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毕竟是一介书生，他太不懂得政治，太不了解单奎章了。单奎章是什么人？他是在那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政治蛀虫！他根本就不可能在乎你光机所的什么家当，根本就不会在乎有多少人被诬陷冤屈。他只在乎一点，就是他的政治前途。单奎章曾明确表白过，他的目的就是要抓出一个全国科技界的典型。他说工业有了一个大庆，农业有了一个大寨，就是科技界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单位。他要把光机所弄成一个全国的典型，让全国都知道光机所，让全国都知道他单奎章！象单奎章这样个人野心极度膨胀的人，他只要能在政治上捞到资本，他只要能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他只要能一步步爬向更高的政治舞台，就是毁掉整个光机所，毁掉整个中国的光机事业，毁掉身边的所有人，他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单奎章！这才是单奎章！
王大珩对单奎章采取的是一种纯粹的文人方式，而以文人的方式来对付一个政治流氓，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这却是必然，因为这就是王大珩，这才是王大珩。
王大珩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大珩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性格中的矛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既受过西方的现代教育，又保留着很浓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他们既喜欢“伤时犹国”，有孔子所谓的“士志于道”的精神，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很容易“感怀悲己”，习惯于遵循儒家所倡导的“忍”、“让”之德，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他们是太重视自身的“士”之人格形象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常常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单奎章冷笑着看着王大珩。他一直想要搬掉这个光机所最大的知识分子，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如若王大珩一直沉默下去，他或许会继续容忍他一段时间。但现在，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动手了。
又是从办学习班开始。1974年元旦刚过，单奎章精心安排的学习班就开张了。两天之后，学习班突然变成了揭发批判大会。次日，矛头开始直指王大珩。谁也没想到，当单奎章安排的“群众揭发批判”开始后，在刚刚点到王大珩的名字的时候，王大珩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只见王大默默地转过身来，把自己的正面对着全场的群众，默然伫立在那里。空气突然凝滞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王大珩。王大珩很镇静，他说他愿意面对群众，他什么样的意见都准备听。他的目光很真诚，带着一种自信的坦然。揭发批判在乱了一阵子阵脚之后又继续下去了。内容大多是揭发王大珩对单奎章有抵触情绪的事例，或批判王大珩“唯生产力论”的单纯业务观点。王大珩站在那里始终一言未发。只是最后，在对个别事情做了些简单的解释后，王大珩才说：“我不想掩饰我对单主任有意见……”
全场又一次震惊了。光机所从来没有人敢当着单奎章的面，当着全所人的面对堂堂的单主任单奎章表示不满！坐在台上的单奎章脸刹时间变得铁青，他怎么也没想到王大珩竟敢当众叫他的板。而最为恼火的是，他无法阻止王大珩。王大珩没有因为“群众”的揭发而失去理智，没有被措辞严厉的批判激怒而发火。王大珩很平静，至少他表面上很平静。王大珩用掩藏在文静外表下的内在的刚毅承接着突然而至的巨大压力，以一种近于殉难般的传统的“士”之精神维护着自身的人格尊严。他找不到任何可以阻止王大珩的理由。
单奎章很尴尬，这是他在光机所碰到的第一次大尴尬。他当然不会让自己白白地尴尬一场。会后，单奎章立刻就把王大珩发配到下面扫厕所去了。
据说，王大珩扫的厕所格外干净。
王大珩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王大珩属兔，就王大珩的本性来讲与他自己的这个属象是十分相一致的。除非为了工作，他在其它事上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没脾气。平时他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非常宽容、随合。那时候，光机所里属他工资高，大家就常敲他的竹杠。谁同他一起出差都是他包饭钱，大家都习惯了，好象他掏钱是天经地义的。在外时间长了，靠劳不过就鼓捣他请客，他好说话，一鼓捣准成。一伙人就乐得欢天喜地的跑出去解顿馋，反正他也馋。都知道王大珩喜欢吃狗肉，爱啃猪蹄子。常买一包拎回住处，和大家一边啃着一边唠。天南海北地一会说西餐，一会谈名菜，还真说得头头是道，馋得大家眼珠子直往外冒。唠到兴头上或许会给你来段京戏“我站在城楼观风景……”也算是唱得字正腔圆。从本质上说，王大珩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儒气，他赞赏与人为善的那个“善”字，追求待人和气不与人相争的君子之风。他从不愿意树敌，更不要说与谁骠着劲地斗了。但现在王大珩却一反常态，异常坚决地与已经提升为省科技局局长、局党组书记的“大官”单奎章骠上劲了。
兔子也有被逼急了的时候！
在扫厕所的那段日子里，王大珩肯定思考了很多。他也许反醒过自己，甚至包括自己的父辈；他也许突然发现自己始终是徘徊在中国知识分子延续了数千年的从政和治学的两难困惑之中；他也许终于懂得了科学和政治是根本无法截然分开的，懂得了科学其实远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客观的”“中立的”。只是不知道在那时他是否已进入了后现代的思维，是否得出了这样的后现代思想的结论：科学决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权力的卷入；科学是由非科学规定的，而非科学的兴趣是权力利益。不管他是怎样想的，反正就是从这时起，王大珩彻底改变了，他从此勇敢地走进政治旋涡，并再也不曾退缩过。
1977年，经过了十年的冰冻，大地的气温终于开始在人们的期待中逐渐回升了。
×月，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教育会议。王大珩做为代表参加了这次难忘的会议。在会上，准备充分的王大珩详细汇报了光机所几年来惨遭破坏的具体情况。听到王大珩的汇报，邓小平深深地为之震惊了。邓小平紧锁着眉头当即指示说：“中国科学院要和吉林省委共同把光机所的事抓好！”
6月，王大珩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再次以《关于光机所一场触目惊心的灾害》为题发言，揭露了单奎章在光机所的所做所为。光机所的现状又一次引起了全场的震惊。中科院院长方毅当场表态：“光机所的问题中央领导很关心，邓副主席很关心。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情处理好。”
长春光机所的人们永远也忘不了7月6日这一天，这个日子成了长春光机所历史上的一次盛大的节日。从清晨起，人们就纷纷涌向会场。还不到7点半时，所俱乐部的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许多人只好挤在舞台上、过道间、走廊里。光机所保存的档案材料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
八点十分宣布：长春光机所传达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大会现在开会！顿时，（会场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掌声雷动，群情激昂，（全场群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当韩同志传达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后，会场里再一次锣鼓鞭炮齐鸣，掌声欢呼声雷动，整个会场一片欢腾。有的（人）竟在会场里扭起秧歌来。象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多年来所没有，建所以来所罕见的！
单奎章于当年9月被隔离审查，第二年5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交公安机关逮捕了。在迫害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之后，他自己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不知道在狱中他曾做何感想，只知道他也不愿意死，更不愿意看到他的家人为他而死。都说单奎章对老婆好，说他在光机所时每个星期虽然只回家一次，但每次回家都要给老婆孩子蒸上一大锅馒头后再走。知情人说单奎章十分“惧内”。这话听着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单奎章这样的人难道还会惧内？单奎章这样的人难道还会有这种人之常情？但据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单奎章于看押期间在偷偷写给妻子的一张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你不是很唯心和迷信吗？事到现在就认命吧。不论怎样要活下去……只要活着好讲话。
原来他也知道人应该活下去！原来他也知道还是活着好！可是他却逼迫那些无辜的人放弃了生存的权力！
有人说，单奎章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他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这话没错。单奎章曾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是从军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应该承认，他有足够的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人来讲，有能力却往往比没有能力更为可怕，因为能力是一柄无论刺向哪里都会刃及深处的剑！以单奎章的基本素质而论，如果在正确路线之下，他或许也会干出一番成绩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往路线上一推了之的。这其间有一个始终在起作用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个人的品格。单奎章显然不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他极其狭隘、自私、冷酷。而正是他的这种狭隘、自私和冷酷导致了他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导致了光机所的大悲剧，也进而导致了他的个人悲剧。从这个角度来看，单奎章落得这种结局也是历史的必然了。
单奎章死于1995年，死得并不凄惨。最后的那些年间，他在开饭店、办汽车修配厂等经营活动中，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他赚了不少的钱。
能力，果真是一柄无论刺向哪里都会刃及深处的剑！
对于王大珩来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春天是从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到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个世上爱国爱得最苦的一群了。他们曾为爱国宁愿忍辱求学而远涉重洋，他们曾为爱国不惜投身战乱而毅然回国，但当他们满怀希望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新的中国，正准备倾其所爱而为之奋斗的时候，他们却又开始面临新的磨难了。他们要继续为爱国而忍受一次次的误解，继续为爱国而遭受许许多多的屈辱。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下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成了被“批倒批臭”的一群，他们在社会人群中被排在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的第九位，而被称为“臭老九”。他们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不仅如此，他们在人格上受到了最多的污辱：打倒、批斗、游街、戴高帽。他们在权利上也遭到了最多的剥夺：不许钻研业务“走白专道路”；不许传播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真不懂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虽九死而不悔”，仍然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民族主义者。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民族主义自然带有狭隘的嫌疑。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愿意提及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无国界性，更愿意提及科学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自然属性。但最能点出实质的还是居里夫人的那句话：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每个科学家都有他自己的祖国，不能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全人类？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得就是这番道理。爱国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感，如同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亲人一样，是源自于内心的。而源自于内心的爱，其本身就包含着因爱而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责任，包含着因爱而必须承担的磨难和牺牲。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能做到始终无悔无怨。所以当春风刚刚带来一丝暖意的时候，他们几乎立刻就毫不犹豫地又投身于其中了。
1978年3月，王大珩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就是说科学不再是社会之树上的一个枝，而是一个根了。这就是说科学工作者不再是“臭老九”，而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了。王大珩大大地为之振奋了。不仅王大珩，全国科技界都大大地邓小平的讲话而振奋，而欢欣鼓舞了。
于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使王大珩对中国共产党坚定了信心。他看到前途和希望，他满怀信心地说：
是时候了！
1979年，王大珩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中共长春光机所党委批准，王大珩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做为共产党员的王大珩从此如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般，重新开始活跃于光学界，活跃于科学界，进而开始活跃于政界。在此后的这些年间，王大珩越来越多地介入了政治，在参与国家决策，促进政策与科学间的沟通，加强科学在国家政治中的渗透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王大珩最终还是违背了父亲，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终于走入到政治中来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主张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到头来都事与愿违地放弃了自己的初衷，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社会的政治潮流之中。
这是科学的尴尬，但却是历史的必然。
但愿不断进步的历史有一天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将来，一个让科学不再尴尬，不再委身于政治权力的更趋合理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