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时间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
入选理由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党锢之祸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士大夫、豪强离心，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从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此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兴废教训，值得后世关注。
事件简介
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事件经过
第一次
党锢之祸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之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再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加理睬，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纷纷被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由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在诏书上签字。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治罪。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提拔的人才不好为罪名免去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
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时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
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欺骗他，令其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拷打，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两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使灵帝改变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公元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四月大赦天下。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影响和评价
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求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到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