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去世,昭襄王继位,秦国的政权转到昭襄王母亲宣太后的手里。由于宣太后是楚国人,在外交政策上偏向自己的娘家,于是楚国再次背弃“合纵”的盟约,与秦修好。齐国对于楚国这种摇摆不定的外交极为不满,联合韩、魏伐楚,大败楚军,并杀死了楚国大将唐昧。素来不讲信义的秦国不仅不出兵相助,反而借此机会向楚国发动猛烈的进攻,楚军三面受敌,多次被秦军打得大败,不得已只好再度与齐讲和。齐楚停止了战争,再度结盟。齐楚的联盟对于秦国始终是个莫大的威胁,所以秦国决不会允许这一联盟的存在。秦昭王再次施展外交手段,想要破坏齐楚联盟。他以与楚联姻为名,诱骗楚怀王入秦会盟。楚怀王尽管很是愚蠢,但多次受骗的经历让他对此也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一度犹豫不决:“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围绕楚怀王是否应该入秦会盟的问题,屈原再度与楚国的亲秦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屈原深知秦国阴险狡诈,从来不讲信义,且野心勃勃一心想吞并诸侯,兼并天下,因而竭力劝怀王不要轻易前往:“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屈原的意见得到楚国大将昭睢的支持,他也认为“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并建议楚王加强警备,发兵守边。以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为首的亲秦势力目光短浅又畏秦如虎,不顾一切地劝说怀王前往会盟。君子与小人斗小人胜,屈原在这次斗争中又落了下风,他的正确主张未被采纳,怀王在子兰等一伙小人的蛊惑下前往会盟,落入秦人的圈套,被扣押在秦国。在受尽屈辱后,这位糊涂的君主最终客死他乡。
四、怀恨被放,怒投汨罗
楚怀王被秦国扣押后,为了防止秦国以怀王为质对楚国讹诈,楚人另立太子横为君,是为顷襄王。顷襄王继位之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亲秦势力把持了楚国的政权。由于楚怀王入秦是听信了子兰的劝说,在怀王被扣押之后,楚人纷纷责怪子兰,屈原也很是愤恨。这些话传到子兰耳朵里后,他不仅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恼羞成怒,把火气撒向坚持正确意见的屈原。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屈原的存在,才彰显了自己的错误,使得自己丑态百出。如果都附和自己的意见,国人就也不会把全部的怨恨集中在自己身上了。小人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错误归咎到别人头上。为了打击屈原,他拉拢屈原的死对头上官大夫,让他在顷襄王面前进谗言,诋毁屈原——这本来就是上官大夫的拿手好戏。顷襄王不愧是怀王的儿子,其昏聩愚昧确实有乃父之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屈原流放了。楚国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道路!
这次流放的打击,对屈原来说是致命的,一种绝望的情绪在他心中弥漫开来。眼看着自己的祖国在一群昧暗无知的小人的把持下越滑越远,直坠向那无底的深渊,自己却有力使不上!他一遍遍地怀念与怀王那段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时光,却不得不面对这漆黑的毫无希望的现实!世间许许多多的不平不公现象一时涌向他的心头,他迷惘,他困惑,他不明白他有何错,为什么上天对他这么不公?诗人开始怀疑一切,怀着满腔的悲愤,他写下了《天问》。在这篇诗中,屈原质问上帝:
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比干热血丹心,却被纣王剖心杀死;雷开阿谀奉承,却赢得纣王的封赏。上天怎么反复无常?你到底惩罚什么样的人,保佑什么样的人?屈原似乎看透了历史,看透了天命。历史证明,天命是不可靠的,像比干这样的好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得势的都是雷开这样的小人。之后,不幸的消息仍然源源不断地传来,在秦的进攻之下,楚国不断被削弱。屈原振兴楚国战略中的一支重要的借助力量——齐国,在以燕国为首的秦、魏、燕、韩、赵五国联军的进攻下几至亡国,他联齐制秦的战略也从此绝无实现的可能了。不久,秦将白起率军攻破了楚国故都郢,顷襄王退保东北,楚国再无复兴的可能。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屈原的心渐渐死了,他完全陷在绝望的情绪中,整个世界对他不再有任何意义,他的精神也彻底垮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形象地记录了诗人最后伤心欲绝、神魂迷乱的镜头: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他既不能与那帮小人同流合污,去过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又不愿再忍受这毫无希望的生活,在为后人留下《哀郢》、《怀沙》等哀婉动人的诗篇后,他毅然选择了死亡!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诗人在汨罗江怀沙石自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屈原的命运得到历代绝大多数仁人志士的同情,他拳拳的爱国之心、高洁的品格和坚定的立场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扬和歌颂。如汉代的贾谊、刘安、司马迁等,他们既悲慨屈原的遭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又赞许屈原的心志,认为可与“日月争光”。梁代萧统也称屈原“含忠履洁”,“深思远虑”。此外,苏轼、朱熹等也对屈原的行为志节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有很多并不仅仅是单纯评价屈原,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与屈原有着相似的遭遇,借评价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在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中,他们觅到了知音,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但是,也有一些宵小因为自己见识低下、不辨是非,肆意对屈原横加诋毁。在这些人中,班固可算得上是旗手。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批评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是“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细看班固的为人,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一生惯于摧眉折腰,以谄事外戚窦宪为能事,最终却不免横死狱中。范晔在《后汉书》中这样评价他:“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屈原的高风亮节不正足以照出他道貌岸然下的“小”来吗?还是东汉王逸对班固的驳斥最有力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班固那一套明哲保身、“全命避害”的伎俩是“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的。
屈原之所以能感动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也许是因为真正的志士其命运大多坎坷,其济世的理想往往被现实击得粉碎。我们不能说他们所有的理想都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也不能说他们的壮志难酬全是因为遇到了昏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是清高的,也是清醒的。这清高和清醒使他们成了孤独者。他们往往没有现世的知音,他们的人生充满一种不被理解的绝望,在这种绝望的情绪的笼罩下,他们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追求,他们的生命不再有意义。古人言:哀莫大于心死。他们的心已死!有人说:“伟大的爱国者之死是对难以实现自己高远理想的丑恶现实的否定,是对理想人生的痴迷、憧憬和向往,是他个人道德、情操、高尚人格的最后完成。”这是对屈原最为深刻的解读。志士们通过解读屈原,完成了对自己精神的塑造,在苦闷的现实中觅得一点慰藉。正是屈原为他们树起了精神的大旗,使他们的灵魂有所皈依。就屈原在楚国的地位而言,并不十分重要,他对楚国的影响也算不上大。从司马迁所收集的屈原的材料来看,也远非完备。但在楚国长达八百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为之列传的仅孙叔敖、屈原两人。从众多的英雄谋士中选择为屈原列传,司马迁看中的正是他“宁为兰摧玉折,不做瓦砾长存”的精神品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屈原与司马迁自己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写屈原也正是写他自己。
也许有人会认为屈原过于偏激,因为历史上更多的智者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合情合理的选择。比如孔子曾对他最为得意的弟子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比如孟子所躬行践履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比如扬雄在《反离骚序》中对屈原的批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对于屈原,你可以不同意他最后的选择,却没有权利去污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