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职称、待遇？王大珩从不为自己的事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在荣誉、待遇面前伸手。他对蒋筑英这一点是最满意的。蒋筑英一家四口常年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在所里准备调给他一套三室的房子时，他却要求把房子让给别人。他很诚恳地说：“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眼下有两间就够了，所里需要房子的人太多，把宽绰的房子给更需要的人吧。”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准备把蒋筑英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大珩对提拔自己的学生历来十分慎重，但连他也认为蒋筑英已经完全具备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没想到问题倒是出在蒋筑英自己身上了，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甚至从国外写信给他专门来谈这件事。蒋筑英在信中说：“还是先提其他的老同志吧，他们比我的贡献大！这样做对工作有利。”王大珩一下子明白蒋筑英的心思了，蒋筑英心里想的始终是怎样做才会对工作更有利！只要是对工作有利他宁肯什么都不要，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王大珩深深地感动了，他赞赏蒋筑英的想法，也同意了蒋筑英的意见。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太亏了蒋筑英了？过去，他总觉得蒋筑英还年轻，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今天，蒋筑英却突然走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只为蒋筑英争过一次，是争出国的名额。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不久，为了解决我国天文卫星X光望远镜的检测问题，所里决定派人去西德学习。在研究出国人选时，王大珩力主要派蒋筑英去。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出国的人员很少，名额也十分有限，况且蒋筑英还背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家庭包袱。但王大珩却一反常态地竭力坚持让蒋筑英去。王大珩说，这是一项在新的光学领域里进行探索的工作，必须要派业务水平高，接受能力快，责任心强的人去学习。我认为蒋筑英具备了这些素质，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这件事使蒋筑英很感动，他没想到组织上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就能轮到他这种出身的人头上，他很感激导师为他创造了这个机会。但王大珩却实实在在地说，他并不是因为蒋筑英是他的学生才推荐他，他不是给蒋筑英争，他是从整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才这样做的。后来的的事实证明了王大珩的选择是对的，蒋筑英的确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到西德后的两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所有的关键性技术，只半年时间就学成回国，在国内这种装置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筑英逝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相继做出了开展向蒋筑英同志学习的决定。蒋筑英被誉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在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活动中，王大珩含泪为自己的学生写下了《学习蒋筑英，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悼念文章。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蒋筑英，王大珩心中还是觉得有些悔。每次去长春，老人都忘不了去看看蒋筑英的妻子，去看看那两个早早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每次都不空手，或者拎去些水果，或者送去两盒中秋的月饼，有时候是钱，虽不多，却饱含着老人那片真挚的情意。
但仍抹不去心中的悔。有时候，老人会突然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唉，真是苦了他了。他那时大学毕业就拿那几十块钱，一直拿了十多年，家里负担又重，营养上、身体上太吃亏了。你说我怎么就……唉……”那一声充满了自责的长叹，听起来沉甸甸的令人心碎。
有人告诉王大珩，科学界对王大珩有个公论，说他是属于那种永远追踪前沿科学，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
王大珩很认真地听着这些评价，又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完全是这样。我这个人思想里面还是很有些保守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我的近视而看不出某一新兴学科的前途。眼光不如自己的学生，不如年轻人的例子也是有的。”接着就很认真地举例说明。
举的是我国早期开展激光研究时的一个例子。王大珩说，当时他的一个学生开始对激光领域发生了兴趣，提出了要研制红宝石激光器的设想。自己虽然不反对，还在解决其中的晶体与氙灯的结构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及时地看出激光发展的广阔前景，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精力都集中在大型国防科研项目150工程上了。后来，当这个学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之后，王大珩才意识到这一新兴学科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大珩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的王之江。
王之江是王大珩的学生中是最著名的，也是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一个。早在五十年代，王之江刚刚毕业来到光机所的时候，王大珩就看中了这棵苗子。从那时起，王大珩就对王之江格外地倾心栽培。
开始时，王之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优异而傲气十足。他是搞光学设计的，因为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画的图拿到车间常常做不出来。车间找他问，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我只管设计那几条线，做出来做不出来是你们的事。”为了培养王之江的动手能力，使他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王大珩干脆把王之江放到车间去锻炼了一年，让他老老实实地从磨玻璃开始，学会磨出自己设计的那几条线。实践使王之江一下就开窍了。他明白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误差，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研究解决的。大家都说，就是从那以后王之江才再也不“牛”了。
都说王大珩在王之江身上花费的心血最多，这甚至在当年留下的批判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王大珩悉心培养王之江的例证。在一份光机所党委于1958年写的《整风后青年研究人员红专情况的变化》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所长王大珩对王（指王之江）的才干更是欣赏，视为宠儿。从苏联带回的最新的技术资料就给王一个人看。在他们看来，有才就有德。因而在五六年工资改革时，所长一再坚持把王评为八级助研（全所52年毕业生中只有王一人是八级）过后又给他奖励，选他为省先进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积极分子等。
王之江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勤奋钻研。但王之江孤傲耿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很容易在纷繁的政治运动中成为目标。肃反时，王之江由于出言不慎，被认为有反动思想而受到了批判。这边还批着呢，那边王大珩就火了，他一气之下跑到吉林市委，找宣传部长说他要以他个人的身份来担保，担保他的学生绝对没有问题！弄得一时间满城风雨。反右时，惯于坦诚直言从不包藏自己的王之江又捅了漏子，王大珩左袒右护，最后竟差一点把自己也折到了右派堆里。这些情况直到1974年，还在一份题为《关于王大珩同志的历史和表现情况》的上报材料中被提及。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王大珩）在五反、肃反运动中认识模糊。在整风反右运动初期认识较差，表现右倾。对一些右派言论颇加赏识，一度在感情上同情某些右派分子。
在对待激光的问题上，王大珩最初的确没有王之江看得准，但具体情况还应做具体分析。王大珩与王之江不同，王大珩是所长，他的视野有时必须要限制在国家急需的项目上。当时，光机所刚刚接受150工程的国防科研任务，这是建所以来光机所第一次承担这样大型的尖端性的国防科研课题，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王大珩不能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这项工作中去。
再者，世界上大概根本就不存在永不失误的眼睛，不存在永远正确的智者，真正的智者是指那些能及时发现误差并迅速进行调整的人。卢瑟福和爱因斯坦都无一例外地犯过短见的错误。卢瑟福最先敲开了原子的大门，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原子能广泛利用的可能性。他在1933年的一次演说中说：“一般说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这种途径来取得能量，这种生产能的方法是极端可怜的，效率也是极低的。把原子嬗变看成是一种动力来源，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爱因斯坦的回答更具色彩。当记者问到原子能是否有可能被实际利用的时候，他回答道：“那就像夜里在鸟类稀少的野外捕鸟一样。”他们都没能看出原子能时代已经近在咫尺了。可见，即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眼光也会有出现误差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发现并调整误差。当王之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后，王大珩立刻意识到激光是一门极有发展前途的新的光学领域。他当即就敦促王之江撰写文章，及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从此，王大珩开始密切关注和追踪激光研究领域。后来，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激光为主攻方向的上海光机所。此后，他又和王淦昌先生共同向聂荣臻元帅建议，在上海光机所建立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英、法、日）才拥有的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他又与几位老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我国激光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如今，王之江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成为我国著名的光学专家，成为我国激光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了。作为老师，王大珩对自己这位成就卓著的学生所表示出来的尊重十分令人惊讶和钦佩。这种尊重是有目共睹的，它体现在师生共同出席各种场合之时，体现在先生与学生交往的言谈举止之中，也体现在老人人前人后对学生的高度评价和严格自省里。
难得一位先生对学生的尊重，王大珩的高尚也便在此了。
对学生来讲，导师的前瞻能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优秀的导师由于其在科研领域中的敏锐眼光和对学生能力的准确判断，会不断地把学生推向前沿，迫使他们极大地发掘自身潜力，做出令他们自己也为之惊讶的创造性的成果。
姜会林是王大珩文革后带的第一批硕士生。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王大珩给姜会林出了三个难易不同的题目，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其中最难、最生僻的一个题目是《光学系统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王大珩对姜会林说，这个题目不太好搞，但很有意义，我倾向你选择这个题目，你自己再好好考虑一下。
姜会林拿着这个题目憋了半年。这半年里，他与许多光学界的专家进行了探讨，竟没有一个赞同他搞这个题目。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效益对大家来说还是个很生疏的词。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说这个题目没法搞。理由是，我们是搞技术的，不懂经济。连王之江都说：“题目太大了，倒是有意义，但不好做。”姜会林本想多找几个人探讨，好给自己坚定信心，没想到这一来反倒是泄了气了。他思量再三之后，下决心去找王大珩商量放弃这个题目，改做一个难度小一些的。
听了姜会林的陈述后，王大珩思索了很久。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心里仔细地掂量着这件事。后来，王大珩就对姜会林讲了很多的话。他说，他也是从研究生走过来的，以他的经验来看，发明与创造往往就寓于疑难工作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有可能从中获得知识和学问上的最大收益。他说，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没多少区别的课题，虽然做起来容易，完成的顺利，但因为起点低，所以极有可能从中所得甚微，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好处的。最后，王大珩告诉姜会林说，他是考虑到姜会林的自身条件，才给他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的。姜会林年纪比较大，参加工作多年，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他认为，以姜会林的经历和能力是能够胜任这个课题的。他说如果换一个缺乏经历的年轻研究生，他就不会给这个题目。说罢，便用殷切的目光默默地望着姜会林。
姜会林无法拒绝了。但姜会林说，他当时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接下来的，回去后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做下去的。一年后，姜会林才把课题的基本论述方法、主要论点和公式搞出了一个大概的总体结构框架。
向导师汇报提纲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觉得自己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了。借着王大珩仔细翻阅提纲的机会，姜会林悄悄地观察着导师的表情，他注意到王大珩的脸上渐渐出现了赞许的微笑，心里这才稍微平静了些。没想到，王大珩看罢稿子后竟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一把拉住姜会林的手，兴奋地对秘书说：“你看，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他这三个部分都很有意思，都有创造性的价值！”那一天，王大珩显得格外高兴，姜会林告辞的时候，他破例送下了楼，送到了院子里，又一直送到了大门口。走到大门口后，王大珩突然止住了步子，沉吟着说道：“我考虑，根据你现在做出的成就，你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交流了。明年有个国际镜头光学设计会议，我想推荐你去参加，把你的观点在会上讲一讲，介绍出去。”
那是姜会林第一次出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记得离开会只有一个多月了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被告知因外汇无法解决而无法办理出国手续了。王大珩知道后十分着急，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姜会林不应该轻易放弃，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他立刻给吉林省领导写信请求帮助。姜会林拿着王大珩的信找了吉林省人大主任，找了吉林省省长，找了吉林省外汇管理局、外办，终于把外汇批下来了。但这时候距离开会只有20天了。一般情况下，要在20天之内把去美国的一切手续办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王大珩硬是帮助姜会林办下来了。他们直接给美国会议主席拍电报，请美方向驻华领事馆说明情况，因此几乎立刻就拿到了签证，终于使姜会林如期参加了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国际交往为姜会林开拓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也使姜会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1985年，世界《光学学报》刊登了姜会林的文章。此后，在日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光学学会，特邀姜会林前去做学术报告，并肯定了姜会林的文章是此项研究的“四大进展之一”。
最令姜会林难忘的还是他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当时，王大珩看了姜会林的论文后，不仅在其中用铅笔写下了许多的批注，还给他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长信。王大珩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姜会林的论文总体不错，但认为目前还不能进行答辩。王大珩指出姜会林在关于光学公差这一章中所引用的一个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让姜会林一定要通过自己做来证实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