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的终身友谊
叶圣陶一生为人敦厚淳朴，做事谨慎周全，行文平和冲淡，很少异常或强烈的情感表达。但他的孙女叶小沬在一篇关于叶圣陶晚年生活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叶小洙：《我的外公夏丐尊》）叶小沬的外公是夏硏尊。叶小沬说：爷爷长长的一生当中，让他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朱自清和周恩来的去世，似乎别无他人。
夏硏尊1946年去世，刚满花甲；朱自清1948年病逝，才知天命。而叶圣陶1988年仙逝，享年94岁，寿近期颐。
本文就专门说说夏硏尊、叶圣陶、朱自清这三位前辈，说说他们的终身友谊。
小时候，常看姐姐梳辫子，那时流行麻花辫。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条乌亮粗壮的麻花辫，绝对是妙龄美女的标志。从前额开始，大把大把的头发往后梳，梳到后脑勺的时候，束成一握，一束长发，分为二股，然后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就编成了三而合一的麻花辫。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麻花辫，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很少见了。如今的美女们才不屑这种土里土气的麻花辫呢，甚至本来天赐的乌发，她们也硬要拿去染色，真是叫人搞不懂了。今天之所以会突然想起麻花辫，是因为夏硏尊、叶圣陶、朱自清。
他们仨，非亲非故非同学，但却是同事同道同志趣。就像麻花辫，远看一条，近看三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你有我，又无你无我。正如茅盾概括的那样，叶圣陶和他的朋友夏硏尊、朱自清等个个都是“诚朴君子，蔼然长者，平易淳厚，方正谨严，感情上是淡而弥深的挚友，事业上是配合默契的同志，没有谁出来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却总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人格追求而组合成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系”（茅盾：《祝圣陶五十寿》）。都是读书、教书、编书、写书的人，他们三个聚散两依依，相看两不厌，用自己的道德与良心、知识与智慧、勇气与精神，恪守着为人做事的本分，呵护着心心相印的友情，维系着世道尊严与斯文风雅。锵锵三人行，行行重行行。
他们一生聚不多，离不少，道相同，常向谋。大德必有大言，他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起合作的作品很多，举其要者如下：
《文章讲话》夏硏尊、叶圣陶合著《倪焕之》叶圣陶著，夏硏尊卷首作序《中学生》杂志夏硏尊先任主编，后叶圣陶接任《开明国文讲义》夏硏尊、叶圣陶等合编《文心》夏硏尊、叶圣陶合著，朱自清作序《国文百八课》夏硏尊、叶圣陶合编《阅读与写作》夏硏尊、叶圣陶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叶圣陶、朱自清合著《略读指导举隅》叶圣陶、朱自清合著《国文教学》叶圣陶、朱自清合著现在知道夏硏尊的人不会太多。早年他为自己取“硏尊”这么一个名字，就是不希望别人记住他。由此说来，他算是“心想事成”了。
1886年6月15日，夏硏尊出生于浙江上虞崧厦古镇。据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八字很好，如果读书一定前程远大。父亲是个秀才，在科举道路上，一直没有迈过乡试这道门槛。为此，父亲给他取名为“铸”，小名“钊君”、“阿钊”，初字“勉旃”。铸也好，钊也好，勉旃也好，秀才父亲的意思就是期望孩子能够八字有一撇，秀才再举人，举人再进士。
在一个人的早年成长过程中，持久的家族期望与恰当的前程预设，至关重要。夏家祖上皆为经商营生，父亲读书，可是止于秀才，一辈子也没有得过官位俸禄。夏硏尊兄妹六人，父亲认准了排行老三的他，别的男孩读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可以了，但阿钊不行，他还得读《左传》、《礼记》、《诗经》，还得学写八股文。天道酬勤，1901年，年方15岁的夏勉旃一举考中秀才。那时的秀才，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已经具有了进入事业单位的资格，但还不算公务员更不能当官。要当官还得再参加乡试中举才行。
正当夏勉旃全力准备冲举的时候，得风气之先的浙江沿海地区，当时对读书入仕的观念已逐步淡化。祖上经商的夏家，有多位在上海营生的本家亲戚，他们回到家乡见晚辈阿钊如此聪慧，都纷纷劝他顺应时代潮流，到上海去进洋学堂读外国书。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老派的父亲，尽管内心有个“举人情结”，但毕竟秀才出身，还算明大势识大体的。这样，夏勉旃便进入上海中西书院学习。
洋学堂学费很高，不到一年，夏勉旃便因家贫辍学回家。虽说时间很短，但这大大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大大提升了他的人生境界。刚好不久清政府也废除了科举，此后夏勉旃彻底告别了旧式知识分子之路。不过，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
丐翁没有得到过一张文凭，虽然进过几所学校，还去日本留过学，都没有学到毕业。他知识广博，对某些方面有比较深的见解，还有高超的鉴赏文学和艺术的眼光。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学来的，从生活中学，从工作中学，从书本中学，还向交好的朋友学。他这样好学，并没有预先设想要成什么才，更没有成名成家的企图，只是想充实自己的生活，做好本分的工作罢了。（叶圣陶：《〈夏丐尊文集〉序》）1912年民国肇始，各省各县纷纷成立议会。此时的夏勉旃已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翻译助教，在家乡上虞可算是在外埠工作的本邑名流。其时议会实行普选，鉴于夏勉旃的声望，很有可能被选为县议员乃至省议员。但他绝意问政，便特地把原来的名字改为“硏尊”。父亲给他取字为“勉旃”，这个“旃”，在当地方言中音近“尊”，这个“硏”，音同“勉”，“硏尊”就是“勉旃”。
但“硏”是个很冷僻的字，形似“丐”字。选民在填写选票时，很容易把“硏”
写成“丐”字，这样如果是“夏丐尊”当选，那“夏硏尊”便可以不认账。但后来普选并没有举行，白费了他这么多心思。不过“夏硏尊”这个名字却改不回去了。从此原来那个“夏铸”、“夏勉旃”不见了，“夏硏尊”登场亮相。硏，“遮蔽，看不见”的意思。硏尊，可谓“于无佛处称尊”，倒也暗合夏先生的那种耿直、自守、独清的志向与情怀。
大家就是大家，真正的大家想不出名，想不为人知，也难。夏硏尊，作文，成为开一派文风的文学大家；教书，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育大家；出版，成为影响久远的编辑大家。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还是一直被不少人惦记着，包括他的“白马湖派”，他的《文心》，他的“开明风”。
叶圣陶比夏硏尊小8岁。他的祖上直至父辈都不是读书人，原先做猪行与丝绸生意，鼎盛时曾买下苏州盘门半条街，人称“叶半街”。后来太平军攻占苏州，战火中家产丧失殆尽。幸好叶圣陶的父亲粗通文墨，便到乡下给地主家当“账房”，以微薄工资供养全家。叶圣陶出生时，父亲已经年近半百。
老来得子，除了万千宠爱，便是千万期待。原先富足人家，经历战乱变成平民之家，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好好读书，参加科举求取功名，致力家族复兴。
叶圣陶从小聪慧刻苦，算是读书种子。于是，1905年夏，叶还不满11岁的时候，父亲就安排他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了。父亲是希望让他实战历练一下，这次考不上，下次再考就不紧张了。旧时江南风俗，做娘舅的地位非常高。抱外甥剃第一次头，牵外甥第一次入塾拜见塾师，送外甥入场应试这三件事，那是非娘舅莫属的。
应考那天，叶圣陶舅舅送考。考试时考官査出有人“冒籍”，一时考生群情激愤，要求严惩“罪犯”。小小年纪的叶圣陶也好奇地加入了围观的人群。
等骚动平息，回到考场，叶圣陶又觉得肚子饿了，于是便忙着找东西吃。几番折腾，误了考试时间，临到交卷时，叶圣陶还有一篇策论没来得及写完。本来11岁的孩子四书五经八股掌握得就不太熟，加之没有完成考卷，秀才自然是没有考上。不过，就在这一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从此再也没有参加这种考试的机会了。所以，叶圣陶的同龄人，后来都对他羡慕得不得了，虽不能说叶是“末代秀才”，但人家可是名副其实的“末代科举考生”喔！
秀才考不成了，那就当洋学堂学生吧。1906年叶圣陶考入苏州当地一所有名的新学堂“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所谓“长元吴”，是当时苏州所辖的“长洲”、“元和”、“吴县”三个县的合称，教师中有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叶圣陶原名绍钧，进入新学堂后，他请一位叫章伯寅的老师给他取字。章很有爱国救世思想，他说：你原来取名为绍钧，《诗经》有诗曰“秉国之钧”，国之钧就是国家大事，秉就是秉持管理，不如你就叫“秉臣”吧。
到叶秉臣中学快毕业时，辛亥革命爆发，皇帝被推翻了，没有了君，也就没有了臣，再以“秉臣”为字不合时宜。叶秉臣遂改字为“圣陶”，取“圣人钧陶万物”之意。“钧陶”指用钧（制陶器所用的转轮）制造陶器，比喻“塑造、陶冶、造就、感化”之意。
1912年民国成立，这一年叶圣陶中学毕业了，同学中后来非常知名的有顾颉刚、王伯祥、吴宾若、郑逸梅等。原先的校长袁希洛此时已去南京出任参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给他授印的就是这位袁先生。袁先生对叶圣陶这批同学很看重，1月28日，他特地从南京赶回苏州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希望他们在此国家需要用人之时，不要盯着个人当官发财，而要立志做个有益国家、有利社会的人才。
在袁校长的启发教育下，并经过他的直接推荐，叶圣陶等六位同学进入苏州的一些高小、初小担任了教员。从民国元年叶圣陶出任小学教员开始，他便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如其字”一从秉臣到圣陶，叶绍钧开始了“圣人钧陶万物”的人生历程。
朱自清祖居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于江苏扬州。祖上官宦人家。
父亲是个地方小吏，官很小，但维持家庭开销还是可以的。不过进入民国后，朱自清父亲那官越做越小，最后竟做不成官了。在清末民初，朱自清差不多和夏硏尊、叶圣陶一样，都经历着家道中落。
朱自清生于1898年，清廷时已摇摇欲坠。祖辈们、父辈们眼瞅着科举考试没有了，秀才举人之路不通了，但还是深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老理，从小就给朱自清设置了最严的家庭教育、最好的学校教育，希望他将来能“食于人”、“治人”。1916年夏，朱自清18岁那年果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按照北大当年的学制规定，学生应读两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其时已经结婚的朱自清，眼看着世道与家道都越来越差，不觉生出发奋读书、早日就业的愿望，并改名以励志。他原名自华，取自苏东坡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后自己改名“自清”，取字“佩弦”，按《韩非子》“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之句，以此自警自策。结果，朱自清提前一年考入哲学系本科。1920年5月，“佩弦自急”的朱自清又提前一年从北大毕业，用四年的时间读完了规定六年的课程。
对一个世代官宦而今家道中落、渴望翻身的家庭来说，现在儿子新从国内最高学府毕业，那种喜悦与期待，是可以想象的。当朱自清毕业回到家乡扬州时，连城里天宁寺的老和尚都来向朱自清父亲道喜：“恭喜你老人家，你儿子要回乡做高官啦！”年迈的父亲一扫旧日愁苦与病痛，出郭相扶将，迎儿归厅堂。
不过，已经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朱自清对当官没有丝毫兴趣，他决定献身教育。早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到北京近郊宣讲平民教育。时在北京大学代理校政的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与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同乡旧识，彼此很熟悉。经亨颐向蒋要几个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蒋梦麟便早早推荐了朱自清。
于是回家后不久，朱自清便告别了家人，也告别了家人要其当官发财的期望，开始了他一生未渝的教书生涯。不过，当他来到浙江一师时，夏硏尊已经离开这里前往湖南一师任教，校长经亨颐也回家乡筹建春晖中学去了。
没有了经亨颐、夏硏尊的浙江一师，就像失去了灵魂。朱自清在此执教刚满一年，觉得一切索然无味，便也步其后尘离开了学校。1921年的深秋，朱自清经好友刘延陵介绍，来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
朱自清前一次错过了夏硏尊，这一次却等到了叶圣陶。他们由此相遇相交，同事同道，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从1912年开始，叶圣陶先后执教过苏州言子庙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苏州角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十年辛苦不寻常，此时的叶圣陶已是知名的小学国文教育专家了，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是大作迭出、小有名气。1921年9月，应上海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的多次邀请，叶圣陶离开执教了五六年的角直五高，比朱自清早几个月来到了公学中学部执教国文。
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中写道：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说：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
朱自清很内向拘谨，叶圣陶也沉默寡言。所以一开始他们两人直接交往并不多。课余叶圣陶常邀请刘延陵外出散步，而朱自清则独自呆在屋里。
那时各校新派教员与守旧派教员常常水火不相容，中国公学也不例外。
校内守旧派教员对朱自清、刘延陵等新派教员很是感冒，他们煽动学生闹事，排斥新派教员。说起来，叶圣陶是新来教员，尚不是守旧派眼中的敌人。
然而，在这场新派旧派教员之争中，叶圣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朱自清他们一边。对此，朱自清很是感动，他说，他原先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自己。但出乎意外，叶圣陶居然很支持朱自清，这样叶也成了新派。
朱自清认为叶圣陶这是有意优容自己，是一种老大哥的态度。由此朱便油然产生了对叶圣陶人品道义的崇敬与信任。他与叶圣陶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差不多天天在一起。这样过了一个月，朱说：“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朱自清：《我所见的叶圣陶》）。
因为与守旧派教员的不可调和，朱自清、刘延陵等只好选择离校。叶圣陶出于道义，也一同离校。离校就意味着下岗失业没薪水，拖家带小的叶圣陶却没有一丝犹豫。
朱自清随后又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此时一师校长已换成马叙伦。
朱自清一到学校，就立即向校长提出邀请叶圣陶同来教书。校长同意了。叶圣陶收到朱自清的来信，立即回信：虽然是冬天，我也要痛痛快快地去游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