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时间
隋代至清代末年
入选理由
中国古代一千三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最主要的官员选拔方式，不仅对历代的阶层流动和政治形态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也产生重要影响。
事件简介
隋文帝为改变官员选拔被世家大族垄断的局面，于公元587年下令各州每年推荐三人，参加“秀才”考试，这是科举制的发端。隋炀帝时，设立进士科取士，科举制度正式形成。此后，除了元代一度废除科举制度外，唐、宋、明、清都继承了这一官员选拔制度。一千三百年来，科举制度为历代选拔出十万多名进士，演绎了众多飞黄腾达的神话和荒诞离奇的故事。1905年，科举制度因不适合时代需求而被废止。
事件经过
隋唐之后的大多数时期，读书人的处境既幸福又悲惨。幸福的是，只有读书人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条神奇的道路能让他们完成“鲤鱼跃龙门”的蜕变，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所有世俗艳羡的东西如权力、荣誉、金钱、美女都能自然而然地到手；悲惨的是，只有极少部分的读书人有机会顺利完成人生蜕变，绝大多数人都在这条路上终生奔走，却找不到出口。这条路的前方，是无限的诱惑和希望；这条路的背后，则是失败者凄凉失意、尸骸枕藉的惨象。这条路就是隋唐之后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隋文帝时初具雏形，到隋炀帝时最终确立。尽管这只是一条人事选拔制度的创新，但不少历史学家把它视为可以与“四大发明”并列的重大文明成果。因为，科举制度打破了权力世袭的弊端，为社会较低阶层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打开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一方面带来了政治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文官体系。
科举制度产生之后，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据统计，整个唐代共选拔进士一万多名，而进士出身的宰相多达五分之四。不过，在唐代前期，科举制度还不严格，考生的姓名不遮蔽，考试的结果也主要取决于王公贵族的褒扬和推荐。因此，很多考生都会事先向王侯大臣进献诗文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如果他们的作品能获得赞赏，那考试也就不难通过。大诗人王维十几岁就名满天下，他被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推荐去参加玉真公主的宴席。玉真公主对王维的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才能都非常赞赏，就嘱咐考试官员把王维列为第一。第二年，王维参加科举考试，果然中了状元，时年仅20岁。唐代通过科举考试后授予的官职都很小，一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远远不能跟后代相比。王维虽然中了状元，但官职也不过是从八品下的太乐丞。因此，像李白这样心高气傲的人，就不屑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他期盼着通过大臣推荐和皇帝赏识而直接担当重任要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
清代科举考场宋代时，一方面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一方面采取了糊名、誊写等措施保障考试的公平。科举考试几乎成为做官的唯一途径，进士的地位也比唐代时大为提高。宋代对科举考试的重视，可以从宋真宗赵恒所作的两首诗中获得证实。他在《神童诗》中写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在《劝学篇》中写道：“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并不是虚幻的神话，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很多贫寒的读书人就是靠科举考试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人生转变。如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就用苇管在沙地上教他识字。最终，欧阳修考中进士，一直做到宰相之职。又如四川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父子三人在路上经历几个月的颠簸，来到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父子三人全部中了进士，他们就是著名的“眉山三苏”——苏洵及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看到苏轼、苏辙的考试文章时高兴地说：“我为子孙找到两位贤能的宰相！”可见，科举考试给了贫寒的中下层读书人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不论名望、家世、财富的公平。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考试内容被严格限定在朱熹注解的《四书》之内，而考试文章的写法也必须遵循“八股”的程式，于是出现了著名的八股文。这种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死板，带来的必然是思维的僵化与学问的空疏。因此，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为考试而考试的书呆子，他们成为文学作品的讽刺对象。
明代曾有民谣讥讽那些只读《四书》的考生：“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这是说他们连最基本的文学、历史常识也不具备。清代小说家蒲松龄从20岁就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六十多岁还只是个秀才。从他的不朽名著《聊斋志异》来看，蒲松龄可以说是才华横溢。然而这样的才华却不能被考官看中，只能说明僵化的考试选拔制度出了问题。屡战屡败的蒲松龄当然满腹怨气，因而他小说的很多篇章都是嘲讽考官有眼无珠的。刻画科举制度对人才摧残最著名的作品当推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书中集中描写了范进、周进、匡超人、马二先生等数十个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他们无论是否通过了科举考试，其人生都充满了悲剧。这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走向僵化没落之后造成的时代悲剧。
虽然科举考试已经僵化，但明清五百多年间，整个官僚系统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科举对读书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晚清的左宗棠曾取笑曾国藩为爱妾洗脚的事，赠他一联说：“替如夫人洗脚。”不料曾国藩犀利地回敬他说：“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听完，羞愧不已。原来，左宗棠早年在科举考试中没有考中进士，后来在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立下卓越军功，同治皇帝就赐他一个进士的名号。然而这样得来的进士毕竟是虚的，不能跟曾国藩这种科举考试考中的人相提并论。所以，“赐同进士出身”是左宗棠一生的心病，这羞辱比给爱妾洗脚更严重。据说，这位官居一品的大将军在领兵平定新疆叛乱时，正赶上京城举行科举考试，于是左宗棠请求暂时中止军事行动，回京参加科举考试，弥补自己的遗憾。这一请求让慈禧太后大惊失色，极力安抚劝慰，才让左宗棠放弃了这一荒唐的请求。科举制度的魔力，于此可见一斑。
此后，随着西方新学科的传入，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呼吁进行变革。1905年，光绪帝下诏废止科举考试。从此，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官员选拔制度寿终正寝，它承载的梦想、带来的屈辱、自身的辉煌与堕落都随之而去。
影响和评价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在其诞生之初有积极的意义，对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保持社会活力都有正面作用。在科举制度实施的一千三百多年里，前后选拔了十几万进士，他们成为历朝历代官僚机构和参与政治的主要力量，其中固然存在滥竽充数的庸人，但大量杰出人才也因此脱颖而出。因此，作为制度设计，科举考试直到今天仍有可取之处，但其考试内容的陈旧和考试形式的僵化却难逃后人诟病。这种弊病在清代末年尤其明显，是造成晚清国势衰败的原因之一。此外，科举制度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思想、中国高等院校的“官学”，乃至每年高考后吵得沸沸扬扬的“状元”现象，无不是科举制度的残留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