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荫人在福建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搜刮七八百万元，在永定失败后就想挟财逃跑。到龙泉以后，除了原驻南平的第三十混成旅以外，探知尚有几个旅正沿海岸向温州撤退，他即经处州(丽水)到温州去等候部队。在温州聚齐以后，将所有部队改编为第十二、十三两个师，第二十九、三十两个混成旅，还有卫队团、手枪营等直属部队。这时原浙江地方部队第一师陈仪、第三师周凤岐等部均已投降北伐军。北撤途中阻碍尚多，即分三路战备行军北进：中路由蒋起凤率第十三师经乐清、黄岩、临海、天台、新昌、嵊县趋绍兴；东路在台州(临海)由周荫人率第三十混成旅及卫队团等直属部队经宁海向宁波；西路由苏埏率第十二师及第二十九混成旅经处州(丽水)、金华、兰溪向杭州。中路在新昌、东路在宁海、西路在兰溪均遭遇到北伐军的阻击，尤以兰溪、宁海两处战事最激烈，在宁海城曾打得三进三出，双方伤亡都很重。东路的情况是出于周荫人意料之外的，他原估计沿海可能较为安全，自己就选择了这一路，配备兵力亦较少，结果险些遭到溃败。以后闽军全部集中绍兴整顿。1927年2月浙江危急，闽军即经杭州沿沪杭路步行北撤(铁路于孟昭月部撤退时破坏)。在松江以南之松隐、金山卫之线打了一仗之后，于3月20日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成功的前夕，退出上海，经真如去浏河乘轮船撤退江北南通一带，沿江布防。这时周荫人曾打电报给孙传芳要求下野。孙回电有“吾弟下野一层万非所宜，兄近日与各方均不通电，即变相下野”等语。同年6月间因张宗昌部在津浦路线战事失利，联军全部亦自沿江防线后撤。闽军即经海州、赣榆等地退入山东境内，沿胶济铁路高密、胶州一带驻扎。
胶东事变及日军入侵济南
周荫人部退至胶济路线以后，周见大势已去，乃决心下台。临行之前，把部队领导权交给第十二师师长陈以燊，周以自己不便对孙传芳唱三花脸，乃暗示陈于他离开之后，部队可另寻出路，保存实力，如果形势有利还希望再卷土重来。他到天津住了一个时期，复到大连度他的寓公生活去了。这时闽军的番号是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约2万人。陈以燊素知周与孙传芳貌合神离，矛盾很深，而张宗昌部队形同土匪，也不甘与之为伍。正在寻求新的出路之际，适有陈之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王梦弼、李乐宾衔冯玉祥之命在青岛策动军阀部队倒戈投冯。他们与陈搭上关系以后，于是年7月初，由冯玉祥任命陈以燊为国民革命军西北援鲁军第××路总指挥兼第三十九军军长，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为第四十军军长，所有旅、团长均依次递升为师、旅长，另外还有赣军第九混成旅李德铭部亦一同行动(李与陈亦系保定一期同学)。陈在胶州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投冯之后即将青天白日旗扯起来，随又将高密以西的铁路予以破坏，在驻地张贴打倒张宗昌等标语。地方上国民党组织亦出头配合宣传活动。事变以前即有孙传芳总部参谋张锐霆秘密驻在高密县电报局内侦察闽军情况，他即将该部队倒戈情况报告给孙传芳。孙传芳、张宗昌得到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孙即调动胶济线部队向高密前进；张宗昌亦调驻青岛祝祥本的部队向胶州前进，并命白俄军在青岛四方厂赶装铁甲车一列向陈军进攻。陈等原估计悬挂国民革命军旗帜以后，孙、张可能仓皇由济南撤退黄河以北，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
事变初起，日本驻青岛部队即借口维护胶济铁路交通，保护日侨及胶济沿线的日本权利，开出兵车一列向济南侵犯，在高密车站停留数小时等待高密以西铁路的修复。日军沿途张贴布告说“如有侵犯日本帝国利益和对日军有不利行为者定予膺惩”，措词极为蛮横无理。胶济沿线城市日本人开设的商店(实际都是间谍机关)，都在车站安置锅炉给日军供应开水。陈以燊派人与日本军官联系，对方傲然不理，只说：让通过也要过，不让通过也要过。有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军官还独自去高密城里的电报局给海州一个日本商店发电报，实是借故寻衅。
陈以燊仓皇分兵向济南、青岛两个方面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抵抗。但部队由于连续几年作战，转徙几千里，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服装械弹也得不到补充，已精疲力尽，均表示如再作战没有信心；冯玉祥部队远在鲁西，取不上联系，后路无援。陈即下令离开胶济线南撤，避免作战。这时士兵和下级军官因为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不愿意再掉头南去；同时对于联军还有些旧感情，认为冯玉祥对部队少恩寡信，生活过于严酷，他本身都穷苦得没有办法，当然更没有力量接济别人，归他改编害多利少；且陈以燊任职不久，和大多数军官还没有建立起感情，人心不附。在此之前，即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携械潜逃，听到南撤的消息后，逃亡者日多。连、排长们即找营长叙说这种情况，不宜轻易南调。驻扎在高密、胶州之间的第二十九、三十混成旅的旅长徐松林、梁春圃等到高密见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陈说利害。陆即召集旅长以上军官共同会商。大家一致要求陆殿臣领衔给孙传芳打电报表示服从，声明倒戈是被陈以燊所愚弄，为势所迫，实非得已，并立即将青天白日旗卸掉，表示诚心。这时有线电报已被截断，即由一个参谋到车站，利用铁路电报线发往济南。陈以燊得知这种情况，仓促随赣军李德铭的第九混成旅逃到鲁南转往开封去了。被破坏的铁路很快即修复起来，日军已经侵入济南。孙传芳得到电报后，即乘专车到高密来安抚部队。旅长以上军官都到高密以西一个小车站塔儿堡去欢迎孙。孙到高密召集军官讲话，说：高密、胶州部队这一行动，张宗昌曾怀疑是他授意为之，险些对他有不利行动。他把诸军官训斥了一顿之后仍回济南。这次事变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事变平息后，地方上已出头的国民党员亦纷纷逃走。
孙传芳、陆殿臣对周荫人部将的剪除
事变平息后，孙传芳任命陆殿臣为第三军军长，统率闽军全部，开到济南整顿。张宗昌知道闽军与孙传芳关系不好，他于陆殿臣到济南之后，即大肆拉拢，先为陆举行盛大的宴会，接着即给陆送去一份兰谱，结为盟兄弟，认同乡(陆为泰安人)。陆在胶东事变之际，曾向张打电话表示好感。张亦回电说：“陈逆狂妄，人神共愤，幸赖贤达，旋即底定，甚盼来省，见面畅谈。”所以这时往来就更为密切了。陆本是一个无能鲜耻之人，只是因缘时会，当上了军长，张宗昌给他几个钱就跟着张跑。但第十二师以张宗昌声名恶劣，不愿与之接近，仍对孙传芳表示拥护，至此无形中周荫人旧部分成两半了。
孙传芳、张宗昌以胶东事变影响很大，除了为首的陈以燊已逃走之外，要追究严惩附和陈最力的人以镇服各部。旅长周学孔素来对冯玉祥治军方法表示钦佩，对投冯主张较力，旅长王云岳对张宗昌祸国殃民深为不满，曾在高密贴标语揭露张宗昌的种种罪行。且两人性格比较刚直，对陆殿臣平常不甚敬重，遂被陆检举为事变中的首要分子。孙传芳碍于周荫人的情面，不好亲自下手杀周的旧部，遂对张宗昌说：“我在济南系属客居，连个监禁犯人的地方都没有，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看着办好了。”张宗昌即将周、王两旅长捕杀。周为北洋第四镇的学兵营出身，治军较严，本人生活亦很朴素；王为山东禹城人，系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毕业，对张宗昌纵兵扰民常表示愤慨。这两人在部队中与官兵素有感情，大家听到他们的死讯都表示惋惜。据说王在临刑之际，曾大骂张宗昌、陆殿臣不止；周亦诘问他犯了什么罪要挨杀？执刑人只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们到阴曹地府去打官司吧。事后不久，有几个跟随周、王当兵的人，到了天津把陆殿臣在天津住的小儿子给绑架去了，陆花了4万块钱才赎回来。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陆的行为是十分痛恨的。后来陆殿臣亦为部下两个旅长所驱逐。
胶东事变仅是昙花一现，徒使日军借口保护胶济路线和日本侨民权益侵入济南，也就是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的前奏。论者以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处心积虑已久，即无胶东事变亦必另寻借口以逞其狂妄计划；唯张、孙辈竟甘心与之勾结以图挽救自己垂危的命运，实为民族之罪人。
(武镜寰)
孙传芳入杭州，雷峰塔倒塌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泰安人。生相英俊清秀，谈吐淋漓。甚受其姊丈程某之器重，程于保定陆军军校任职，孙即随程于保定军校读书，继之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国，适逢袁世凯小站练兵，遂分配在袁的第二师第五团任中校团副。后又任辎重兵第二营营长，步兵第五团上校团长。民国二年，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率兵于豫南与劫匪白朗斋激战，亏得孙带第五团至打败众匪，王虽粗人，亦对孙甚器重，遂保举孙晋升本师第四旅少将旅长。时孙向王建议，成立军事教育机关，王纳之。创办了湖北陆军学兵营；并委任孙为该校校督；学兵营共办了3期，学员后来都成为孙扩充之骨干。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请德国人为军事教官，军队操法均照德国军队操典施行。孙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相当，遂建议王将操法改为日本操法。王又纳之。
王之为人，性贪且吝，官居督军之尊，仍贪得无厌，搜刮民财，声名狼藉。有一次王用猪肉犒劳三军，并当场对官兵发表讲话说：“弟兄们，你们吃的一块一块的，可都是我王占元的肉。吃了我的肉，就得给我拼命。拼了命打了胜仗，还可以再吃我的肉。要是你们打了败仗，我宁可拿我王占元的肉喂猪喂狗，也不再给你们半块吃。”王之话一时成为笑谈。王意欲在保定办工厂，于民国九年(公元1921年)夏运往保定银元、铜元100万元，结果途中被驻马店之赵杰部扣留，王大愤，派孙传芳所部至武胜关。两省几乎交战，后在孙的劝说下，王才不了了之。不久，王扩充了暂编第一师，孙晋升为师长。
1922年4月间，王占元赴京向大总统逼饷，索发饷银300万，士兵们盼早日发3个月欠饷，然王只发了1个月饷银，且为八成薪。士兵们气得大骂其绰号“王土包子”。时王之老兵比新兵每月多2两饷银。王即和督署参谋长方日中商议裁汰老兵，扩充新兵。王之此举引起部分老兵哗变，变兵将造币厂、官钱局抢劫一空。城内各大商号全遭抢劫。王下令将变兵集体杀害。王贪财激变，后又惨杀变兵，对王之行径，鄂人至此，已难再忍，于是，各界联会，共电中央，要求严惩王。时湘督赵恒惕一向与王交恶，赵乘鄂人倒王之际，发兵攻鄂，湘鄂之战遂起。王占元即以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双方于羊楼司、赵李桥一带开战。鄂虽处劣势，然孙施展指挥才能，抵住湘军优势。两军鏖战旬日之久不分胜负。王急电曹锟求援。吴佩孚即令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相援，萧抵武汉，占据要地后不动。而其所部孙传芳、刘跃龙、宋大霈与湘军苦战10昼夜，前线局势再难维持。王见大势已去，遂把家眷及其搜刮钱财，专轮下驶，到上海暂住，尔后发电中央，谓其保土有责，回天乏术，请中央任萧耀南为鄂督。继而又给孙下令，令其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孙之鄂军暂编第一师归萧节制。孙当下带二师人马开到广济一带驻扎。王下台时，将军饷数百万元带走，而欠了第二师官兵数月饷，直到孙后来主浙时才还清。
孙传芳于军阀中为初露锋芒人物。其以怀柔之策，使士兵为之倾倒，均道：“听了师长讲话，三天不吃饭，精神都是振奋的。”
王占元走后，吴佩孚为拉拢孙，委其为长江上游总司令。
孙传芳率部抵宜昌、巴东一带后，即与川军将领上下拉关系，信使往返。吴佩孚对孙虽颇有猜疑，然表面不露痕迹，依然施用笼络手段。
1923年，直奉战起，奉军大败。吴佩孚遂暗示孙发电拥黎元洪上台，促徐世昌下台。孙依言发电。接着，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等，均致电徐世昌，请其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徐东海”终被迫下野，“黎黄陂”受拥上台。
吴佩孚控制了直、鲁、豫、陕、甘和两湖后，还想向川滇发展，但孙部驻长江上游宜昌，吴对其心存疑虑。适逢闽督李厚基被其部下赶下台，吴遂委任孙为援闽总司令。此为1924年事。
时闽有头目四人，自封师长的王永泉驻福州，控制着征收机关，大发其财；臧致平在厦门、漳州等地，拥兵自肥；民军领袖张毅，率部分驻在闽南各县；地方部队师长卢兴邦驻建瓯，为一方的“土皇帝”。孙传芳途经赣时，动员驻赣之第十二师师长、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周荫人一起入闽。孙对部队要求甚严，一路秋毫无犯，百姓皆赞之。孙传芳率部抵闽后，王永泉派人相迎，卢兴邦发电拥护。张毅、臧致平对孙氏入闽无表示。
孙入闽后，一面拉王永泉，保王为福建帮办，一面又设法挤王搜刮之财。云王可扩兵，自己将让位于王为闽督。王大喜，遂倾财赴河南招兵，赴汉阳兵工厂购武器。然武器运闽后，孙用计调开王之人马，将武器于途中扣留，又将王永泉赶跑，将王之武装编了两个混成旅，委孟昭月、张俊峰分别为混成旅旅长。王逃到厦门，大骂孙背信弃义，是政治流氓。
王永泉抵厦门后，即率所部驻厦之杨化昭旅到漳州与臧致平联合反孙。双方激战后，臧、杨退至漳州，友军何成濬亦抵漳州。孙即联络驻漳州之洪兆麟、张毅三方力量共对臧、杨、何，藏等不支退入汀州，自料难保，臧杨投浙督卢永祥，何成浚经会昌入广东，投孙中山。臧、杨入浙后，被改编为浙江省防军。
上海本为江苏辖区，然其主权为浙督卢永祥攫取。江苏督军齐燮元多次派员交涉讨还沪之主权，卢均不睬。在卢收编臧、杨人马后，齐遂以卢收编臧杨为借口，奏请吴佩孚，吴电令苏、皖、浙、闽四省观卢之动态。齐燮调人马4万余人，向浙发兵。孙传芳认为时机可乘，遂以闽浙边防督办名义，率军入浙。
时孙部人马2万余，计有孟昭月旅、谢鸿勋旅、张俊峰旅、卢香亭旅。孙指示全体官兵要有战必胜的勇气。在浙江江山县南郊，孙之人马与浙军伍文渊部接火，此时为1924年8月13日事。双方激战，浙军大败。孙部乘胜连克常山、龙泉、遂昌，继抵兰溪、金华。一路上，孙严饬官兵遵守纪律，不得拢害商民，违者重惩不贷。
时浙江警备处长夏超、警备队总参议周凤岐、炮兵团长张国威及浙军第一、第二师部分官兵皆倒戈，卢见大势已去，遂离杭抵沪。8月27日，孙之人马抵杭州。
孙传芳督闽时，曾对其卫队营士兵说，明年8月我带你们到钱塘江观潮，孰料一年后其言竟应。士兵皆谓孙非等闲。可巧孙午时入杭州，而是日午后2时许，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塔轰然倾倒，一时间，对孙传芳其人议论纷纷，有讲吉利的，有讲不吉利的，杭州各报纸对孙传芳也发表了许多些神话言论，雷峰塔倒和孙传芳入杭州成了茶馆酒肆谈话资料，孙氏于此，概不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