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时间
北宋时期
入选理由
列宁曾经评价“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这一评价也得到了世人的公认。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并给后来的改革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迪。
事件简介
庆历新政失败，宋王朝的危机更为严重，财政的亏空更为突出，官员和军队的冗滥变本加厉，农民的反抗一浪高过一浪。国家政治亟需改革，成了统治者的共识，只是在如何改革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宋神宗继位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和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旨在改革宋朝建立以来的积弊。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事件经过
高度集权的北宋王朝，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像一个五脏皆患痼疾的中年老人一般，疾患随时都有可能发作。面对国家财政的亏空以及政治的腐败，军事力量的脆弱以及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一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纷纷开始探索王朝的出路究竟何在。于是，继1034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王朝又出现了一场可以称为中国11世纪重大改革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他的父亲王益，曾在南北各地担任官职，官做到哪儿，家就搬到哪儿。青少年时期的王安石就是在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的过程中长大的。也正是这种丰富的阅历，使得王安石对北宋王朝的积弊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在一首名为《感事》的诗中写道：“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17岁的王安石就立下志向，决心为国家干出一番大事业。
王安石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考取了进士，开始在地方担任官职。他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官，由于政绩突出，名声越来越大，连宋仁宗也有所耳闻。不久，王安石就被调到京城任职，管理财政。王安石一到京城就向宋仁宗呈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分析了宋朝存在的内忧外患，并提出了“变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张，请求实施变法。但当时由于范仲淹的改革刚刚失败不久，并未引起宋仁宗的兴趣。这封《言事书》呈上之后，便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王安石看到自己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的采纳，加上和京城的官员不和，心灰意冷，便趁着母亲去世的时机，辞官回到江宁老家去了。
1067年，宋神宗继位。19岁的宋神宗，正值血气方刚、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年纪，他一心想着要将国家治理得更好，决定施行一场改革。但经历过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那些大臣们，从当年改革派的下场中早就学会了明哲保身，再也不愿和改革有任何瓜葛了。面对这群畏首畏尾的大臣们，宋神宗想到了王安石。1067年，宋神宗决定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也早已得知宋神宗是一位有魄力、有抱负的君主，在接到召令之后，便高兴地出发了。
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王安石来到京城后，立刻得到了宋神宗的接见，宋神宗还表示，自己要仿效唐太宗变法图治。宋神宗向王安石征询治国安邦的良策，王安石提议：“先从改革旧的法制，建立新的法制开始。”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看法感到十分满意，命其立刻写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王安石连夜写了一封奏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给宋神宗，他分析了宋朝“累世因循末苏”，指出宋朝之所以百年无事，主要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外敌，内部又没有严重的水旱灾害的缘故，是“天助”的结果，但“天助……不可常恃”，必须赶快修“人事”，采取措施使政治清明。宋神宗十分重视这封奏疏，当晚将其反复看了好多遍。他十分赞赏王安石的见解，同时也更坚定了变法的决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拟定变法措施，主持掌管改革工作。宋神宗还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选拔了一批得力的年轻官员来推行新法，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其变法措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就这样大刀阔斧地展开了。
在之后的八年时间里，本着消除国家“积贫积弱”的弊端，实现富国强兵的这一目标，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措施。这些新法对于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兴利除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打击了大贵族、大地主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因此遭到了很多大官僚贵族和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在这场政治斗争面前响亮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同顽固保守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王安石对顽固势力估计不足，有些措施过于激进，所以变法工作层层受阻，许多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罗列了变法措施的许多“害民”罪状，要求宋神宗予以废除。
1074年，河北发生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有下一滴雨，农民陷入一片饥荒之中，开始四处逃荒。这时，有一个沽名钓誉的小官，硬是把熙宁六年至七年间，黄河流域蝗灾旱灾所造成的饥民困苦的情况，同推行新法联系起来，专门请画工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触犯了天帝所造成的，要求停止变法，将王安石撤职。更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从王安石的诗文中搜罗出只言片语，添油加醋地胡乱发挥，危言耸听地说王安石有“觊觎”宋神宗宝座的“异志”，要求宋神宗对王安石加以防范。看到这些情况，宋神宗有些举棋不定，开始动摇起来。王安石对此更是又急又气，十分无奈，便上书辞职，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批准了辞呈。王安石退出了政治舞台，所有的变法措施，都在宋神宗的主持下继续推行。宋神宗死后，新法就被全部取消了。
1086年，66岁的王安石在听到免役法被废除的消息后，怀着满腔的忧愤与世长辞了。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变法给宋王朝和人民带来的益处却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挽救已是日暮穷途的宋王朝。
影响和评价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对其加以贬之的如明代杨慎的《铅丹录》谓王安石“古今第一小人”；更有甚者将北宋王朝的灭亡完全归结于王安石变法，称“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褒扬者则有梁启超等人。梁启超在其《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中则将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他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台湾学者柏杨也曾经对王安石的改革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他说道：“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的整顿恐怕早就亡国了——早亡给西夏了，用不着金国动刀动枪。凡是抨击王安石最烈的或对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1块钱，他准是条大酱缸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