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蒋宅午饭后即赶往中国银行。当时经理留在上海，接待我的是姓蒋的会计主任。他说：你们的存款正是我们一件为难的事，因为贺司令已经通令九江各银行，凡有敌军存款，必须检举报告，如果隐藏不报，即以通敌论罪。我说：我所存之款都是化名，并无第五方面军的户头，怎能认为是敌军存款？银行方面如感困难，即请开一汇票，汇到上海。蒋说：这个巨大数目汇款，很容易使人注目，将来遇到检查，我们银行免不了责任，所以不能照你的要求办理。我只好说，那就过些时候再说吧。
次日晚间蒋介石总司令部的陈公博到蒋君羊宅中访我。交谈中，陈公博首先问我陈调元和我个人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说：陈总司令是识时务的人，对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信心，他这次出兵之时，曾向官佐说过，此次作战不比往日内战，革命军是有主义的，咱们是无主义的，最后无主义的必然失败，有主义的必然胜利。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认识已经有了基础。我个人认为，革命军此次北伐，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占领湖南、湖北和江西，今后闽、浙、苏、皖当然也可能继续占领，再过两年就可能统一全国。但是与其处处用兵，既消耗人力，又消耗国家的资财，故不如不战而胜。今者陈总司令已倾向革命，正好因势利导，引其归来，则安徽可以和平而得，更可以为其他各省作一表率，则此后战争可减少，而成功更可迅速矣。陈说“对、对”。我又说：我们第五方面军还有少数存款存在九江中国银行，我临来时，陈总司令曾言道，革命军此次北伐，当然财政是困难的，你到九江之后如果看到革命军与我们诚意合作，即可将款拨给革命军使用。我个人希望你们暂不动用此款，将来合作到了再进展一步时，蒋总司令自可酌量发还一部分或全部，那不就更显出革命军伟大么？陈公博说：李处长是否愿到庐山见蒋总司令？我说：不可，庐山的新闻记者多，我来九江的消息，一旦透露，为南京所闻，则不但于陈总司令不利，且于合作前途将产生重大阻碍。我为什么不待陈追问存款就先行承认呢？因为陈和我谈话时，在轻描淡写中忽然向我问道：这次来九江，除了谈合作之外，还有其他任务没有？我就体会到他已得到中国银行的报告了。与其待他追问，何如开诚相见。况且我总认为合作是大事业，款项是区区小事，不能因小误大。
陈公博
次日，陈公博来访，一见面便笑着说：蒋总司令对于陈总司令的诚意，十分相信，不久这里就有人去安庆作更进一步的联系，李处长可以先回安庆，咱们再会吧。次日我便乘商船于夜间12时到达安庆，进了行辕与秘书长史凤儒先见了面，将我在九江几日经过，简单地向他谈了。史说：孙联帅对咱们总司令已产生怀疑，至于你去九江之事，对任何人不能说出，切切。少顷，陈调元睡醒，我即到他卧室，报告此行经过情形。陈调元说：你能平安返回，甚好。其他之事，暂且不谈，款项未取到，这也是必然之事。
次早，我还未起床，即大口吐血。我曾经得过肺病，此次因身处危境，心力交瘁，旧病发作，病势很严重。陈调元安排我在安庆医院就医，住了半月，病势不见减轻。病中史凤儒和总部朋友不断到医院看我，然均不谈陈调元对大局有何表示，只听说孙传芳与东北军联络，准备反攻九江，仍以陈调元担任反攻主力。我思前想后，顾虑更深，病益加重。陈调元乃让我和凤阳关监督刘宇民先回蚌埠养病。我在蚌埠医治半月，渐好一些，但是仍虚弱不支。在蚌埠更不知道陈调元作何决定，只有刘宇民秘密向我说，范参谋长化装由安庆去过九江，联系到什么程度，则不得而知。只听说联帅去北京与张作霖见面，张作霖已应允出兵，帮助联帅反攻九江。陈总司令还到南京谒见过联帅，当时山东督办张宗昌也到了南京，张与陈总司令本是最好的朋友，张宗昌很直率地向陈总司令说：你不要上了蒋介石的当，他利用你，也不过一时，最后你也要被他消灭。陈总司令指天誓日地说：我因安庆方面与九江接近，不能不与之浮面周旋，只要联帅准备反攻，你们东北军肯大力帮助，我仍是作反攻九江的前敌部队。我在蚌埠听到的全是这类消息，心中益感不安，在春节的前一日即回到天津过年，以后关于陈调元在安庆的消息，更形隔断。
过了不久，张宗昌竟把凤阳关监督撤换，刘宇民也回到天津。由张宗昌这种动作看来，陈调元可能是向革命军倒去矣。我同刘宇民都住在天津租界，因为陈调元动摇的消息已为北方公认，所以我们二人在天津也不敢多活动。到1927年夏初，陈调元才正式改挂青天白日旗。在这几个月间，陈及其所部投靠蒋介石的情形，我就不得而知了。
陈调元常对朋友说：咱们北方朋友，多抱宁折不弯心理，我则抱宁弯不折心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必失败。看他一生行动，跟他的心理大致不差。
(李海秋)
孙传芳与洪兆麟的勾结
1924年革命军北伐之前，陈炯明时反时复，孙中山先生最后还是将他打垮了。陈的悍将洪兆麟曾一度收编陈的残部自任总司令，企图在闽粤东山再起。但人心已失，谋划无成，洪只得步陈之后赴香港做寓公了。洪在去香港之前，曾语其部将谢文炳(绰号白麻子，湖南衡阳人，当时任洪部军长)说：周道膄先生几次写信叫我投向革命，我都拒绝，当时我总觉得对不住陈老总(炯明)，不想今日一败如此，我真无脸面见江东父老了。但我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去香港后，仍当致力于旧业之恢复，当与孙中山再决一死战，与诸君共图大业，横行天下，不负此躯。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上海倡议建立江、浙、皖、赣、闽五省联盟；吴佩孚则控制冀、豫、两湖，与孙传芳互相呼应，意图抵抗革命军北进。孙传芳以陈炯明新败，其残部多散处闽、粤两省，如能收编整训，仍是很大一股力量，可以起牵制革命军的作用。但孙传芳对陈炯明几度投向孙中山先生颇感不满，而对洪兆麟很感兴趣，因此不断派员与洪联系，唆使洪兆麟重整旗鼓，设法收编陈炯明原有部队，在闽、粤拖住革命军，如能共同将革命军打垮，许洪以闽粤两省地盘。洪当然心动，认为有孙传芳之援助，自己东山再起的企图大有实现之可能，因向孙提出三项条件：(一)暂拨三个师由洪指挥，俟洪收编工作完成后，三个师仍归还孙传芳；(二)需予洪以饷械之支援；’(三)革命军如进攻洪，孙传芳有义务攻革命军之后，以资牵制并收夹击革命军之效。孙传芳对洪所提三项条件一口应允，并央吴佩孚派人作证。同年4月初，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盟会议，邀洪参加。洪从香港乘外轮去上海转南京，恐途中遇意外，化装为一阔商人，西装革履，化名为冯虎山，随带便衣卫士六名，副官二名，以防不测。中途某日中午，忽有一茶房模样之人进入洪卧舱，鞠躬向洪说：“请洪司令午餐。”洪正卧床上，闻来人呼其为“洪司令”，猛然坐起，并反手欲从枕下取手枪自卫。不意来人乘洪坐起之际，已速发三枪，弹弹均穿腹而过。洪倒卧血泊中，来人复开第四枪自击其头部毕命。船上大哗。事后查悉，击洪之人系革命党人韦德。洪死后，孙传芳在南京为洪大开追悼会，广州革命军政府则隆重地在追悼韦德。报上天天披露洪被刺消息，其说纷纭不一。白麻子谢文炳与洪兆麟小同乡杨亿云有私交，事后曾详函将以上诸事告杨。1943年笔者作客宁乡凫山杨亿云家，杨出示谢之来信，故笔者对以上诸事，能知其梗概。又据杨说：洪兆麟对周道艘礼甚恭，周曾几度去函劝洪投向革命，洪虽拒不从命，但每次必回周以重礼，以表示对周之尊重。洪在早年曾参加洪门组织，显贵后仍不忘本，故其部下亦多洪帮分子。洪常以“忠”“义”两字笼络其部下，故后来一般人对洪之评论，多谓其虽赋性粗暴，但粗暴中亦不失阴谋诡诈，因此逞雄于一时。
(文选之)
周荫人与孙传芳的关系及胶东事变
入闽前周荫人和孙传芳的关系
1922年2月孙中山派李烈钧、许崇智分兵两路北伐。5月中旬许崇智之一路赖世璜、李明阳等部进入赣南。江西督军陈光远一方面派兵在大庾之青龙墟、黄龙墟、板棚下等地抵御北伐军的主力；另一方面连电向北京政府告急。北京政府以蔡成勋为援赣军总司令，率其所属之第一师援赣，实际是以蔡代陈。6月13日蔡到江西，15日江西督军陈光远即行辞职。陈行前保原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旅长周荫人为第十二师师长。是时北伐军已进抵吉安以南地区，因雨势甚大阻碍了军事进展。嗣以广东陈炯明及其部属熊略、洪兆麟、陈炯光、叶举等背叛孙中山，围攻越秀山总统府，北伐军内部涣散，有一部撤军回粤。周荫人遂乘机收复赣州，嗣又与沈鸿英、常德盛等三路会攻许崇智于瑞金，将许部驱逐入闽。自蔡成勋部入赣后，周荫人部已反主为客，局促一隅，感到抑郁不快。适徐树铮在闽与许崇智、王永泉等联合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北京政府以原驻宜昌一带的孙传芳率所部第二师为援闽总司令，以周荫人率所部第十二师为援闽副司令，联合进军驱逐徐、许、王等。孙传芳与周荫人系留日士官学校同学，又是结拜兄弟，关系异常亲密。早在1917年周荫人在第十一师当旅长时，率部到湖南岳州去作战；两个月没有音信，孙传芳的老婆即到庙里求神打卦，为周占卜吉凶，由此一端，即可说明孙、周之间的私人感情之深。孙原感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无什么发展前途，同时吴佩孚也不愿孙传芳部驻在这一带，梗于吴的势力之间，孙亦早希望活动一块掌握实权的地盘，只是感到人单势孤，难于成事，既得到这样的机会，又有周荫人部合成一伙，声势便浩大起来，自然兴高采烈。他于1922年10月将部队集中武穴，陆续经江西进到闽边。周荫人部首先开到闽赣交界的杉关一带。孙、周两军取得联系后，周军在前，经光泽、邵武，进驻南平。孙军各部亦陆续进入闽境，以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即进驻福州。这时徐树铮已逃，许崇智退到闽南。孙、周合力驱逐了第二十四旅王永泉及第四旅王永彝部，又击退了臧致平、杨化昭等部。以后与驻漳州的粤军和平交涉，允拨开拔费若干万元，使之退出闽境。福建省绝大部分地区遂为孙、周占据。时孙任福建督理，驻福州；周任闽北护军使，驻南平。
孙、周入闽后的矛盾
孙、周两军进入福州以后，北洋政府即发表孙传芳为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那时，周荫人仍指挥部队与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在闽南作战。孙传芳部第二师之一部与周荫人之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驻扎福州。因为孙以王永泉原来的部队番号扩充了第二十四混成旅，周荫人十分不满。他说：我在前边打先锋，你做了督理，又扩充了部队，我算是干什么的呢？后来孙传芳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冲突，遂让出督理一职给周荫人，自任闽粤边防督办。他这时已有伺机图浙、向外发展的阴谋。孙于1924年秋率部攻入浙江，1925年秋又进据江苏、上海等富庶之区。同时江西、安徽两省军阀均通电表示拥护他，便自封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浙苏皖赣四省都称孙总司令，独福建周荫人仍称孙督办，割据了福建的地盘。由于孙、周之间的利害冲突，感情逐渐破裂，貌合神离。周荫人不仅名义上保持特殊化，当其他四省军队都改换为联军的军装、符号时，独福建仍旧是原来北洋陆军的服式和模范团式的帽章(两穗嘉禾中间一个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同时孙对周亦表示不满，且常见于辞色之间。
北伐军入闽，周荫人退出福建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带一部分军队自潮州、梅州趋向闽南。闽军周荫人本拟先发制人，编成四个军，分为八路，向广东进攻：计第一军以张毅的福建陆军第一师组成，以李芳池、田宝銮两个旅为第一、二路，由云霄、诏安攻潮州；第二军以第三师李凤翔两个旅、一个骑兵团、一个卫队营组成，以曹万顺、杜起云两个旅为第三、四路，由上杭攻蕉岭；第三军以第十二师第二十四旅刘俊部组成，以第二十四旅之第四十七、四十八团及第十二师骑兵团等部队为第五、六路，由永安趋大埔；第四军军长周荫人自兼，以孙云峰旅与王晓轩之卫队团手枪营以及新兵团等为第七、八两路，作总预备队。实际上第一师、第三师都非周之嫡系，人数共约2万人，所谓四军八路只是虚张声势。部署已毕，周荫人即率直属部队进驻闽粤交界之永定城。中路刘俊部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广东境内的松口，张毅部亦进入粤境饶平一带。由于李凤翔师的两个旅长曹万顺、杜起云在上杭地区倒戈，以致全军溃败。二十四旅旅长刘俊于败退中在永安县境之橘溪为民团击毙。周荫人在永定被围，缒缄逃出，时为旧历九月十日(头一天是重阳节)。周率100余人走荒僻小路，11天无消息，到了永安，才发电报与所部联系，并由永安退往闽北南平。何应钦部约九个团轻而易举地进入福建。周荫人在南平停留月余，复经建瓯、政和，越过仙霞岭由庆元、龙泉到达处州(丽水)。
周原驻闽南的嫡系部队尚有三个旅，此外还有第一师张毅部亦向福州转进。已倒戈投向北伐军的周部第二十三旅旅长李生春为图扩充自己的势力，没有阻拦闽南之周嫡系部队安全进入福州，但驻福建海军部队却将张部截击于乌龙江以南。张部因背水无援，为何应钦部消灭，张毅被俘杀。周原自兼第十二师师长，其第二十三旅旅长李生春兼福宁镇守使和福建省防司令，因没有当上第十二师师长等原因与周早已产生矛盾，事前即已接洽投北伐军。此时省城福州陷于混乱。周部在省城的三个旅和一个卫队团拒绝了李生春的劝诱，自福州经罗源、福鼎过分水关，退入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