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睢为相之后，秦坚定地执行“远交近攻”的国策，消灭关东诸侯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阳]，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史记·秦本纪》）在这一连串的胜利中，除了范睢在内运筹帷幄外，另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名将白起。白起，也叫公孙起，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名将。昭王十三年（前294），白起被封为左庶长（秦国爵位之第十级，共二十级），带兵攻打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县城之南古城村即新城遗址）。第二年，白起又晋升为左更（秦国爵位之第十二级），进攻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区南约二公里处的龙门）交战，斩敌二十四万人，又俘虏了他们的将领公孙喜，拿下五座城邑。之后，白起升为国尉（秦国掌军政之官，低于大良造一级）。他率兵渡过黄河夺取了韩国安邑以东直到干河的大片土地。第三年，白起再被封为大良造（秦国爵位之第十六级，亦称大上造），打败魏国军队，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一座。第四年，白起与客卿错进攻垣城，随即拿了下来。此后的第五年上，白起攻打赵国，夺下了光狼城（今河北高平市区西南七公里康营村处）。这以后的第七年，白起攻打楚国，占领了鄢、邓等五座城邑。第二年，再次进攻楚国，占领了楚国都城郢，烧毁了楚国先王的墓地，一直向东到达竟陵。楚王逃离郢都，向东奔逃迁都到陈（今安徽寿春）。秦国便把郢地设为南郡。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他趁势攻取楚地，平定了巫（今四川东部）、黔中（今湖南西北部和湖北、四川、贵州的部分）两郡。昭王三十四年（前273），白起进攻魏，采取长途奔袭、各个击破的战术，大败魏赵联军，拔取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魏军主帅芒卯败逃，斩魏军十三万人。又大败赵国将领贾偃，把赵国两万士兵沉到黄河里。昭王四十三年（前264），白起进攻韩国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夺取了五个城邑，斩敌五万人。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打韩国的南阳太行道，把这条通道堵死。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白起发兵进击韩国的野王城（今河南沁阳），野王投降，切断了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可以说在秦确立对关东诸侯的绝对优势的过程中，白起起了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几次决定秦国命运的战役都是白起指挥取胜的。在当时如果白起称第二功臣，那就没有人敢称第一，包括范睢在内。一直到长平之战，这对将相配合得都非常默契。在长平之战中，赵国的名将廉颇——这也是当时唯一能和白起抗衡的名将——识透了秦军的小九九，坚壁不出，消磨秦军的锐气。当时秦军将领王纥无计可施，范睢巧用反间计，让糊涂的赵王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来取代廉颇。范睢一见白起的敌手廉颇被换，立即奏明秦王起用白起。于是长平一战，白起统率秦军全歼赵军主力四十余万，从根本上消灭了关东六国赖以抗秦的有生力量，秦统一天下的道路从此畅通无阻。白起本人的功名也因此战的大获全胜而达到鼎盛。他把握战机，及时进围赵都邯郸，期待一举灭亡赵国，把秦灭六国的事业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白起的巨大成功使得范睢感到莫大的空虚失落，他开始患得患失，计较个人名利，不再把心思放在国事上。他的这种微妙心态，自然有聪明人察觉并加以利用，纵横家苏代（苏秦的弟弟）于是乘机向范睢进言：“赵国一旦灭亡，秦王便成了天下的主宰，白起也将因功晋升为三公。这位白起的功勋，即便是周公、召公和姜太公的功业也比不上。”接着，苏代话锋一转：“您老甘心让白起爬到您头上去吗？到时只怕即使您老不甘心，也无可奈何了，因为白起已经成就了大功。您老不如早作打算，见好即收，答应与赵、韩诸国讲和，放赵国一马，不光赵国、韩国感激您，更重要的是不再为人作嫁，为他白起的功劳簿锦上添花。要是这样的话，您还可以再压他一头。”
苏代的建议正中范睢的下怀，为了打击白起，保住自己的地位，范睢走上了穰侯曾经走过的道路，他把秦国统一大业放在了一边，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他借口连年征战，兵困马乏，向秦昭王建议答应赵国割地讲和的要求。头脑简单的秦昭王采纳了他的意见，遂下令解除邯郸之围，使得白起灭赵的战略功亏一篑。唾手可得的胜利就这样被轻易葬送，这当然让白起既伤心又失望。当他了解真相后，对范睢的愤懑可想而知，“由是与应侯有隙”。而对于采纳范睢意见的秦昭王本人，白起内心深处也萌生了些许不满。所以当秦昭王改变想法，决定重新围攻邯郸时，白起就托病不朝，死活不肯出任主帅。秦昭王知道他有病是假，闹情绪是真，故一再坚持让他挂帅出征，并数次派范睢上门去劝请。白起一见范睢就来气，更是坚辞不从，君臣关系从此变得十分紧张。
对于一直嫉妒白起军功的范睢来说，眼下的僵局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为了彻底除掉白起这个竞争对手，他决定趁热打铁，利用秦昭王对白起的信任危机，鼓簧摇舌，挑拨离间，进一步强化秦昭王对白起的恶感。他的战术果然奏效，秦昭王最终下了贬白起为普通士卒、逐出京城咸阳的命令。可怜一代名将白起，在范睢的陷害下，竟然被剥夺一切，流落天涯。不过对于范睢而言，白起被削职流放还不能算是完全遂愿，他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白起的肉体，斩草除根。为此，他再向秦昭王进谗言说：“白起被降职，心怀不满，常常怨怼大王。”秦昭王听了火冒三丈，下令白起自杀。旷世军事天才白起就这样殒命黄泉，留给历史一个巨大的悲剧。
白起死后，秦昭王任用范睢的大恩人郑安平，派他领兵攻打赵国。可惜郑安平虽然算得上个义士，但能耐确实有限，不是领兵作战的材料。他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完全是范睢为报私恩不顾国事拼命推荐的结果。他来到战场上甫一交手，就被赵军团团围住，情况危急。在使尽了全身解数也不能脱围的情况下，他带领二万人投降了赵国。对此，范睢自知罪责难逃，就跪在草垫上主动向秦昭王请罪。按照秦国法令，被举荐的官员犯了罪，那么举荐人也同样要按被举荐官员的罪名治罪。这样范睢应被判逮捕父、母、妻三族的罪刑。还好，秦昭王念及旧情，不欲加罪范睢，尽力为他开脱，下令国都：“有敢于议论郑安平事的，一律按郑安平的罪名治罪。”同时赏赐范睢美味佳肴，意使其安心顺意。不料祸不单行，两年后范睢所推荐的另一位大恩人王稽又出事了，在河东郡守任上的他不知出于何故，竟与其他诸侯勾勾搭搭，因此被诛杀。（此从司马迁《史记》说。另据《战国策》：王稽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由于不善治军，士卒皆怨，最终副将杜挈忍不住造反而去，王稽以此被诛。也可备一说。）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范睢懊丧不已，身体精神也大不如前。
白起死后，秦国在军事上遭受了一系列的挫败，秦昭王也为此忧心忡忡，颇为后悔错杀了白起。有一天，昭王忍不住在朝堂当众叹息。范睢当然清楚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于是乖巧地走上前去说：“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现在大王临朝忧心忡忡，都怪臣无能，请大王追究我的罪责，以激励臣下。”昭王听范睢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了，又念起范睢的好来。为激励范睢重新振作起来，共谋统一大业，便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而歌舞演技拙劣。这个国家的铁剑锋利，那么士兵就勇敢；它的歌舞演技拙劣，那么国君的计谋必定深远。心怀深远的谋略而指挥勇敢的士兵，我恐怕楚国要在秦国身上打算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叛，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范睢听到秦昭王怀念白起，很是恐惧，也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脱秦国面临的窘境。于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恐惧中，他的健康渐渐坏了下去，不久就死了。
司马迁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说，范睢在晚年又让贤于蔡泽，最后挂冠归老而终。这种说法恐不可信。林剑鸣先生在其所著的《秦史稿》援引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编年纪》的记载否定了司马迁关于范睢让贤于蔡泽的说法。林先生的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纵观范睢的一生，算得上寒士在逆境中博取成功的楷模，也称得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典范。他既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赫赫功勋；也为了持宠固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陷害秦国的栋梁大将白起。他因私仇而奋起，又因私人恩怨郁郁而终；他“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我们在赞叹他烈烈功勋的同时，也总觉得他一生纠缠于个人恩怨之中，似乎多了些遗憾！
屈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的大诗人，留下浩如烟海的瑰丽诗篇，千百年来，滋养着我们的精神，维系着我们文化的血脉。他们如群星丽天，熠熠星辉照亮中国诗坛，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满天的繁星之中，屈原无疑是那最亮的一颗。他“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卜居》等奇瑰壮丽的诗篇，引得后人无限景仰追慕。无论是诗仙李白还是诗圣杜甫，都为他的才华而倾倒，为他高唱赞歌：“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的骚体诗在他去世之后，风靡一时，“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并开了汉赋的先声。其实屈原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于内政外交都曾提出过很有见地的建议。可惜他遭受小人的陷害，落得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下场。最终，在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都郢之后，屈原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投汨罗江自尽。相传，当地的人民听说后，争先恐后地划着船去打捞这位令人尊敬的诗人的遗体。他们怕江中的鱼虾会咬食屈原的遗体，纷纷把江米装迸竹筒，扔到水里，想用江米喂食鱼虾来保护屈原的遗体。这就是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习俗的来历。
屈原的一生，是壮烈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抗拒着一个充满昏乱绝望的时代，最终被那个时代所吞噬。他的命运，是历代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因而他的悲剧是带有共性的。探求屈原的生平事迹，对理解中华民族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和命运都有所帮助，这也是屈原的魅力所在。从这一点来说，屈原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他是一个符号，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士大夫的代表。
屈原名平，故古人又称其屈平，是战国末期楚国人。在他的长诗《离骚》中，他又自称名正则，字灵均。根据他自叙“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以推知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40年（另据胡念贻先生考证，屈原实生于公元前353年，可备一说），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城时，投汨罗江自尽，终年62岁。他是楚国的贵族，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楚之同姓”，王逸则认为屈原是楚庄王的儿子瑕的后裔，楚庄王把瑕封在屈地，他的后裔遂以邑为氏。屈原在《离骚》中也曾交代过自己的身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尽管对这两句诗的训释目前专家们尚未达成一致看法，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屈原是在自报家门，追溯远祖，他乃是上古高阳帝颛顼的后裔，其父名伯庸。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比较详尽地记载了楚国的发源及世系：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楚国的祖先也是颛顼高阳，与屈原自称出于高阳吻合，两者相互参证，可知屈原是颛顼后裔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另外，据司马迁自述，他们司马家族的远祖也是五帝时期的重黎氏，担任南正、北正之官，负责观察天文地理。一直到****时期，世传其业、世袭其职，基本没变。如此说来，司马迁和屈原还是同宗共祖，三千年前是一家。
屈原的故乡，目前大家比较认同在湖北秭归一说。有人更是认定在秭归县东北的乐平里。至今在秭归仍然有许多和屈原有关的名胜古迹和美丽的传说，如屈原故里、女媭庙、捣衣石、照面井等。杜甫也认同这一说法，他在一首歌咏秭归的诗《最能行》中说：“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把屈原当做秭归“英俊才”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