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不是教育家，但却没有人能真正搞得清楚王大珩究竟有多少学生。
镜头之一：
1996年9月6日，中央电视台第130期《综艺大观》节目现场。
这是一台专为庆祝教师节而拍摄的专题节目。
节目进行到中间的时候，主持人微笑着把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生请上了讲台，请他对心中的老师讲几句话。
陈佳洱先生激动地拿起话筒，他张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王大珩先生……”
镜头之二：
1992年10月，北京。《庆祝王大珩教授从事科研活动55周年》座谈会。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将军充满感情地说：
“值此盛举之际，作为王老的学生，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特别的高兴。我仅代表国防科工委，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向为开创并发展我国光学机械技术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王大珩教授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王老师在科研、教学工作中一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作风严谨、锐意进取。他几十年如一日，治学、育人、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所热心培养的一大批光学方面专家，都已经成为今天我国光学事业的栋梁之才。”
镜头之三：
电影《蒋筑英》。
银幕上突然出现了王大珩与许多人边走边谈的真实镜头。
王大珩匆忙的身影突然定格，身边打出了一行字幕：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
定格结束，王大珩的身影又在镜头上活动起来。
年轻的蒋筑英极有兴趣地挤在人群中看着。突然，蒋筑英回过头来兴奋地挥舞着手臂喊道：“我就报王大珩了！”
画外音：1962年，蒋筑英报考了我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镜头之四：
中国激光技术的开拓者、著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中国科学院的王之江院士正在侃侃而谈：
“我是王大珩先生的学生。从学生的时间开始，到后来在长春工作及以后工作到现在，受到王先生很长时间的指导，从不能做什么事情到能做一些工作，都是在王先生指导下逐步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镜头之五：
火车上，一位年约60多岁的资深光学仪器厂厂长正很自豪地给别人摆：“我是王大珩的学生。”旁边的人听了立刻感兴趣地凑上前去。但听他讲了半天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七拐八拐地转了好几个弯子才勉强联到王大珩身上的“学生”。
其实他连王大珩的面都没见过，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沾了点边。
镜头之六：
一位学应用物理的大学生正在与人攀谈。
“王大珩是我们的老先生。”
“噢……嗯？”
年轻的大学生毫不在意对方投过来的怀疑目光，神情坦然地说：“你别不信，我们应用物理系就是王大珩创办的，我现在的老师就是他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你说，他不是我们的老先生是什么？”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光学界，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自称是王大珩的学生。甚至不止是在光学界，许多与光学沾点边的也都认王大珩。
王大珩说这不好。他很严谨，他自己就从来不随便说某某某是我的学生，或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但人家却不管，人家就是愿意做他的学生，就是愿意自称是他的学生，就是认他。人家可不管他认不认人家。
没办法，人家自有人家的道理，而且道理也绝对充分。
道理是这样讲的：学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那些他任教时的学生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他亲自指导过的研究人员。而广义的范围可就大了，只要是听过他讲课的，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在他创办的学校读过书的，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甚至还包括那些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受过他的学术影响的人。
果然有理，果然无可厚非。
王大珩学生们的成就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忽略广义的学生不计，仅王大珩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便可说是群英汇萃，成就斐然了。在他的学生中，现已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0位之多！
他是一棵树。王大珩的一位学生如是说。
的确，当你从王大珩的学生身边走过的时候，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棵树，一棵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苍天大树。这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一次次地想到这句话：
他是一棵树
王大珩不是教育家，但他却亲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以光学为主，光机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创建长春光机学院是在1958年。那时候中国的光学事业已初见雏形，长春光机所正；渐趋羽翼丰满，此时，光机专业人才大量缺乏的矛盾便显得格外地突出了。为了光机事业的长远发展，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等人的建议，下决心利用长春光机所的有利条件，创办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王大珩以光机所长的身份兼任了光机学院的院长。由于当时师资力量极度缺乏，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每人都必须兼授一门课。王大珩自告奋勇承担了教授基础物理课和技术物理专业课的全部课程。对长期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来说，基础物理课恐怕是最难讲的了，它需要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清晰准确的阐述能力。至今，长春光机学院的老学生们只要一提起王大珩讲课时的风采，还忍不住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王大珩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老老实实地在讲台前面站着。他习惯于把教案握在手里，不停地在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有的老学生戏言大珩先生的这个习惯是冻出来的，说是因为一开始时教室太冷的缘故。他们说刚建校时条件十分艰苦，是在临时借的教室里上课。冬天教室里没暖气，只好在中间支上一个煤炉取暖。但门窗都是破的，寒风便总能通畅无阻地冲进来，在教室里得意地肆虐盘旋。老师和学生们则只好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来上课。学生们坐在下面坐长了冻脚，冻得受不了了就在地上跺一阵子，许多学生的脚都冻肿了，冻伤了。老师在上面写黑板写长了冻手，冻得没法了，就把在炉子上烤热了的砖头用布裹着拿在手里暖一暖，暖过来再继续写。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的大学？
王大珩对学生很严，你可以不懂，但不可以装懂。你可以做的不对，但不可以不认真去做。如若让他发现在学习上耍滑或在实验中应付的情况，那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他最痛恨的就是不诚实和不踏实。
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考试了。王大珩考试绝对的与众不同物理考试出作文题！
考试时，王大珩只在黑板上写下三、五道论述题目，然后宣布几条：一、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道题目；二、可以随便翻看物理书或学习笔记；三、可以在前两个小时交头结耳相互探讨研究。
学生们先是大喜，这么宽松的条件岂不等于白送？但仔细琢磨下来立时就傻了眼儿了：没有一道题能在书上找到完整的答案，答案是渗透在整本书中的，你无论选答哪道题都得吃透整个一本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好沉下心来努力往里钻，钻进去了，搞明白了，一篇学术论文也就写出来了。这时候心中就会豁然开朗，突然觉得学过的东西变得格外清晰，突然觉得那厚厚的一本书变得很薄很薄了。
这种方法对学生很有好处，但对老师来说却很辛苦，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首先是出题难。要想把题出得好，出得巧，就需要老师具有很敏锐的目光和很高的涵盖能力。其次是判卷难。判这种卷不同打分，没有标准答案。老师得一篇篇地仔细阅读学生们的论文，从中了解他们各自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且不说对每一篇论文做出分析评价要耗费多少心血，单是一下子阅读几十篇论文就要花费多少时间？
不知道王大珩那几年是怎么干过来的。管着光机所的科研工作，兼着光机学院的院长，还担负着教授一门主课。只知道他常常利用出差时间在火车上备课，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给等候在那里的学生上课。
长春光机学院创办后不久就创出了牌子，《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加以赞扬。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都前来视察，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到文革前，长春光机学院已经小有名气，一度被人们盛赞为“小清华”。
如今的长春光机学院更是今非昔比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所学院已经成为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光机电算材相结合为优势，工、理、经、文多学科的理工科大学了。建院37年来，长春光机学院共为国家培养了150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作为光机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为祖国的光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大珩现在是长春光机学院的名誉校长。除此之外，他还担任着哈尔滨科技大学的名誉校长，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的名誉教授。他这一辈子似乎总是与教育有着无法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不是教育家。
1982年6月15日，夜。
北京友谊宾馆王大珩所住的房间内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王大珩拿起电话，立刻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蒋筑英在成都病危！
愣愣地放下电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王大珩的心。他不安地在房间中来回踱了几步，突然踉踉跄跄地转身冲出了房门。
近七十岁的老人了，竟连电梯都等不得了，王大珩自己一口气爬上了五楼。五楼上住有长春光机所的人，他急于找他们了解蒋筑英的详细情况。
王大珩心里急啊。昨天，他刚与科学院的领导探讨了破格选拔蒋筑英做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向科学院领导详细介绍了蒋筑英的情况后，王大珩说，我想推荐蒋筑英来挑光机所的这副重担。蒋筑英现在的职务虽然只是代理室主任，职称只是副研究员，但这都是由家庭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蒋筑英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了，我了解蒋筑英，他是一个既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科研水平的难得的人才。经过探讨，科学院领导已经基本接受了王大珩的建议，正准备对蒋筑英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没想到今天就传来了蒋筑英病危的消息。
气喘吁吁地跑到五楼，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王大珩让人立刻与成都通话，请求他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挽救蒋筑英的生命。电话终于要通了，但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却是一个怎么也无法使他相信的噩耗：蒋筑英已经于几小时前病逝了。
话筒从手中滑落的一刹那，泪便顺着面颊簌簌地滚落下来了。王大珩突然举起拳头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敲打着自己的头，嘴里失声地喊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是从哪里说起啊？”这个从不肯轻易落泪的人，这个连失去父母时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人，今天，却为失去学生而怆然泪下。
那一夜，王大珩彻夜未眠，眼前不停地浮现出一个个不同的蒋筑英。一会儿是刚当研究生时的那个聪明而又沉稳的蒋筑英，一会儿是背负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那个艰难跋涉的蒋筑英，一会儿是人到中年的那个干练成熟但却日见憔瘁的蒋筑英。这个孩子是太苦了，王大珩想，泪便又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从二十四岁做他的研究生算起，蒋筑英已经在他的身边工作了20年了。他是看着蒋筑英从一个年轻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20年来，他在蒋筑英身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他喜欢蒋筑英，尽管他从不肯轻易地表露出来。他心里知道，以蒋筑英的能力和学识来看，他早就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了。但是……
谁让他是王大珩的学生呢？做王大珩的学生是常常要吃一些亏的。
王大珩突然觉得有些悔，自己是不是对自己的学生太过于严格了？他依稀记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很早很早以前的事。那时候，蒋筑英正在读他的研究生，他给蒋筑英选定的课题是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一种近代科学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进展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光学设计和光学检测水平的高低。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王大珩希望蒋筑英能填补这项空白，希望蒋筑英能成为我国光学传递函数方面的专门人才。蒋筑英果然没有辜负王大珩的期望，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刻钻研，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先进实用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65年，王大珩让蒋筑英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光学检验会议。当时，母国光教授看了蒋筑英的论文后非常兴奋，他找到主持会的王大珩连声赞道：“这是个人才啊！”并立刻与王大珩商量要让蒋筑英在大会上作论文报告。听了母国光的赞扬，王大珩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思量再三之后，他却决定不让蒋筑英在大会发言了。王大珩说：“他太年轻了，我不想把他一下子摆得太高。摆得太高了，容易头重脚轻，容易摔跟头。还容易给他造成不好的处境，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还是让他一个一个台阶扎扎实实地往上走吧。”后来，大会按照王大珩的意见，安排蒋筑英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小组发言后，蒋筑英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但王大珩却对蒋筑英说：“你刚刚做了一点工作，可千万不能有成就感，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有多么的出类拔萃了。你还年轻，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课题需要你去继续钻研，你得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王大珩不知道蒋筑英当时是否理解了他的苦心，但就是从那时起，蒋筑英果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中国的光学传递函数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最终成为了国内这一领域中闻名的专家。看来自己对蒋筑英的严格要求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些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