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那些难以历数的关公显圣战敌酋的故事，大都有发生的时间地点，目睹者有名有姓，有的甚至还是名人。但今日观之，我们敢断言它们无一不是当时的人们凭借想像力而杜撰的。明代倭寇偷袭鹏城时的帆折船沉，抑或是台风骤来所致；江苏太仓几度白雾弥漫免遭寇袭，大概也因气候因素。至于其他关帝显圣御敌的故事，抑或是有人故意假托虚言，来激励民众之斗志……
关羽在抗战时期，确实也曾起到过某种特殊作用。前些年，我在沂蒙山采访时，曾同当年山东纵队的几位老敌工人员交谈，他们皆说关羽的威名厉害，是当时瓦解伪军的锐利武器。那时，我军经常印刷关公“身在曹营，夜读《春秋》，心存汉室”的图像，秘密散发，并在关公像下印有这样的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汉奸和伪军也是中国人，无所不在的关公信仰也曾烙在他们的“胎记”上，这就为争取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可沟通性及可趋同性。作为人，他们当中除罪大恶极者和死硬分子外，关羽的震慑力，常能唤回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也确有不少伪军因惧关公或投诚或反正，以求将功折罪……
纵观关公在国难当头时的“显圣史”，无疑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种缩影。有些传说虽然是那样荒诞不经，但它们仍不失为我们这个民族用屈辱和生命写就的一份特殊的带血的文化遗产。
宋元明清时，在百姓心目中，关公是神格最高贵，神职最多样，神性最正派的神灵。黎庶每逢遭际疑难之事，总是敞开心灵的门扉，从各自灵魂的秘密甬道里，将关圣恭请进来。
在长白山莽莽的原始森林里，来自汾河之畔万里为病母寻药的孝子，曾在关公的庇佑下，觅得一棵千年“双头娃娃参”；在江南水乡泽国，当肆行无忌的瘟疫就要吞噬万千生灵的时候，关圣也曾秘授“三字谶语”，让百姓贴于门户而驱走了瘟神；在京都阴森恐怖的大牢里，因抨击奸相严嵩而即将被秘密处死的忠良苗裔，也曾在关圣的搭救下，逃出虎口魔掌；在偏僻的山野，一黄卷青灯、苦读寒窗的农家学子，因将关帝塑像耳内的蜂巢清除，而深得关爷的垂怜，关夫子遂在这学子的梦中讲解《春秋》奥义，致使这学子在乡试、府试中联榜及第，殿试后又被钦定为翰林……而在神州每一个角落，恶人歹徒因丧尽天良遭关爷刀劈的传说，更是不可胜记。
关公成了旧中国各个阶层竞相尊崇的神灵。贤臣良相敬其忠，武夫劲卒尚其勇，侠士豪杰慕其义，田夫野老尊其公，村姑慈妪崇其正……
曩时，“商贾”并非是一个光彩的字眼儿。在百姓眼中看来，是“无商不奸”；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对商人的评判就更为尖刻了。曹植在《乐府诗》中云，“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刘采春在《啰贡曲》中道“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假如说三国时有七步八斗之才的曹植，将视名利如浮云的巢父、许由捧到了天上；那么中唐时的大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则将被利欲薰黑了心的商人贬至骨髓：“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可谁能料到，自明代以来，大义参天的关夫子，竟成了商旅们顶礼膜拜的财神爷。
明朝以前，华夏大地作为一个诸多神灵舞蹁跹的国度，商贾们也曾供奉过两尊财神：武财神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帅），文财神比干。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是周武王的宿敌，死后方被姜子牙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此公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位正神，专管“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但这武财神在荣登封神榜之前，曾有过剜抠不掉的“历史污点”：《搜神记》中载，赵公明是有名的瘟君，曾率疫鬼三千在人间传播瘟疫。彼“瘟神”当武财神，在百姓看来，他只配当棺材铺老板的同伙。比干是大暴君殷纣王的叔父，曾位居少师，主管过朝中财政。比干见纣王嗜杀成性、荒淫无道，曾数度冒死直谏。纣王的爱姬妲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九尾狐狸精”，被比干视为国事日非的祸水之源。妲己装病卧榻，言只有比干的“七窍玲珑心”，方能疗她之疾。须臾离不开妲己的纣王，全不念君臣之义，叔侄之情，竟将比干的心肝剜出，当草药让妲己服食……比干虽是耿介之臣，但将之尊为文财神后，百姓却并不认同，常讥讽那些“重利轻别离”，丝毫无“邻里情”的商贾，供奉的是位“少心无肝”的残疾之神。
自宋以来，商贾们见社会各界人士对关公的崇拜趋之若鹜，而他们尊奉的文武财神，在民众眼中却有着或“政治”或“生理”上的缺陷。商旅们在自惭形秽之余，想将关圣尊为财神，自在情理之中。但将“一剑万人敌”的武将尊为财神，实在是文不对题，神不符位，必需胪列出若干明正言顺的理由方可。能将算盘珠儿拨得噼啪啪响的商人们，当然能从历史的纸页里及民众的口碑中，剔爬出关圣能当财神的论点及论据。
关羽当年身陷曹营时，曾将曹操给予的厚赠，记录得丁一卯二，所得俸禄的使用，也日清月结。辞曹奔刘时，关将曹赐的金银布帛悉数留下，并附有一本“收、支、转、出、存”的分毫不爽的账簿……这等弊绝风清、不饮盗泉的仁义之士，可谓天下无二。有此论据，商贾们自会理直气壮，尊神有名。
流播于晋陕荆楚民间的那些关于关公的美丽传说，当然也不会从那一双双极善捕捉商机的灵敏的耳朵边溜走。有一则传说，不能不使商旅们喜上眉梢。关羽督荆州时，有一名唤王三的乡亲，前来拜望。“官大不藐乡邻”的关羽，设宴款待后，问王三因何来荆。王答来荆投奔关府，是想借关爷威名做点杂事儿。关羽以为王三前来“跑官”，遂正色道：“汉室弊端乃卖官鬻爵，奔走权门，关某公道直行，绝不作这等偏私之事！”王三见关爷曲解己意，忙说他身怀酿酒绝技，欲在荆开一酒店。关羽听罢，点头称妙，并助资让王三开张。分手前，关羽一再叮嘱：“荆州一地，好酒无多。尔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切记商海无涯诚作舟，贾山有路信为径。”酒店办起后，王三铭记关爷教诲，造酒时精择其料，在工序上也不惮其繁。故而所酿之酒，开坛后香飘街巷，荆民皆争购之。这时，有三五泼皮无赖，冒充关羽亲兵，来酒店索金讨酒，王三一时拿不出巨金，酒店即被砸烂。关羽闻知，派人侦缉凶手归案。嗣后，王三酒店，生意愈发兴隆。为感关爷大恩大德，王三遂将关羽像挂诸酒店正堂，一时间，荆地商家皆仿效之，关羽俨然成了斯地商贾的保护神……
有了这些演义和传说中所传递出的理由和依据，将关圣尊为财神，有谁还敢置喙！
近些年，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了向旅人展示昔年晋商曾创造过“富甲海内”之奇迹的窗口。看到那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堪称第一流的豪宅阔院，游人会以为晋商的发迹地是在晋中平遥一带。可当我翻阅宋明时的文献时，却明白无误地得知，晋商发祥地不在晋中，而在关羽的故里晋南运城。运城解州盐池，在宋代曾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半。皇家为确保解池盐税不“跑冒滴漏”，曾派一秉大公的包拯到解州主持盐政。明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觊觎中原，明王朝在北疆屯兵多达86万之数。军需物资的采购曾一度落到晋商的头上。斯时北疆边关封锁，晋商的一斤盐有时能从外蒙古人手中换得一匹马，如此高额的利润，大大肥了部分晋南的商人。晋商富后为官，官后复又经商者，代有其族。官商一体，代代累富的晋南商人，为后来晋陕两地的巨商联袂登上中国商业舞台，谱写了嘹亮的序曲。清代，晋商设立“票号”，不仅一度控制了全国金融，而晋陕各地商家还组成了一个个有分有合、实力庞大的商贸集团，与我周边国家开展多边贸易。从明初至清末，晋商成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头牌演员”，长达五百载之久，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堪称奇迹！
晋商所以能长期“飞黄腾达”，除了精明过人外，他们一直信奉的财神爷关公，也的确时时刻刻在道义上给他们以嘉勉、激扬、规箴与警策。关公的“仁义”，是晋陕商家们抱团成伙的粘合剂；关公的“诚信”，则使晋商机智却不油滑，热情却不虚伪，重己而不排他，决不为眼前蝇头小利而掂斤播两背信弃义，这就使得鼎兴时的晋商，具有关羽大将般风度的大商家之心态。
晋陕商贾发财之后，又在当时经济发达的一些重镇和商埠，建起座座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就像当今城市中一些银行、电力、电讯等国家垄断行业所建的大楼一样，都是在当地最能显示富有、阔绰与财大气粗的标志性建筑。这些会馆，也如同当今五星级宾馆的多功能厅一样，可派多种用场。商会既可在此议事、休闲，也可演戏酬宾，还有一个商家们不可忘却的功能，内设关帝庙，大摆其谱地拜祭关公。商家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成为财神的关圣，又涂上了一道道色彩绚丽，璀璨夺目的光环……
连文人雅士、黎庶百姓曾嗤之以鼻的商贾，也将关爷请出当了财神，至此，我们的武圣人，也就成了一位多内涵、多外延、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的“全能之神”！
十年“文革”是个理性晕眩的年代，也是个既“造神”又“灭神”的年代。
以某文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台锣鼓，古老的中国上演的一出空前的荒诞剧拉开了帷幕。继而，风雷鼓板阵阵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变成了一个发疯的大舞台。一群群声称要主宰新世界的人们，“急急风”似的卷进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封资修”。在神州的每一座村落，百姓的灶神被换成领袖像，农家的神龛上被改贴为“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
在诸多关庙中，都曾镌有这样一副楹联：“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关羽先岳飞而成神，后孔子而为圣。着述《春秋》的孔子与实践《春秋》的关羽，作为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总代表，在誓把旧世界砸个天翻地覆的“文革”中，势必会首当其冲，其文化遗存也必会在劫难逃。但这文武两圣，在那场“造神”与“灭神”的浩劫中，遭际却有所不同。
“文革”伊始，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来自首都的“造反干将”率全国各地红卫兵，先是怒冲冲地将孔庙中的孔子雕像及一些碑碣石坊砸了个稀里哗啦，又气呼呼地窜进孔林，不仅将孔子墓掘地九尺，且把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之坟头刨开，撒骨扬尘……
在关公故里解州，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来自京城和各地的红卫兵潮水般涌至关帝庙前、气冲牛斗地呼喊“砸烂封建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时候，解州的红卫兵及民众，组成了一道道水泄不通的人墙，不准任何人冲进武庙，动关爷一根毫毛。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长达46天，后接中央指令，解州关帝庙终得以保全。
近几年，我到东南沿海一些城乡，了解关帝庙在“文革”中之遭际时得知，乡村中的小关庙与北方一样，在“文革”前就或坍塌或拆除，其庙之檩梁多在58年大炼钢铁时，被投进炉膛，付之一炬。但作为文物古迹而留存于文化名城和重要商埠的关帝庙，在“文革”中几乎没有遭到多大的冲击。
在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大毁灭中，关帝庙侥幸逃脱浩劫而“硕果仅存”，武圣关羽也未像孔老夫子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狂遭口诛笔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革”现象。对此，当今的文化人会有各自的“哥达巴赫猜想”式的推理和演算。
我们感受生活时可以充满激清，但思考时必须具有理性的冷峻。
国人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却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份外，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品格。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历史与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的刽子手们，可以让文人“挂笔”，令歌者“封喉”，可以冻结精神原野里的全部耕耘，但他们手中的屠刀，却绝不可能将国人代代薪尽火传所凝炼成的道德与文化的链环，全部斩断。
在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人格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式。由个人一系品行和操守构建成的“人格长城”，是黑风吹也吹不倒、浊浪冲也冲不毁的。关羽的高尚人格，虽在陈寿《三国志》中有所记述；虽在罗贯中《三国演义》及元明清大量戏曲中，有着多侧面多角度的刻画；虽还在三国以后历代诗家那汗牛充栋的诗词歌赋及楹联中，极受赞誉，但在旧中国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看来，对关羽这尊雕像的塑造，仍有阙如。
昔年，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和君子，应立身、立业、立德、立言。前“三立”关羽自具之，而“立言”在武将关羽身上，却是“一大空白”。宋明清以来的文人，对关圣“立言事”，可谓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以梅兰松竹喻人格，向为中国文人的笔墨传统，那就让武圣画画竹子。画竹亦有雅俗之别，那就让武圣画风竹雨竹；画风雨竹亦有轩轾之分，那就让关夫子的风雨竹以“竹叶组字成诗”。这样，不仅可使武圣的所画之竹标新立异，亦可让关夫子跻身诗家行列。关夫子《风竹图》曰：“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雨竹图》云：“大业修不然，鼎足势如许。英雄泪难禁，点点枝头雨。”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中载，关圣竹诗石刻，于明宣德年间，在徐州创铁佛寺地下挖得。至今，关羽竹诗碑刻在运城、荆州及山东的肥城均有遗存。关羽“风雨竹画”的来历虽众说纷纭，但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还是将关羽作为中国竹画的鼻祖收录进去。
山西运城博物馆藏有关羽的十二字篆书石碑四块。古碑上书有：“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关羽何时又成为书法家的，正史无记载。但南宋着名哲学家、教育家、“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却对十二字篆书为关圣所书深信不疑，并赋《篆迹赞》诗四首，对“关圣语录”，极力推许。据传，这四句话是关羽写给儿子关平的。今天读来，人们会觉得，这与我们的开国领袖勉励青年人时的题词，异曲同工。
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似乎只有在哲学上有所建树，方可传之久深。周公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孔子作《春秋》，述《论语》；老子有含宏万汇的五千言《道德经》，庄子有汪洋恣肆的《秋水》、《马蹄》、《逍遥游》……武圣关羽在理论上也应有自己的套数，方能昭彰后世，泽被万民。宋明清以来，伪托关公的着述，堪称累累若若。流传最广泛的有《关帝永命真经》、《忠义经十八章》等，这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合辙押韵、便于流传的着述，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德与人格，是包罗万象的人生与道德的宣言。现在读来，除却其中因果报应的迷信成份、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简直可以成为当今社会公德、做人准则的普及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