时，有谁不会感到，即将灭亡的清王朝，当时却把汉语中最珍贵、最美好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字眼，皆一古脑儿地加在了我们的关老爷身上了！
中国朝野共奉关羽，如果说宋元是发展期，明代是盛行期，那么清代无疑是鼎盛期。在明清两朝，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我们玩味：李自成揭竿，白莲教起义、义和团举事，袍哥会暴动，他们对关老爷，或当做军神叩拜，或当做旗帜挥舞，或作为偶像去募兵买马……在朝野双方敌对的这副大棋盘上，并没有因“楚河汉界”的阻隔，而影响同拜关公的“合作”与“联动”。这种“国粹”现象，在世界史上，恐为鲜见。另有一种情状也值得我们咀嚼：自宋以还的关帝庙里，有道士主持，也有僧徒念经，作为儒家代表的政府官员，不仅参入春秋大祭，还负责协调关庙的管理……像这种三教归一的祭拜场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恐也是独有的奇观。
就这样，关羽在儒、释、道三大教派的共奉中，在朝野上下的同尊里，被一朝一朝、一代一代的人们神化了。这诚如一副楹联所云：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称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着，真所谓荡乎难名。
在旧中国，宗法观念、纲常伦理渗透于社会道德与生活的一切领域，任何事体都要在“礼”的框范下，分个三六九等。人死之后皆要魂归泥土葬入坟墓，但因逝者生前的身份地位不一，不仅墓的规模判若霄壤，且在称谓上也要分出贵贱尊卑。庶民之墓叫坟，王侯之墓曰冢，皇帝之墓谓陵，圣人之墓称林。古时虽有不少先哲贤达被誉为兵圣、书圣、诗圣、画圣、药圣、茶圣等等，但墓被称为“林”者，仅有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因关公又曾被封谥为帝君，故其墓还能同时以“陵”谓之。
历代统治者，对修建孔庙向有严格规定，文庙只能建矗于县以上的城镇。因信仰关公的善男信女多如恒河沙数，这就使得当权者对关庙事极难作出硬性规定。于是，自南陈、隋朝以来，关庙逐年有加，及至明清，关公已是英名妇孺知，庙食盈寰中，香火遍天下。
在遍布神州的大小关庙中，从建造意义及建筑规模而言，有四座最为着名。关羽殁后，有“身定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里”之说。孙权以王侯礼葬关羽尸骸于当阳的墓地，后人称为关陵，当是关公最早的庙宇之一；曹操葬关羽头颅于洛阳的墓地，关公成为武圣后便称为关林，与曲阜的孔林可堪伯仲；运城常平村的关帝家庙，原为武圣故宅，在此建庙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始建于隋的解州关帝庙，是历代皇家及大臣朝拜关公的圣地，经宋明清三朝不断扩建，其庙宇之轩昂，殿阁之雄伟，文物之珍贵，为海内外关庙之最，享有“武庙之祖”的称誉。
打开清《京师乾隆图志》，我们会惊讶地看到，那画有关帝庙的标志密密匝匝，触目皆是。当时仅城内专祭武圣和主祀关帝的庙宇就有116座，加上京郊的关庙，不下二百余数。富丽堂皇、飞檐点金的紫禁城，是皇帝后妃、龙子龙孙居住的场所，斯时竟也设关庙四座。在这红墙禁地，身披绿袍、正襟危坐、左手捋美髯、右手持《春秋》的关帝雕像，以其凛不可犯之姿，更平添了大内中的威严。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园”的圆明园，云飘碧空，绿溢幽径，亭轩错落，回廊曲折，假山叠翠，竹篁摇荫，喷泉溅珠，湖波潋滟……但在这样一座中西合璧、本是皇帝休闲的园林内，竟也建有六座关庙。这说明皇帝即使在游也豫也之时，亦不敢轻慢关公，以祈武圣佑其国祚……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昔年京华春秋两度大祭关圣时，从二百余座关庙中飘出的那一缕缕紫烟，会将京都的天幕濡染得朦朦胧胧，冥冥淡淡，那些真正信奉关圣信徒们的心灵，当会被那紫烟驮着、举着，悠悠忽忽地飘进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宫瑶池……
斯时，京都这般尊关，泱泱神州，处处也复如斯。《承德故关帝庙碑文》中记曰：“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视文庙。”此系指官方尊关，而大量地方史志无不佐证，明清时的中国，不论是汉文化圈内还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山陬溪畔，还是天涯海角，凡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几乎村村寨寨都立有关庙。《天山客话》中载：“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
如果说一座大的关帝庙就构成了一个小的信仰圈，那么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关庙，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疏而不漏的关公信仰网络。
神是早期人类蒙昧无知的产物。在旧中国，当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呈示出种种异兆、人们茫然难得其解的时候；当巨灾大祸骤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处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又无法抗御的时候；当外寇入侵烧杀抢掠、统治者只顾酒地花天、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望敌兴叹的时候；命运的缰绳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中的芸芸众生，总是请出他们心目中的神。百姓辄以神的超力，作为脆弱文化心理的支架；也辄以神的超世关怀，来慰籍破碎呻吟的灵魂。笃信关老爷乃“青龙转世”的人们，自会把悲天恤民的关公当作心目中包打天下，神力无边的偶像。
遍览宋代以还的史乘方志，披阅明清以来的宣卷稗说，采撷轶散民间的传闻，有关关公“显圣”的记述及碑文，俯拾皆是。如果将之搜集起来编纂成册，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书山。大而言者，关圣常能降妖护国、平寇破贼、除瘟禳灾；小而云者，极富人情味的关爷更能体恤忠孝、断决疑案、掖善惩恶、示医疗疾、佐学举仕、佑人发财，甚至惠及黎庶的娘生日孩满月。
在《解梁关帝志》中，关圣“救水厄”的记载，被描绘得神乎其神：“（明朝）隆庆年间，广平府淫雨浃旬，山水暴涨，浸入东门，城中男妇嗷号，震天动地。顷见城上云雾中，关圣一脚踢倒城门楼，橹门以填实，略无罅隙，用是雍住水头，城得不没。”
明朝末叶，日倭屡犯我东南沿海，武圣伏倭的故事，被渲染得玄之又玄：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狂攻福建仙游城之南门，门内有关庙，有人见关帝将城门锁住，匹马单刀与敌鏖战，倭寇辙乱旗靡，一败如水。俟守城官卒入庙祭拜时，但见关帝像汗水涔涔……同年，倭寇数度滋扰江苏太仓，太仓城内，亦有关庙。每当寇来，“城内白雾漫空，如有神护”，令倭贼杯弓蛇影，趑趄不前……而关圣于鹏城（今深圳）近海，大胜东洋船队“一役”，更被岭南百姓夸张得颊上添毫，勾魂摄魄：明时为御倭酋，鹏城设立军事城所。某年冬夜，月黑风高，一队东洋战船，从大亚湾偷袭鹏城。时鹏城军民已进入黑甜之乡，眼看日倭下船登岸，鹏城即遭血洗。忽然，立闪裂空，惊雷滚地，豪雨似瀑，梦中军民，悉被惊醒。众人仰望云端，只见赤面关公，龙盔虎靴，身跨赤兔马，左有白脸白袍白马的关平相伴，右有黑脸黑袍黑马的周仓相随，共率天兵天将，凌虚杀向倭寇船队，搅得海水呼啸，惊涛摩天。俄顷，日倭船队，帆折舟摧，葬入深海。须臾，天开云散，月朗风清，关帝驾返天宫……
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满了华夏民族陆沉的羞耻，兵败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标”，曾把轩辕子孙的尊严剥个精光；那一纸纸割地赔款的条约，曾像切菜刀般将四万万同胞的心削成碎片。面对列强残酷的洗劫、洋佬野蛮的屠戮，不甘为刀下鱼肉的中国百姓，在呼佛佛不应，唤道道不语的情状下，关圣成了他们惟一的保护神。
在抗日战争中，关帝在全国各地显圣的传说，又不绝如缕。据传，日军团山田司令率兵进犯解州时，曾数度炮轰解州关帝庙而不能击中。山田大惑，进庙拜关帝并抽签，卜问能否渡黄河直取西安。摇出的签上竟写着：“过河不难，兵马死完。”山田怒火中烧，抽刀欲砍关帝神像，刀刚出鞘便断为两截，这日军团司令骇得魂飞魄散，刚出关帝大殿，便倒地而死……香港出版的《武圣堂集》中，载有这样一则奇闻：1942年，日空军狂炸南宁，市民妇孺，多避入天主教堂，认为日军不会轰炸外国教会。谁知教堂亦不能幸免，炸弹当空而下。市民扶老携幼，冲出教堂往市郊疏散，日军飞机追踪射杀，并向人群中空投炸弹。但枚枚炸弹皆被电杆上的霉旧电线托住，未能着地爆炸。事后，有人说其亲眼看到，日机轰炸时，当空有一红面长髯骑马的巨人，将炸弹一一双手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