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眉，这是一个妩媚的名字，听起来眼前就出现一个花样女孩，长眉入鬓，明眸皓齿，摇曳生姿。人们嘴唇一动，读出这两个字，通常很容易把它跟四川那座着名的峨眉山连在一起。事实上我们这里与峨眉山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们的娥眉在祖国的东南部，三面临海，站在岸边抬头一望，烟波浩渺，雾锁海天，远处有几座神秘小岛隐约呈现。
在考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一步都没有离开过。现在回头一看，很替自己委屈。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连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虽然新房子不少，却是挤挤挨挨地乱成一团，像一群腰包突然鼓起来的暴发户，站在那里，又羞涩又压不住兴奋，连自己都有些无措了。我居然年复一年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呆着，直至十八岁。
当然在离开娥眉之前，我对世界缺乏必要的认识。我母亲在娥眉中学当语文老师，镇上不是所有人的父母都当得了老师的，当了老师就有知识有文化，就意味着有一份固定收入，这总比那些靠从田里收点稻谷青菜瓜果来得殷实。我在如此小小虚荣的笼罩下，从娥眉吱吱作响的青石板上走过时，心里还有一点小得意，觉得不错，挺好，日子正欣欣向荣着。当然，这种好心情的产生，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隐藏在我家族深处的那些耐人寻味的阴影抛到大海里，让涛把它们卷走，让浪把它们打碎。我一般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从外表上看完全没有问题。每天在小镇上风一样快捷地走来走去时，我总是昂着头，目不斜视，脸上晴空万里。看看这个许家的孩子！背后传来指指点点，我回头呲牙一笑，目光却是剑一般往他们脑门戳去。
这个许家的孩子其实在那时就是镇上的一个小名人，因为书读得好啊。
书读得好很早以前就是重要的，古人都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它拐过三百六十度，说读书无用论，说来说去，风水最后又转过来，读书还是重要。初中考上高中，高中考上大学，台阶一个接着一个。下面的台阶不难，大家抬抬脚就上去了，但往上就不行了，脚抬不动，不是想抬就抬得动的。
娥眉第一个大学生就出在我们许家。许喜鹊，我的伯父，他倒懒得证明什么上品什么下品，对他来说，未来还远没有清晰。一定要证明什么，他更愿意是那句名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大家以为读书真的百无一用，都傻里傻气地躺在那里混日子，最多拿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二什么来批一批解个闷时，我伯父却把头插进书堆中砌他的阶梯去。他真的砌得很用心良苦，娥眉那时还没通电灯，但一盏小油灯就足以将许喜鹊的世界照得美仑美奂。有嘲笑声从四处响起，把他当痴人来看。痴人啊，真是痴人啊，看看他的眼睛，整天木木的都不知想着什么。然而就是这个痴人，高考一恢复，就像一匹冲出围栏的千里马，长啸一声，腾空跃起，然后四蹄欢快有力地往前狂奔，掠起一路尘土。我的伯父许喜鹊，他随便一考，居然就考到北京大学去――北京大学啊，这四个字说出来，是不是就跟四颗炸弹似的在人心里轰地炸出四个窟窿？娥眉人如梦初醒，揉着惺忪的眼，流着羡慕或嫉妒的口水，手忙脚乱地看着那个痴人趾高气扬地坐着轰隆隆的火车到北京进步去了。
那一年，同时在娥眉像原子弹一样腾空而起的还有我母亲姜榕树。
刚从产床上爬下来的姜榕树，白得像块奶油，胖得像块面包。她一边以无师自通的娴熟姿态奶着我，一边拿起了数理化课本。课本其实都是我伯父许喜鹊的，别人离开中学后那些课本转眼都进了废品收购站，许喜鹊却把它们供在床头，没有一天糟蹋过。而我的母亲姜榕树，她把我斜抱在左胸前，浑身飘着一股发腥的奶香，慢悠悠地踱进许喜鹊的屋中，看似无意地从床头把那一群课本抽出来，随手翻翻，放下，又拿起翻翻。“借我看看吧。”她说。
许喜鹊当然不会拒绝，没有拒绝的道理嘛。我母亲一笑，抱着我又悠悠走了，由大量脂肪堆积出来的丰臀与肥乳一前一后充满韵律地摇晃。经历一场阵痛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姜榕树元气大伤，落花流水春去了，跟娥眉的其他女人都快浑然一体了，乍一看谁会相信她是从城里来的知青，是舞台上那个轻盈蹦跳的英嫂、白毛女与吴清华呢？当然就更不会相信她与那场正惊天动地而来的高考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也的确没见她如何呕心沥血，结果一扭身进了考场，她竟然紧随许喜鹊之后，也奇迹般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师范大学中文系。
娥眉从来不是飘书香的地方，娥眉的历史也不长，六百多年前还是一片烂叽叽的荒地和几座光秃秃的小山。船来了，是台风把一艘从刺桐港驰往爪哇岛的商船刮来了。其实已经称不上船了，称破木片应该更合适。原先有不少好东西堆在上面，都是陶瓷，飞凤瓶、盘口壶、莲花碗、弦纹洗、双系罐，黑釉、青釉、彩釉，准备运到爪哇岛，换购回香料珠宝胡椒象牙犀角。船从刺桐港出发时，还有声有色，彩旗在船舷旁兴致勃勃地飘呀飘。铁锚抽上时，嘎嘎嘎响，宛若金银砸地的叮当声。但被台风一刮，眨眼间，都碎成一堆烂泥。有灰白着脸、抖索着腿的人从破木片与烂陶瓷堆中战战兢兢地爬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居然有上百个。他们惊魂未定地互相望望，都从对方脸上看到曾经万丈高涨的发财欲望，已经彻底被狂风巨浪吞噬掉了。那就不走了吧，啊？那个宋元天下时商贾如云、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刺桐，在朱元璋旗下，已经枯叶般瑟瑟，各处的市舶司都撤了，连“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都一道紧似一道地下来，海上还有什么活路？壮起胆偷偷摸摸往外走，其实也走不了几趟了。好吧，就留下来吧，丢掉浆，拿起锄头，又建起房子，开出田地，繁衍出子孙。这就是娥眉的历史源头。
我在翻看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记载时，怎么都找不到有关娥眉的只言片语。那一艘商船、那一群人，被突如其来的台风刮走后，就永远脱离了刺桐港的历史之链。其实仔细一听就会发现，娥眉人的口音跟周围其他村的人很不一样，音调偏软，尾音稍长，发音靠舌尖，如果往上寻根，就不难从闽南语系中寻出我们的血脉渊源。为什么叫刺桐港啊？因为遍种刺桐树。刺桐是从海外传来的，在晚唐时就不断有诗人为之吟诵，说它“三千幢盖拥炎州”云云。多么漂亮的树，多么漂亮的花，清明节一过，叶子还未从冬天的料峭中缓过气发出芽，红艳艳的花就已经满树盛开了，像一个个巨大的火把，优美热烈地伫立那里。
娥眉也有刺桐，这一带唯有娥眉到处可见刺桐。究竟这里的第一棵刺桐什么时候种下的？由谁种？这些都没有人知道了，知道干什么？能多吃一口饭还是多喝一口汤？连那些满口没有几颗牙的人倚老卖老地说起六百多年前的那场台风，口气也都是事不关己的云淡风轻。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娥眉的一个特色。
还有另一个特色，说起来不是太有意思，那就是海边的其他地方，破浪蹈涛打鱼撒网煞是热闹，毕竟靠海要吃海嘛，可是我们娥眉镇三面临海，却没有几条渔船，更没有几个人肯下海讨食。县里几个民俗专家曾经兴致勃勃地来过，以为可以挖出什么深远的文化背景，谁知挖来挖去，最终得出的不过是一种可笑的结论：这里的人天生排斥海。真是索然无味。一群被海吓破胆的人的后代，他们住在海边，却世世代代与海绝缘了。
至于为什么会取“娥眉”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倒有人提出一个不乏浪漫的设想：也许是那艘商船船长妻子的芳名吧。在刺桐港兴盛的三四百年间，各国的人都涌来，单伊斯兰穆斯林就达数万之众，按诗人的话来说就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些老外跟汉人混杂而居，常有通婚，生下来的女孩子鼻子挺挺、眼眶大大、皮肤细白，都格外漂亮。船长被一场台风促不及防地刮来，便远离了故乡，故乡有美丽如刺桐花的妻子啊，他毕竟要怀念的。怀念的方式当然多种多样，比如站在海边放声呼喊，或者提根树枝在沙滩上复杂写书，所喊所写的都是娥眉娥眉娥眉。究竟到最后那些人是把妻子接来安居乐业，还是就此别过，另起一行娶了其他女人？谁也不清楚了。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地方向来不飘书香，最初的历史根本无法行诸文字。从一个人，到一户人，再到一村人，六百多年的时间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过程。
娥眉以前不是镇，仅仅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罢了。我说的“以前”其实也不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从全县的地图上看，娥眉镇在东南面地方，像块小贝壳似地往外探出大半个身子，轻轻一掰，它就会立即从大陆版块上脱落掉似的。这样的地方在十几年前恰好被人利用了起来，做起一桩名声并不太好的事：走私。
还记得吗？对，稍稍想一想就回忆起来了，那时期彼岸的三用机、手表、雨伞、尼龙布料之类的东西像冰雹一样从渔船上涌下来挤挤挨挨布满了娥眉村的大街小巷，而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也在娥眉上空像一只叫春的猫一样无休止地响了又响。“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一直到现在，无论在何处听到这样让人骨头发酥毛孔大开的歌，家乡八十年代初那股暧昧气息都会一下子扑进鼻子里，让我生出几秒钟的恍惚不定。那些横空飞来的洋溢着粗浅现代意义的东西，让娥眉一夜间名声大噪，方圆几万里的人都像蚂蚁一样兴奋地划动长腿成群结队纷至沓来，两眼闪闪发光，耳朵忽扇忽扇。他们带来了钱，钱雪片似地飞来。近在咫尺的海，已经忽略浪费了这么多年，终于变本加厉地让娥眉人尝到甜头。谁看见钱会怕呀？傻瓜才会，被钱砸死的鬼才会。那些日子，娥眉此起彼伏响起钞票声，钞票在人手中，沾了口水，叭叭叭不停地点，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嘛，总是点了又点。想起一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根本不是推磨这么累的活，只是出个海，往对面的船上丢一袋钱，对面的船就递过几袋东西。若是连这个都嫌麻烦，那只要在岸边等着，等船回来，你往船上丢去钱，船上就会递下东西。把那些东西摆到路边，就有人围上来。
我父亲是属于前者，我父亲驾了船到海上，空空的船去，开回来就是沉甸甸的了。他被这样的来钱方式乐坏了，长这么大没挣到这么多钱啊，连见都没见过。命这东西就是怪吧，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突然一拐弯，就拐出陌生场面来了，像是演戏，幕一拉，是这样，又一拉，是那样。
船走一趟，可以卖好几天。我父亲亮起嗓子，大声喊着三用机――！双狮表――！来看一看，便宜呀，很便宜呀！我父亲比很多人高过一个头，他还舞起了手，舞得很优美，好像在舞台上，好像在跳大春哥。在他旁边，三洋牌三用机里，邓丽君软绵绵地不知疲倦地唱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邓丽君好像在为他伴唱。他们一起表演歌伴舞。
村很快就不是村了，因为地没了，地被踩烂，稻谷青菜与烂泥混在一起，散发出腐朽的臭气，引得苍蝇上下翻飞嗡嗡作响。――唉，我的确不想多提家乡的这段往事，一旦提起来，在我，就好像下手揭一位心爱姑娘的伤疤一样不忍。总之娥眉是这样由村变镇了，娥眉人在卖过三用机卖过手表卖过雨伞卖过色彩迥异的尼龙布料之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又忍不住互相看看，顿时看到另一幅与往日不同的生活场景。地烂了就姑且烂吧，娥眉人身上流的，本来就是商人的血啊，一夜之间，那股精明劲都激活了。幸逢国家的政策一日好似一日，于是店开起来，厂办起来，很快娥眉成了镇。
我的母亲从师大毕业回到娥眉时，三用机手表雨伞尼龙布之类的东西已经悄无踪影了，它们的确有点像怪物，突如其来，又转瞬退去，不再被当成稀罕物。而我的伯父，娥眉第一个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而且是第一个上北京读大学的人，却没有回到娥眉，他留在了我们遥远而伟大的首都北京，成为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我父亲许鹦鹉将没卖掉的雨伞、尼龙布、电子手表打个包裹给他寄去，许喜鹊收到后兴高采烈地回了信，信上说很好很好，花花的雨伞很漂亮很浪漫，跟那首台湾校园歌曲所唱的“我们俩一起打着一把小雨伞，虽然是雨下得越来越大”的意境很吻合。手表很美观时髦，一经戴上，整条手臂立即就从身体中脱颖而出，活像一名从群舞队伍中飞旋蹦跳到前头的领舞者，万丈光芒都凝聚凸现。真的是这样，我甚至敢断言我伯父许喜鹊会不时地把左手臂高高抬起，在空中从外往里夸张地划出半个弧线，直举到眼前，然后眉头深锁，眼睑低垂，煞有介事地做出一副认真专注看时间的表情与姿态来，其目的昭然若揭，无非是为了把手表拿出来公然示众一下罢了。那时中国人民还多么稀罕手表这东西啊，我母亲在上大学时戴了一块我父亲买给她的钟山表，她班上的同学都馋得直流口水哩。至于尼龙布，当然也甚好甚好。我伯父请裁缝做了一件西装、一条喇叭裤，穿出去参加笔会，齐刷刷招来羡慕的目光，很多文学女青年都把他当成归国华侨，挤眉弄眼地围着他问长问短，左一声右一声粘糊糊地叫着许老师。
我父亲许鹦鹉接到他哥哥许喜鹊的信时相当高兴，高兴得张大嘴呵呵呵地直乐。他对我母亲姜榕树说：“你看你看，这下子喜鹊能找到老婆了。”
我母亲眼睛抬都不抬，她对这个消息看上去真的无动于衷。她说：“你都有老婆这么久了，你都有儿子这么久了，喜鹊当然也该有老婆了。”
我父亲问：“真的？”又问：“真的真的？”他说出口的不像疑问句，更像是感叹句，是为了加强真实性而进行一番强调和感叹。我父亲这时候显得特别可爱，他一装傻就可爱无比。这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只要不是真傻，装傻永远比装聪明更打动人心，
我母亲姜榕树于是在他头上拍了拍，我母亲说：“你以为全世界就你能找到老婆？”
“哪里哪里，你太夸我了！”许鹦鹉仰头大笑，笑得放肆，好像他这个笑已经在肚子里憋了很久，都急不可耐了，突然奔涌而出，屋梁都被震动了，吱呀吱呀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