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这一点而言，称这一阶级为无生产或不生产，似乎是不妥当的。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仅生一男一女来代替父母、延续人类而不能增加人类数目的婚姻，我们不能称之为不生儿育女的婚姻。同样，我们也不能称这一阶级为无生产或不生产阶级。生育三个儿女的婚姻的确比仅生育两个儿女的婚姻更有生产力，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后者为不生儿育女的婚姻。同样，农民与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的确比商人、制造业工人与工匠的劳动更有生产力，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后者为无生产或不生产阶级。
第二，无论如何，将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视为家仆，同样是不妥当的。
家仆的工作并不能延续雇用他们和维持他们的基金的存在，这一基金完全是由主人付出的，家仆的工作大都是随生随灭的事务，其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其没有偿还这种费用的可能。相反，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却自然而然地固定并实现在可卖商品上。因此，我将家仆归于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之内，而将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归于生产性劳动者之内。
第三，无论根据什么样的假定，指出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同样是不妥当的。
持这种学说的人常常说，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如果我们将他们的话表达得更确切些，他们则是在说，这一阶级的收入等于这一阶级所生产的价值。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想到，这一阶级从这个收入节省下来的部分，必定会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
第四，如果农村劳动者不节俭，不能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就不会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相反，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商本能地比地主和耕作者更趋于节俭，他们则会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
这种年产物的增长方式有两种：提高社会能够雇佣的有用劳动力的生产力；增加有用劳动力的实际雇佣数量。前一种方式的提高取决于两点：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劳动者工作所用机械的改进。由于分工更细致，因而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比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更简单。所以，用上述两种方法可以将前者生产力提到高得多的程度。相比之下，生产者阶级并不具备优势。
正如上述学说所下的结论，只有雇用有用劳动的资本增加了，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才会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则来自于收入——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借出人的收入的节省额。那么，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商本能地比地主和耕作者更趋于节俭和储蓄，他们就会雇佣更多的有用劳动量，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商业国和工业国能够比无工商业的国家享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
重农主义者提出，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完全由其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构成，在相同条件下，商业国和工业国的居民的收入最多。非常明显，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商业或者工业的进口，其居民生活资料的数量就多于本国土地所能提供的。这样，没有土地的城市居民只要通过劳动，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天然产物来维持生活和发展产业。这种状态使城市与邻近的农村的关系更像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
例如，荷兰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就是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活牲畜来自霍尔斯廷和日兰德，谷物来自欧洲各国——荷兰用少量的制造品得到了大量的天然产物。
可见，工商业国用少量的制造品购买大量的外国天然产物，而无工商业的国家则恰好相反。一边是用少量出口换取大量进口，另一边却是用大量进口换回少量出口。显然，前者的居民比后者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
综上所述，尽管重农主义学说存在着许多缺陷，但其比其他众多的政治经济学学说更接近于真理。
因为，尽管重农主义学说主张与土地相关的劳动才是惟一的生产性劳动，但这个学说也提出，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无法构成国家财富，国家财富是由再生产的可消费货物构成，并且使其最大增长的惟一有效办法是完全自然、自由和公正的体制。这个论点的公正性得到了大量追随者的支持，而且支持者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将制造业劳动定性为不生产劳动。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无论哪一个国家的贸易，最大、最重要的都是城乡之间的贸易。城市居民的生产材料及生活资料依赖于农村的原生产物，而以一定部分制成了的、适于目前使用的物品送还给农村，作为原生产物的代价。这两种人之间的贸易，最终总是以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前者越昂贵，后者必越低廉；在任何一个国家，提高制造品价格，就会减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因而就会妨害农业。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或其价格所能购买的制造品量越小，这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必越小，对地主改良土地和农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产量的鼓励亦必越小。此外，在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原生产物的最重要市场，因而就会进一步妨害农业。
所以，为了促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就这一点而言，其矛盾也许比重商主义还要大。重商主义为了鼓励制造业及国外贸易，而不鼓励农业，虽使一部分社会资本远离较多利益的产业，而支持较少利益的产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产业。反之，重农主义者的学说，却从本质上妨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
如此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地把社会上大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地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远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这样做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
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赋予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和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几乎难以做到。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也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全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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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斯瓦·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出身于地主家庭，长期行医，174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49年任路易十五的宫廷医师。
魁奈主要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经济表》、《经济表的说明》、《经济表的分析》、《重要考察》、《关于手工业劳动》、《关于工商业利益和所谓不生产阶级生产性的纪录》、《关于货币利息的考察》、《中国的专制制度》、《人口论》
弗朗斯瓦·魁奈的经济表关系图
魁奈提出“纯产品学说”，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他认为，财富就是物质，就是使用价值，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农业中生产的农产品除去种子（生产资料）和工资（生活资料），剩下的产品是纯产品。能生产纯产品的农业是生产的，从事农业的人为生产阶级，而工商业不能生产纯产品，因而是不生产的，从事工商业的人是不生产阶级。农业之所以生产纯产品是因为自然力参加了工作。他设计了经济表，说明社会资本如何在三个阶级（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地主阶级）间生产和流通，其中还把资本区分为原预付（开办时的基本投资）和年预付（每年支付的投资）。他的经济表是他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完成和体现，他把社会资本的生产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把货币仅看作流通手段，考察了各阶级收入的来源、资本与收入的交换、商品与货币的交换、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的关系等。当然，经济表中也有一些错误和缺点，但这个经济表仍足以体现他最富创见和最有天才的思想。
魁奈的土地单一税理论的内容
魁奈的赋税理论的意义表现在他以重农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税制改革，唤起对专制王权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他的土地单一税理论主要有：
魁奈提出土地单一税主张。认为赋税的根据不在于赋税协助权，而在于封建的君主共有权。在间接税方面，应以葡萄园税代替饮料税。
认为纯产品的源泉在于农业。农业是惟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创造“纯产品”，其他部门包括工业生产在内，都不生产“纯产品”。这是重农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对纯产品征收直接单一税，是负担最轻的赋税。
提出土地单一税理论的原因
关于土地单一税的理论，因为魁奈只把花费在土地上的劳动，也就是从事农业的人看作是生产的，只有农业能生产出“纯产品”，因而主张只对土地的收入收税的土地单一税制。《赋税论》中说，“关于赋税落在哪些对象身上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总是落在同一个原本上，因为总是靠土地收入来支付”，“把赋税的分配重新调整，采取负担较小的征税形式，绝对不向农业本身征税，而只是向农业提供的收入以及靠农业收入维持的各种工作征税，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的税，结果都是由土地收入负担的”。他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说得更加明白：“租税应该对土地的纯产品征收，为了避免使征税费用增加，妨碍商业，和不致于使每年有一部分财富被破坏，租税就不应对人们的工资和商品征收。同时也不应对租地农场主的财富征收，因为一个国家在农业上的预付，应当看作是不可动用的基金。”魁奈的这个论点虽然是不妥当的，但对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美国的亨利·乔治也主张土地单一税，并在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承认是受重农学派的影响。但他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魁奈主张土地单一税制，是为了简化赋税的征收机构，节省征税费用，减少土地所有者的负担，以保持土地私有制。乔治则认为由于社会进步而提高的地租，应由单一税来征收，以便进一步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单一税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结果也和魁奈所预期的相反，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指出：“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