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上来的人，按照年龄，在四十以上六十以下的，安排在中央六部和地方布政司、按察司任职；年龄在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的，安排以翰林院备顾问；还有几位号称年龄九十以上的，就安排到文华殿当大学士。其实这几位没那么老，有的八十多岁，有的七十多岁而已。
大家注意没有，举荐上来的没有什么年轻人。看起来朱元璋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年轻人，举荐的聪明正直、孝悌力田、秀才这几种人当中，就还是年轻人多一些。
一年举荐几千人，可谓人才济济了。可是根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发现，这些人大多数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传记，事迹不详。一般来说，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可以留传史册。当然也还是有少数一些成为一代名臣。
比如洪武中著名的吏部尚书詹同的儿子詹徽，就是通过举荐授官的，他被举荐的名目是秀才。詹徽为人阴险刻薄，后来在审讯蓝玉的时候，被蓝玉咬为同党，跟蓝玉一起被杀掉了。跟他一起以秀才名目被荐为官的凌汉，曾经被他迫害，不敢回乡，后来则以廉直见知于朱元璋，官至右佥都御史。
还有一位蒙古人，名叫答禄与权，洪武六年被举荐到秦王府当官，后来又改任御史。这位蒙古族御史，既有水平，又敢于直言。有一次盱眙县向朱元璋进献瑞麦，说这是皇上大德而致。答禄与权劝朱元璋把瑞麦进献给太庙。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说，以瑞麦为朕德所致，不敢当，还是归之祖宗好。历代帝王庙也是由他建议修建的。
洪武间的李原名，是以通经儒士举荐为御史的，后来当上礼部尚书，但凡外交事务，朱元璋都要向他咨询。明朝初年的养老政策，还有府、州、县岁贡监生的数额，以及官民服饰，都是他主持制定的。
桂彦良是一名老儒，洪武六年选入朝中，与宋濂一起教授年轻官员。有一次，翰林院官员在撰写祭天文章的时候，用了“予”和“我”字，朱元璋认为不敬。那时候朱元璋正搞“文字狱”呢，于是让御史给他们定罪。桂彦良得知后，对朱元璋说：当年商汤帝曾说“予小子履”，周武王祭祀文王的时候，说“我将我享”，都用过“予”和“我”。朱元璋听了，这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了。这位桂老先生为此救下的官员有数十人。
这些举荐的官员中，不光有懂得礼数的，还有一些有行政能力的官员。一个名叫徐宗实的官员，被举荐做官，曾任苏州府官，苏州灾荒之年，发粟二十万石，救活大量饥民。
不过按照史书中的记述，这些举荐的人才，也不一定都十分理想。当时有官员就上疏说：“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
（《明史·开济传》）
于是改为六科：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书义、人品俊秀、练达治理、言有条理。六科皆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不及三科为下。这样一来，选择的人才就有点儿综合能力了。
在当时荐举授官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任昂的官员，可算得上是位真正的人才。他从被荐为襄垣训导，升为御史，又升任礼部尚书。明朝的许多制度都出自他手。比如国子监的学规，官员妻妾封赠条例，就是给官员妻妾封夫人、孺人、安人的那些名目，更定冕服制度，朝参的座次，民间的礼仪活动，地方官吏的考核办法，等等，都是他主持制定的。
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任昂奏定了由翰林院对天下举贡士子的考试制度，又“条上科场成式，视前加详，取士制始定”（《明史·任昂传》）。虽然是科举与荐举并行，但是停罢了十年的科举取士毕竟又重新恢复了。
三、春夏二榜
停了十年考试，在年轻人当中聚集了一大批人才。等到科举考试一恢复，这些人都走进考场，盛况空前，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也就出现了。
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是干支纪年的乙丑年，正是大比之年。这一年会试共取录了黄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经过殿试，选中了一甲三人，丁显为状元，练子宁为榜眼，花纶为探花。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本来这一科的状元是花纶，可是殿试的前一天夜里，朱元璋做了一个梦，梦见皇宫大殿的大柱子上有一个巨大的钉子，钉着的几条白色丝带飘落而下，醒来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正好是殿试的日子，朱元璋打开考生试卷一看，第一名就叫花纶，正好跟梦里的白丝带一样。朱元璋心里觉得好奇怪，梦里面那个大柱子上的白丝带不是飘落下来了吗？再看下一个考生的卷子，名字居然就叫丁显，朱元璋心想，这才是那个钉在柱子上的大钉子呀。朱元璋觉得正好应了他梦中的事情，于是把丁显选为头名状元，把花纶选为第三名探花郎。这段故事记录在明朝人的笔记中，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明朝人还记下了另一个传说，据说这一次科举考试前一年，民间小孩子们唱的一首童谣中有这样一句：“黄练花，花练黄。”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这一科发榜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黄”就是黄子澄，“练”就是练子宁，“花”就是花纶。童谣中说的就是这次科场考试的名次变来变去的事。
黄子澄这个名字大家不算陌生，他就是后来帮助建文帝削藩、朱棣夺位后被杀的那个黄太卿。练子宁也忠于建文帝，成为建文遗臣中著名的代表人物。这一科三甲中还有一个名叫蹇瑢的新科进士，朱元璋特地给他改了名字叫蹇义，后来到永乐朝当了吏部尚书，跟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被人合称为“蹇夏”，成为明朝前期大臣中的佼佼者。
我们过去说到朱元璋时代的科举兴废，觉得读书人十年寒窗苦，就皇帝一句话，说考试就考试，说不考试就不考试，多耽误人呀！可是我们从洪武朝科举和荐举的情况看，朱元璋这样做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建国之初，还有许多人才不肯出山，你光用考试的办法就得不到他们，得用荐举的办法；可是不考试，又积压下一大批读书人才，十年后前朝人才发掘得差不多了，再用科举的办法，一考试，新的人才都出来了。从国初用人角度来看，基本上什么都没耽误。
不过总的来看，考试制度还是比举荐要好些，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公平。古代科举考试是很严格的，从考生资格，到考生进入考场，到考卷的封卷、誊录、判卷都有一套严格制度，走后门作弊是很难的。
关于科举考试，过去还有一个明太祖和刘基定以八股文取士的说法。主要依据是《明史》里面的一段话：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选举志二》）
这段话其实是两部分内容，前一段是说明朝科举考试办法是明太祖和刘基所定，后一段话是说明朝的八股文是什么。其实明朝的八股文始于成化以后，距朱元璋时代已经过了百年之久了。而且八股文取士的办法也不能完全否定，这其实是一种规范考试试卷的办法，因为中国历代科举考试，没有数理化，考的都是作文。如果有人写这种文体，有人写那种文体，判卷的老师就不好把握，把文体规范统一，就好把握了，写的文体都一样，谁好谁差，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也是中国考试制度成熟的标志。
而且虽然是写文章，朱元璋还是要求考生们写出实用的东西。比如考试的第三场，就要写经史时务策一千字以上，殿试时不仅要写时务策，还要由皇帝亲自策问殿试，就是要考核考生的能力。
明朝不仅采用八股文体规范化考试，而且实行分省分卷考试的办法，把南、北不同的省分为不同卷，后来又分为南、北、中三种试卷，尽量保持考生的平衡。不过朱元璋时代还没有用八股文，也没有分卷，结果就引出事来了。
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是丁丑年，也是大比之年。这一年二月的会试，考中了进士五十二人，经过殿试，选定了状元陈，榜眼尹昌隆，探花刘谔，还有二甲十三人，三甲三十五人。录取的人本来就不多，但这些新科进士当中竟然没有一个北方人！于是落榜的考生们闹起事来，他们上疏说考官刘三吾等人是南方人，照顾同乡，所以不录取北方人。
朱元璋见到奏疏，心里当然生气，他让考官们从落选的卷子中再选些比较好的北方考生考卷，补录一批。皇上既然下令了，于是考官们又找出一百多份试卷，每人十份，看了一遍，结果仍然没有一个北方考生被录取。
这时候有人对朱元璋说，这些考官挑的都是差卷子，不找好的看。这可把朱元璋惹火了。他自己亲自阅卷，取录了六十一人，都是山东、山西、北平、陕西、河南、四川的考生，江南的一个不要。六月初一殿试，定状元韩克忠，榜眼王恕，探花焦胜。
这下负责考试工作的考官们可就倒霉了。考官白信蹈、张信等被凌迟处死，刘三吾因为年老，只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录取的考生状元陈和探花刘谔也都发配戍边，考官里面只赦免了一个戴彝，前三名考生中只赦免了一个尹昌隆。
这件事因为原来那次考试在二月，是春榜，朱元璋亲自主考的这次在六月，是夏榜，两榜一共录取了一百二十三人，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春夏榜”；又因为第一榜录取的都是南方人，第二榜录取的都是北方人，所以也叫“南北榜”。这个事件也成为明朝开国科场第一大案。
其实那时候，北方经历战乱之后，经济文化都远不及南方，北方考生水平很难赶上南方考生，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考官只是凭文章好坏录取，并没什么错，况且即使考官录取时有不公之处，又没有作弊，应该也不至于被凌迟处死吧。而且考生有什么错？也受株连，后来虽然召回，可还是被杀掉了。
后人很不理解朱元璋的所为，纷纷找寻这次科场案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考官出题有讥讽朝廷和凶恶的文字，引得朱元璋发怒；也有人说考官第二次阅卷时所上的试卷中有影射之词。可是我们找到一些相关文章摘录，也没见有什么讥讽朝廷或者凶恶的字眼。倒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考官张信，曾经是元朝状元，他在朱元璋儿子韩王府里当官时，曾经教韩王写杜甫诗讥讽政治，还随意删改朱元璋的御制文，这次新旧账一起算，才被凌迟处死的。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原因。以后的事实证明，还是春榜录取的考生中有像黄淮那样的名臣，夏榜考生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其实朱元璋也知道当时经济文化的南北差异，也知道在文化考试上，北方的士子们考不过南方的士子，可是既然明白考官们并没有作弊，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