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子对世界的思考
老子在《老子》一书中，提出了世界本源的问题，这在中国学者中是第一次。《老子》第二十五章中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老子看来，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且永远不变永远不停地运行着，是“天下母”。所以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是道衍生出来的。老子的这一原创思想，后来被佛家剽窃，改编成一个偈子：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但老子对道的体认，却远远超出这些。道对于人来说虽然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不可捉摸，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起作用的。道是“常无为，而无不为”的，“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那么，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老子看来，“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人只能模模糊糊地体认道，绝不可能完全把握它。“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而“夷”、“希”、“微”正是道的特征。不少学者为老子所谓的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争得不可开交，其实老子本人根本没有说也不想说道是什么，更谈不上把道当做物质或精神来描述和阐释了。道只是老子思考的对象、体认的对象，至于他本人是否真正完全准确地体认了道，老子是没有把握的，或者说，老子认为自己也没有真正体悟到道，因为在老子看来，道本来就是不可能被完全体认的。所以我们看到老子用来描述道的语言，都是“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之类模模糊糊、玄之又玄的语言，令人捉摸不透。殊不知这模糊性也正是精确性所在，因为老子本人对道的体悟，就是模模糊糊、缥缥缈缈、不可捉摸的。而那些挖空心思、深文周纳，硬把唯物或唯心主义的帽子给老子戴上的所谓专家学者，又何其霸道也！
《老子》开篇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据《帛书老子》，“常”当作“恒”，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作“常”。）这句话实为理解《老子》全书的枢纽。历代注释者大多解释为：道一旦被描述出来，就不是道本身了。着重强调的是“言意之辩”，也就是语言能否准确地传达思维或者思想。连庄子也未能免俗，他在《天道篇》中对老子的这句话作了发挥：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
庄子的这段话，大意是：人因为看重道而看重记载道的书，岂不知书记载的只是语言，而思维是不可以通过语言表达的，岂非大错特错？推而广之，你看到的形也好色也罢，你听到的名也好声也罢，都不足以让你了解事物的实情。接着，他又举了“轮扁斫轮”的故事来佐证这一观点：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正在堂下做车轮的工匠轮扁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便走过去，以自己教儿子做车轮的经验教训告诉齐桓公，他读到的都是古人的糟粕，因为精髓的东西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的。
但庄子所作的发挥显然偏离了老子的本意。老子首先承认道是可道的，思维是可以被语言传达描述的，只是传达的道已非固有之道。庄子则干脆认为语言不能传达道，道成了完全不可道的东西了。倒是孔夫子与老子的观点更为接近，他在为《易》作注解时曾经感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是不可道，只是不能尽道而已。
其实，“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至少还应包含以下两层含义：道之所以可道，可以被描述，乃是因为道可以被体认。人只有体认了道，才有可能用语言去描述它。在老子看来，作为个体的人又无法完全体认道，所以每个人理解的道、说出的道都非恒道，又都是道，并不是说非道，这是老子的高明之处。
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起作用，那么道是怎样起作用的呢？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有以下几个特点：“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即虚，不盈即无穷无尽。道看起来好像虚无不存在一样，但它却起着无穷无尽的作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返，道的运动规律是向着对立面转化，并且循环往复。是故“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曲是部分的意思，一部分最后会发展成整体，弯曲的最后会伸直，洼地最终会被填满，旧的结束，就是新的开始。道发挥作用的主要体现是弱胜强、柔胜刚。是故“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正是“弱者道之用”的体现。这些高深的道理，都是老子从类似的日常现象中体悟到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看起来道仿佛什么作用都起不到，其实天地万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道在起作用。
老子认为，道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还是人类知识的本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就是效法、模仿的意思。人的一切知识，来源于对地的体悟模仿，地则效法天，天则效法道，而道效法它本身。“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界，是指道的自然而然的状态。知识来源于哪里？这是许多古人关心的问题。孔子在为《易》作的“系辞”中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只不过孔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天地神物，是圣人对天地神物变化的体悟与模仿。
老子对世界所作的深刻思考，当然不止于世界的本源——道，他还看到整个世界是对立统一的，也是相对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大家一旦形成什么是美的观念，那么也就同时产生了什么是丑的标准；一旦形成善的观念，同时也产生了不善的标准。无有无所谓无，无难无所谓易，无长无所谓短，无高无所谓下，有了单声的概念才能区分什么是合音，有了前才有所谓的后。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老子对世界的思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老子在看重哲学思辨的西方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黑格尔、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无不服膺于老子闪光的哲学思想。在他们的眼中，老子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只有“一大堆道德说教”的孔子。
2.老子对社会的思考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是关于老子对社会思考的最好总结。老子是一位冷静的理性主义者，他对社会政治规律的把握——在他看来是道在社会政治中的体现，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可惜他的金玉良言未能唤醒后来一代又一代自以为是的统治者，许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一遍又一遍地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不断上演。今天我们在重温他那冷峻而富含哲理的观点时，不免一边赞叹一边欷歔。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是老子最基本的政治理念。老子体悟到天地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运行，一任大自然花开花落、云聚云飞，一任万物自生自灭，不会对任何一个物种有特别的照顾。这其中也许有弱肉强食，暴雨飙风等看起来不怎么合理的现象。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万物才能欣欣向荣，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互相提供食物、相互依存，形成完整的生物链。从总体上来看，形成了大自然中“一物降一物”的现象，维系着物种间天然的数量平衡，大自然才会一派生机盎然。天地按照规律运行，正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相反，如若天地为了照顾某一个物种，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运行规律、寒暑节候，那对自然界来说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近代以来，因人类出于“仁心”而违背自然规律，刻意保护某类生物或消灭某类生物所造成的生态学灾难，不胜枚举，不正印证了“天地不仁”这条冷冰冰的真理吗？
政治也一样，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真正高明的圣人，应该遵循其规律而不是扰乱它。政治绝不是仅靠良好的意愿就能取得成功的，历史证明，那些怀着良好的意愿来对社会进行所谓的设计、改造的政治家，往往最后变成人类劫难的制造者。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关于社会政治的真理，以救世主自居，以自己设计的所谓理想社会去彻底改造他们所认为的不合理的社会。殊不知，建构理想社会的前提是必须掌握了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的全部真理，必须是全德全能的圣人，能真正洞悉随时掌握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瞬息万变。而在现实中，人更可能是有限理性的，人有时冲动、任性、用情绪而非理智思考。那些以人类的救世主自居者，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语），或者说是对社会政治的真正无知！当这些无知无畏者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出于拯救人类的心态，往往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强行推行他所设计的理想主义的那一套，于是，社会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德国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荷尔德林从无数的人类悲剧中总结出来的这句话，恰恰可作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最佳注脚！
所以，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作为统治者，不能动用权力的力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老百姓，而应该思老百姓之所思，想老百姓之所想。更不能把老百姓按照个人的意愿做善恶、红黑之类的分类，要一视同仁。如果在治国行政中，以善恶的标准来对老百姓作区分，拉一派打一派，只会引起社会的混乱，而且这混乱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不宜简单地分别为善恶。就寻常百姓而言，都有善的一面，也都有恶的一面，只是每个人善的程度和恶的程度不同，绝对恶的和绝对善的老百姓都是不存在的。如果非要在社会中把那些恶人寻找出来，打入另册，最终只能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有进入另册的可能，不抓尽不能止。
所以，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要循道而为，不折腾！
老子虽然体悟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但绝不是赞成任由社会自身发展、自生自灭，相反，他对社会的种种不良发展冲动是怀着深深的忧虑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循道而行的天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故从长期来看能保持平衡状态，而平衡状态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作为统治者的人却有反天道而行的不良冲动，借助权力来垄断利益，或者动用权力为自己极力扩张利益范围。这样势必造成两极分化，利益在权力的支配下向既得利益集团聚拢，“富者田连阡陌”，住别墅、吃会馆、驾宝马、玩美女；“贫者无立锥之地”，只好蜗居，或者成为蚁族，自己的女朋友也成了权贵的“二奶”。于是社会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陷入分裂状态。“民不畏死”，如果以暴力对待老百姓那只会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无异于自掘坟墓，最终只能是又一轮血雨腥风的重新洗牌，整个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老子又苦口婆心地劝告统治者：“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要循天道而行，在社会分配中“以有余奉天下”，时刻弥补社会自身不良发展冲动造成的裂痕，将整个社会维持在平衡状态。这就要求统治者不能有“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想法，更不能有“老子打天下儿子享受天下”的想法，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以天下为公。也不要企图以严密的法网控制天下，“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企图以严密的法网控制天下百姓，只能给自己多树敌。你管制得多了、忌讳多了，老百姓谋生的路子就少了，只能更贫穷。老百姓穷困的国家，非乱即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