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寂寞的智者
真正的智者是寂寞的，那是因为他的思考，世上鲜有人能够理解。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思考着这个世界，当他对这个世界绝望时，便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飘然而去，留下谜一般的五千真言——《道德经》，还有他谜一般的身世……
这个人就是老子！
一、老子其人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故又称老聃，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一说为今安徽涡阳）人。他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所谓“守藏室”，据唐代司马贞索隐的解释，乃是周王室的藏书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兼档案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子对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乐仪式很是熟悉。孔子入周问礼，拜访的主要对象就是老子。这次会面大概发生在鲁昭公十二年（前530）至二十年（前522）之间，也是文献留下来的关于老子事迹的少数记载之一。可是，老子对这个远道而来好学深思的学生并不十分感冒，尤其是他那一肚子关于周代礼乐制度的问题。所以满腔热情的孔子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想请教的问题老子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只是淡淡地告诉他：“你所谈到的那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朽骨，只剩下他们的片言只语还在好事者中流传。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君子遇到了好时机就居官从政，不得志则随遇而安。我听说高明的商人都把自己装得像没钱人一样，道德修养高深的君子看起来就像庸人一般。去掉你身上的那些骄气和各种各样的想法吧，去掉你那些迎合的神色和空头志向吧，这些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孔子听了，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却不能不为老子那些富有洞察力的人生见解所折服，回去对弟子喟然长叹，把他与老子的这场会晤作了个生动的比喻：“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在地上走的，可以捕之以网；在水里游的，可以钓之以钩；在天上飞的，可以射之以弓。至于龙，我就不知该拿它怎么办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乘着风云遨游天上。我今天拜会了老子，他就像那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啊！”这时的孔子，大约三十岁左右，虽然自称“三十而立”，但其学识显然与富有人生阅历、学术思想已经成熟的老子还不在同一层次上。老子对人生和世界所作的深层次的思考，已超出涉世未深的孔子的思想层次。但天纵之圣的孔子很快领悟了老子的教导，于是禁不住为老子的睿智和洞察力惊叹连连了。
除了这次会面外，司马迁所记载的老子的事迹，就剩下西出函谷关而隐居了。老子在周王室长期担任守藏史，见周王室日益没落，以周王室礼乐文明维系的秩序日益崩溃，天下将陷入大乱，看不到太平的希望。而已经衰落到二等诸侯国地位的周王室内部却还纷争不已，争权夺利，演出一幕幕闹剧。他感到他所为之服务的政权是可笑的，没有任何希望的，而他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一丝绝望的情绪爬上他的心头，并很快蔓延开来，覆盖了他的整颗心。于是，他决定离开了，骑上青牛，飘然西去。当他来到函谷关时，守函谷关的官员尹喜远远地望见老子，便知道绝非凡人。当尹喜听说老子将西去隐居时，便请求他著书，泽被后世，于是就有了玄妙幽深的《道德经》五千言。据说老子因为修身养性而活了一百六十多岁，还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这些都无法考证清楚了。这就是老子的生平事迹。
但号称信史的《史记》，却在《老子列传》中又列了另外两个老子的候选人：楚国人老莱子和周太史儋。可见，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老子的身世已有了争论。老莱子，也是楚国人，也曾经著书十五篇，阐释道家学说，与孔子同时，其实也基本与老聃同时。这位老莱子还是“二十四孝”故事中“彩衣娱亲”的主人公。据说他乃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乱世，隐居于蒙山南麓，自耕自种，自给自足。他非常孝顺父母，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挑拣美味供奉双亲。更出格的是，他年届七十仍不言老，为博父母开心，常常装嫩，穿起“五色斑斓”的童装，在父母面前“为婴儿戏”。有一次在他父母居所取水时，故意跌倒，像婴儿般地啼哭，目的竟然是博取父母一笑（或云他不慎跌倒，就势作婴儿啼）。他这些奇奇怪怪的行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曾予以辛辣的讽刺：“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么，这位老莱子为什么会被司马迁写入《老子列传》中，作为老子的候选人之一呢？这是因为，老莱子在当时极有可能也被称为老子，他的名字当是老莱，不是老莱子。那时人们对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总是尊称为“某子”，一般不称“某某子”。就如同今天称“某先生”，一般不称“某某先生”一样。所以孔丘称孔子而不称孔丘子，孟轲称孟子也不称孟轲子。老聃可称老子，老莱也可称老子，也正如同今天有了一位李先生并不妨碍别的姓李的也被称为李先生一样。何况这位老莱也非寻常人物，乃是有名望有著作的大隐士。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所谓“严事”，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的意思，连孔老夫子都尊重的人物，称作“子”是绝对不过分的。后来之所以改称老莱子，原因倒要算到那位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老聃身上。他的名声过大、著作流传又广，于是“老子”便成了他的专称。为了与老聃区别，名望差了许多的老莱只好改称老莱子。这与韩非由韩子改称韩非子的情况是一样的。唐之前，韩非是被称为韩子的（见《汉书·艺文志》），但韩愈横空出世后，也称韩子。后来，韩愈的地位被后人越抬越高，至苏轼时竟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于是韩子便成了韩愈的专称，只好委屈韩非改称呼了。司马迁既然将老莱子与周王室的那位老子并列为孔老夫子所敬重的人物，便可知他早就认定了老莱子不是《老子列传》的传主。把老莱子列入，前面加“或云”两个字，分明是出于谨慎，疑则传疑，表明那时有此一说而已。
至于另一位候选人周太史儋，其实也不可能是老子。一则他后于孔子一百余年，与《礼记》等诸多典籍所记载的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不合；二则，据《史记》记载，他曾经西入秦会见秦献公。但至于见秦献公的年份，司马迁也没弄得很清楚，他在《老子列传》中认为是在孔子去世后129年，也即公元前350年。但在《周本纪》中又说是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相差了二十四年。而据郭店楚简中已有《老子》的摘抄，说明那时《老子》一书已比较流行。郭店楚简的年份也定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若《老子》果然为周太史儋所著，不可能甫一成书就流传到楚国去。所以司马迁在写到周太史儋时，用了“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来表示以周太史儋为老子，只是当时的一种推测。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的后面，又附了老子的后人谱系。老子的儿子名李宗，为魏国的大将，因军功被封在段干。李宗生子李注，李注生子李宫，李宫的玄孙李假在汉文帝朝为官，李假的儿子李解又曾经做过胶西王刘卯的太傅，并迁居到齐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习道论于黄子”，是老子学说的传承者，所以应该说司马迁对老子的人选是心中有数的，那就是周王室的“守藏史”老聃。
二、《老子》其书
其实，有争议的不仅是老子本人，连其著作也同样充满了争议。《老子》，又名《道德经》，通行本全书共八十一章，五千余字，分为“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以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为代表的许多著名学者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而胡适、郭沫若等则维护成书于春秋末期的传统说法。更有甚者，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辩派竟然坚持认为老子乃捏造的人物，《老子》一书成书于秦汉时期。其实，传统的东西未必错，刻意标新立异往往误入歧途。“郭店楚简”的出土，使那些坚持《老子》为战国、秦汉时期成书的论点不攻自破。
判断典籍的真伪，有一个可靠而又简洁的方法，那就是拿同一时期的典籍作对比，看其行文是否相似。一般而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这文风或因作者的学养、性格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却难以摆脱共同的时代痕迹。大家只要拿汉代的文章与唐宋的文章稍加对比，就可以明了这看似玄而又玄的时代痕迹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拿谁的著作与《老子》作比较呢？孔子虽然删定诗书，又“因鲁史记作《春秋》”，但《春秋》是史书，与私人著述体裁相去甚远，再加上孔子修《春秋》的原则是“笔则笔削则削”，乃是对旧史的改造，不完全是他的著述，不好作比较。《论语》出自孔子徒子徒孙之手，成书已在战国时期。《晏子春秋》也只是后人追记晏子言行，绝非春秋时期的典籍。以上典籍都是不能拿来作标准的。而最为合适的著述，莫过于《孙子兵法》。孙武基本与老子同时，《孙子兵法》出自孙武之手又无疑问。我们把这两本产生于春秋末期的典籍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老子》全书八十一章，《孙子兵法》全书八十二章；《老子》全书五千余字，《孙子兵法》全书也五千余字；《老子》多四字短句，近于韵文，《孙子兵法》也是如此。这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从行文到篇章结构，相似之处多多，明显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相信，《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元典，虽然个别地方可能遭到后人的窜改。
在中国，《老子》历来以玄而又玄、不容易读得明白著称，晋代更是将《老子》、《周易》、《庄子》合称为“三玄”。其实《老子》难读，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思维层次的问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两句话，孔老夫子一生都没弄明白。至于自认为能和老子接一下轨的韩非，写成了《解老》、《喻老》，简直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把老子对世界的思考、对社会的洞察、对人生的感悟大半庸俗化成政治上勾心斗角那一套东西。不过我们也不能说韩非就完全不对，就把老子阐述的哲理转化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技巧来说，他确实是个高手。另外，他所征引的老子的原文，保存了先秦旧典的原貌，也提醒人们不要过度迷信出土的简牍。有些出土简牍的《老子》文本，与今之通行本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也与《韩非子》中的引文不一致，十有八九是抄错的。
《老子》一书虽然仅仅五千余字，内容却非常丰富，要而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老子对世界的思考、对社会的洞察和对人生的感悟。古人大多看重的是他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芸芸众生的洞察，把它庸俗化为“君人南面之术”。应该说《老子》一书中确实包含这些东西，但绝不止于这些东西。它的不足之处，也是中国学术的普遍不足之处，那就是以感悟的形式直下断语，一来缺乏严密的论证，致使每一个结论都像假说；二来没有构成完备的体系，跟着灵感走。这两点不足也制约了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此后的两千多年，学者们皓首穷经，却再也无法突破春秋战国时所画下的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