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间夺嫡之案，前已叙述。至雍正间，复于诸王多所戕杀，旧时因避时忌，不暇细考其曲折，鲜不以为即夺嫡之余波，颂世宗者且以为能代故太子报怨矣。不知夺嫡之魁为允禩，雍正初尊以亲王，任以总理，极意联络，事实昭然。后来变计，在《实录》情节不备，论者益无所征信。唯事结于曾静劝岳钟琪反清，与吕留良著书排满。诸王同为圣祖之子，岂有党附于反清排满之理，何以并为一谈，此必有故。昔时《大义觉迷录》为禁书，细阅者少，改革后大事研讨，则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于雍正朝，必以不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于诸王；指摘之文字，则在曾静笔录。吕留良乃其学派之牵涉，因治及反清排满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视也。此事余别有《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述。唯允禩辈前尚身预夺嫡，罪状允禩者犹为有说。至世宗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前以保护太子闻，则有功于嫡；后又不入允禩等案内，则无嫌于世宗。只以甘心闲散，不欲预闻政务为罪，至夺爵禁锢以死。此事可作一补叙，知世宗有难言之隐在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圣祖崩。十六日丁酉，颁遗诏。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极。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释服，移居养心殿。十二日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陈奏。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此为加罪诸王府官属宾友之始，而适以诚亲王开端。惟[唯]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牵涉立说。陈、杨与耿藩旧事，久已消释，今忽重提，其实追憾诚王之得圣祖欢心，由于陈、杨之以学问为辅佐。
世宗当时相形见绌，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证如下：
清宫《文献丛编》第三册载戴铎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云：“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件后记云：蒙批：“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又蒙批：“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谕。
戴铎十启，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之事。世宗即位以后，令铎汇录原文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不过明铎时时望己作帝，而己则时时斥绝之，以见其并不与铎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谕语气，岂是实行斥绝，所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证以十启中前后各件，可以味其意旨。
第一启，五十二年，略言：“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皆其所以为难。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一段）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谮，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久著，更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似应见而俱加温奖，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二段）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本门之人，受主人隆恩难报，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三段）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沈[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见[现]？顷闻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至意。更求加意作养，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为督、抚、提、镇，在内为阁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未尝非东南半臂也。（四段）以上数条，万祈采纳。奴才今奉差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妬[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蒙批：“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世宗奖铎语为金石之言，又自明其无此意，不但无此意，且视为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其余事实俱不辨，则言行不相符，已显然矣。盖所谓金石之言，唯第一段，世宗后来所持态度，颇与相合，故知其最为心赏。唯所言英明之父，不露长则恐见弃；过露长则恐见疑。此种心理，岂是视为苦事而欲避之；苦欲避之则不露长而听其见弃足矣。即其处兄弟之间，欲不以气焰使人生畏，蹈废太子之覆辙，亦非避事之语，而奖之为金石之言，皆言行之矛盾也。第二段要结名誉，是当时诸王所争趋之路。世宗手法独高，所不屑为，若循铎意，以此博臣民之共赞，是即过露长而使英主生疑也。此段必非所谓金石之言也。第三段见世宗在当时干预各部各省闲事，以招声色货利之奉，与诸王相等。以取赂而有所左右，右者以贿得之，自不以为恩；左者以不纳贿失之，则必抱怨。此亦未尝非金石之言。但可知世宗未正位以前，招权纳贿，是康熙诸王积习。后来亦自言在藩邸时举动，乃别有故，以后不许诸王借口仿行，亦可与铎说参证。第四段可知世宗于门下人，借与赀财，令其捐纳得官，广树党羽，岂非事实。党世宗者有年羹尧、隆科多两人已足，而年、隆两人各不相知，戴铎又何从而知。故雍正元年，铎尚言恐年羹尧与十四王西边有事，己愿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则固不知羹尧专为世宗防制十四王也。
第三启，五十五年，略言：“奴才路过武彝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蒙批有云：“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
第四启，五十五年，略言：“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田石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看。谨启。”蒙批有云：“你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道人谈祸福，为阴谋储位明证。图书匣双层夹底，中藏启本，又极称其谨慎。此其暧昧妖惑，在史书皆作不道论。当时允禩之于相士张明德，与此何殊？圣祖方议允禩之罪，而世宗以大欲所在，效其尤而加甚焉。“视为大苦，避之不能。”此等口头禅，固亦示戴铎辈不必拘泥矣。
第七启，五十六年，略言：“奴才数年来受主子高厚之恩，惟[唯]有日夜焚祀，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近闻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蒙批：“你在京若如此作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的还利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等谕。
此启可见戴铎之无知识。当五十六年，十一月间正十四王子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之日，故谓正在静听好音。而都门颇有传言，即传言允禵之已默承储眷耳。因此请世宗代谋台湾道缺，在海外屯聚训练，冀作一岛反抗嗣君之计，且表明不事他人，赖此一着。此岂知世宗之心。世宗于西陲早置一年羹尧，允禵此去，正落其度内。此固非戴铎所知，但戴铎辈此时已心索气绝直思据台湾以作雍邸孤忠，直可笑可鄙之至。以上各启，世宗若真无幸心，每启皆可斥绝，或竟举发之，安有此迭次批谕乎？
世宗于允禩诸人，从夺嫡案中，已相形取得胜利，知前此力图夺嫡者，更无再得储位之望。而允祉则前以保护太子，为圣祖所心重，又以踊跃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其实效修书之力者，乃陈梦雷、杨文言二人。杨尤身负天算、律吕绝学，为圣祖自命独有心得而举世罕及之事。此实世宗所最忌而无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于陈、杨。其原委撮叙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