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屈原的黄金年代：入议国事，出接宾客
屈原既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家庭，从给他取名“正则”来看，他的父亲对屈原是寄予厚望的。因此，屈原自幼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学习努力，博览群书，很快就成长为一位知识渊博的有志青年。刘向在《新序》中说他“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当非虚誉。还在青年时期，屈原就有急切的报国之心，他想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效力，建功立业，深恐蹉跎岁月，年华空老，壮志难酬。这种心情多次在《离骚》中流露：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当时以“夷狄”自居的楚国，相对于中原其他诸侯国来说，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像屈原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加之他又是楚国国君的同姓，所以很快就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屈原在楚国先后担任过两个官职：三闾大夫和左徒。据王逸的注释：“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族谱，率其贤良，以例国士。”看来这一职务大体相当于后世所谓的“宗正”，负责管理王室宗族事务和教育宗室青少年。这一职务一般选择品行高洁、知识渊博的宗室担任。就屈原本身的特点来说，他无疑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楚怀王选择屈原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也显示了他早期对屈原的重视和信任。后来，屈原在《离骚》中回忆这段美好的经历时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看来他在此时为楚国培养了不少人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具体的情况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屈原担任的另一重要职务是左徒。这可能是屈原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史记·屈原传》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全面参与楚国的内政外交。楚怀王十分看重屈原的才干，楚国的大政方针也都要和屈原商定，并委托他起草。这时的屈原，实际上处于国家的中枢位置，是他一展雄心壮志的最佳时机。屈原也意气风发，为了报答怀王的信任，为国事殚精竭虑，每一项宪令的出台都要深思熟虑，自感万无一失后才敢落笔。屈原对于这段时光也非常满意，在遭谗被贬之后，还时时怀念不已，他在《九章·惜往日》中无限深情地回味：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诏令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
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的政治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好转。屈原新起草的宪令比楚国旧的法令制度有很大的进步，以至于有人认为屈原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改革。姑且不论屈原新创制的宪令是否属于改革的范畴，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楚国在屈原当政时期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法令严明，国力强盛。楚怀王六年（前323），为了报魏国乘楚威王驾崩时袭取陉山之仇，怀王发兵伐魏。两国在襄陵大战，楚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战而攻取魏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掉转矛头攻齐，齐国不敢与之交锋，派遣陈轸游说楚军统帅昭阳。昭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才放弃攻齐。当时魏、齐都是实力强盛的大国，楚国能够大败魏国，并使齐国屈服，可见楚国的实力是多么强大。所以，屈原在回忆这段时光时，是非常留恋而欣慰的。
二、忠而被谤，发愤作骚
可惜好景不长，屈原的春风得意很快引起一帮小人的嫉妒。这帮小人以楚国的另一位贵族、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为首。看到国家在屈原的治理之下欣欣向荣，楚王对屈原日益信任，相比之下，更加彰显出自己的无能。中国历史上的小人有千千万，尽管他们面目不同，手段各异，就其本质而言，却有许多相同之处，那就是：死要面子死不要脸，害贤忌能，眼中只有自己的一己私利。屈原的成功让上官大夫自感很没面子，心里不免恨得牙痒痒。因为像上官大夫这类小人，是从来不会为国家的发展强大而高兴的，除非这事能和自己扯上关系，让自己有足够的理由风光。所以，看到屈原的成功，这位上官大夫便急着上来抢一杯羹，为自己捞点资本，当然，最好是攘屈原之功为己有。在怀王委托屈原创制新宪令之时，上官大夫不度才量德，也欲搅和进来。“屈平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既然同朝共事，屈原对上官大夫的人品才识想必也是非常了解的，不让他参与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这下，上官大夫大为光火：你屈原也太不讲情面了吧，凭什么好事自己独占？让我没面子，你也好不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和《诗经》中所讽刺的“硕鼠”及那些“素餐”的君子相比，上官大夫比他的前辈们坏得更有水平，可谓小人中的极品。因为无论“硕鼠”还是“素餐的君子”，只不过白吃白喝白占，不做好事，却也不见得做多大坏事。上官大夫们则不同，尽管治国无术，害人却绝对有方，做坏事的水平那是国际一流。
小人最为擅长的就是含沙射影，利口覆家邦。被屈原拒绝后，上官大夫就去楚怀王那儿进谗言：“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上官大夫尽管治国是外行，在揣摩上级心理、造谣中伤方面却绝对是行家里手。他深知，****独裁者最怕的就是手下大臣的威望提升，威胁到自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息？”他们所享受的正是“万岁圣明，臣罪当诛”，一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所有的****独裁者无不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上官大夫的几句谗言虽然不多，却颇能抓住要害，巧妙地把屈原歪曲成一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恃才放旷、居功自傲而又善于博取美名的人。更为要命的是，“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句话，那就是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故意以自己的形象去遮盖君主的圣明了。历来功高震主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上官大夫的几句谗言其实正击中怀王的隐痛，屈原的命运也就注定只能是悲剧！
头脑简单而又刚愎自用的楚怀王听了上官大夫的小报告之后，果然中计，“怒而疏屈平”。可怜的屈原百口莫辩，转眼间经历冰火两重天，由被楚怀王倚为股肱心腹到被视为路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自己“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正值政治日新、国家欣欣向荣之际，却遭受小人的陷害。尤为痛心的是，楚怀王不辨是非曲直，偏听偏信。以往君臣同心戮力、励精图治的局面一去不返，自己从此远离国家的中枢，空怀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眼睁睁地看着那倾注了自己心血、刚刚起步的事业，落到上官大夫等一帮鼠目鸡肠、狼心狗肺的小人手中，屈原满腹委屈悲愤，却无从诉说。他痛恨小人的无耻，埋怨君主的不明，担忧国家的命运，把这一切的一切，全部倾诉到诗里，这就是彪炳千古的伟大著作《离骚》！“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离骚》这首长诗，之所以经历两千年仍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作者奇玮瑰丽的辞采，浩瀚跌宕的气势，更在于屈原那深沉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悲苦命运的真切同情。屈原从自己的身世写起，追忆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并抒发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情怀。他欣喜于君臣和谐，同心戮力振兴楚国的时光；哀叹于楚王不明是非，轻信谗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痛心于自己所培养的人才在浊恶的政治环境中大都蜕化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悲愤于群小争权夺利、醉生梦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坚守于自己美好的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流涕于生民的苦难生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的内心也曾迷惘过，徘徊过，动摇过，但最终他舍弃不了自己的原则，“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自诞生之日起，即受到人们的喜爱。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它：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可谓屈原的异世知音！明代胡应麟在其评论历代诗歌的名著《诗薮》中说：
纡回断续，《骚》之体也；讽喻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辞也。
对于《离骚》，从意境、风格、辞采等方面给予充分的肯定。近代林琴南也是《离骚》的推崇者，他曾非常中肯地指出：“《离骚》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屈平文章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也许上帝是公平的，历史的波涛早已将上官大夫这样的小丑和昏聩的楚怀王荡尽，不留一点痕迹；当年的称霸争雄、金戈铁马、角鼓烽火也早已灰飞烟灭，把一切历史的是非全赋予白发渔樵的笑谈；而屈原及其用心血写成的伟大作品《离骚》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帝给予了屈原丰厚的补偿。
三、遭谗被疏，张仪欺楚
在屈原被疏远靠边站以后不久，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各个诸侯国之间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七雄之间，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实力迅速增强，已经成为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在战国早期称雄的魏国，经过与秦、齐、楚的多年战争，实力有所削弱，已经难以再单独和秦国抗衡了。齐国靠着便利的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韩国最为弱小，赵国虽然比不上秦、齐，但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军队战斗力很强。燕国的情况倒是不容乐观，发展较慢。和其他六国相比，楚国的优势是地广人多，如果抓住机遇，也是有实力制服群雄的。周天子虽然还存在，但早已没有人将他放在眼中，各国诸侯纷纷称王称帝，周王室连名义上“天下共主”的身份也没人承认了。在七雄并立的局面下，各国为了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都在极力寻求同盟者。一面进行残酷的战争，一面又展开激烈的外交攻势。这时，楚国与齐国结成盟国，在诸侯之间的影响力骤然增大，就其实力而言，是唯一足以与强秦抗衡的国家。
在激烈的外交斗争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横”与“合纵”逐渐成为两大主流。所谓“合纵”，在当时主要是指以地处七雄争强斗争中心的韩、赵、魏为轴心，南与楚结盟，北与燕联合，西抗强秦；所谓“连横”，是指三晋中有国家依附于强秦，助秦东攻其他诸侯国。这时“合纵”、“连横”的含义与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后的含义略有不同，那时秦国一国独大，“合纵”已经变成关东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的兼并战争；而“连横”也相应地变成秦国联合弱国进攻其他弱国，当时已经没有国家能够单独与秦抗衡。就楚怀王早期而言，“合纵”对楚国好处多多，当时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很能反映“国际”形势，叫做“连横则秦帝，合纵则楚王”。从西至东，将秦国、魏国、赵国和齐国连一条线，近于横向直线；而从北至南，从燕国、赵国、魏国和楚国连一条线，近于纵向直线。这两条直线的连法，决定着秦、楚的命运，以至中国后来的走向，因而这也成了秦、楚两国谋士之间斗争的焦点。若秦国采取策略修好齐国、赵国等而攻击楚国、韩国等，则“连横”策略成功，秦国将统一天下；若楚国联合燕国、韩国、赵国、魏国而攻击秦国，则“合纵”策略实施，楚国必将成为号令天下的盟主。其实楚国最初的战略选择并没有错，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起“合纵”，楚、魏、韩、赵、燕五国联合出兵伐秦，楚怀王就曾做了一任纵长。可惜由于五国尤其楚、燕之间貌合神离，这次“合纵”以失败告终。屈原当政时，更加坚定地执行这一政策，并东与强大的齐国结盟，对秦国的侵略扩张战略形成巨大的威胁，秦惠王一度为此寝食不安。为了拆散楚、齐之间的联盟，秦惠王派张仪出使楚国。张仪的这次出使，是秦国在外交方面对楚国的完胜，使楚国彻底丧失了合纵而王的机会，从此一步步衰落下去，直至被秦国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