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突然停下，摆出一副豁出去了的架式说：“别再犹豫了，反正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走！硬着头皮闯一闯去！”
两个小时后，三个年轻人步履轻快地从王大珩的家中走了出来。开始，他们还极力控制着情绪，但一来到大街上，他们立刻就抑制不住地击掌欢呼起来。没想到，一切竟会是如此顺利！进王大珩那个门之前，他们以为把一切都想到了。但当走进王大珩的门后他们才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没想到在那里等着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亲切地欢迎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阐述，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真切地理解他们，没想到王大珩会那么热情地支持他们，而最最令他们没想到的就是，王大珩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不仅十分痛快地答应帮助他们，而且当即就提笔给他们分别写了五封推荐信！
现在，这五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他们揣着这五封信就像揣着一把火，烧得心里躁动不安。
一缕清风轻轻地拂面而过，夜晚的空气悄悄地在身边流动起来，凝固着的闷热转眼间便消失殆尽了。
“走！喝酒去！此时唯有酒！”
“对！喝酒去！此时唯有酒！”
那一夜这三个年轻人都醉了，他们三人喝了整整两瓶二锅头。他们说，他们要为有幸结识王大珩这样的老科学家而醉上一回！
三个年轻人中那位博士的名字叫曹建林，那一次，他们在王大珩的支持下不仅申请到了项目，并且完成得十分漂亮。曹建林申请的是有关X-射线膜层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项目人家花了几十万都没有搞出来，他说我只要一万元，保证把课题做出来。结果，果然只用了一万元就拿下来了。曹建林也因此而成为了我国X-射线膜层领域的专家。
曹建林现在是长春光机所的所长，他是继王大珩之后的第四任所长，也是长春光机所最年轻的一位所长。王大珩则是长春光机所的名誉所长，也是最老的一位所长。老所长和年轻所长之间的关系很亲近，老所长总在心理惦记着年轻所长，他看出来曹建林很难。他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曹建林恐怕比自己当年创业时更难。
当年，自己创建光机所的时候虽然科研基础差，人力物力匮乏，但毕竟那是一个倾全国之力支持科技发展的年代。那时候，只要是科研需要，一句话，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搞电子显微镜时，说需要拆一台电子显微镜做参考，打个电话立刻就把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刚进口的一台电子显微镜要来了。说需要人，与电子所打个招呼，当即就把刚从德国学成回国的黄兰友先生留下，立刻就投入工作干起来。搞国防科研的时候更是全国上下一条心，需要什么支持就有什么支持，需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而且，那时候有一大批像自己这样从国外回来的专家，这些人在领导层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的，讲话还是很起作用的。
如今不同了。曹建林当所长的今天，恰逢改革大潮兴起。而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刀就砍到了光机所的头上，长春光机所作为中科院的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被突然间推到改革的前沿。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拨款制度，大量削减事业费，吃了几十年皇粮的光机所，说断奶就忽然一下子断奶了。面对拨款制度改变后的严峻局面，维持偌大一个光机所的生存就成了曹建林所长的主要工作了。曹建林需要思考许多对中国的科学家来说曾经是十分陌生的课题：他要考虑如何带领这个最大的研究所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要考虑如何才能既保证光机所的生存而又不失其科研单位的基本性质；他要考虑市场，要以市场为导向；他要考虑经济效益，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还要考虑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新思路。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对曹建林来说，也许最难面对还是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分化。市场经济在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一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而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又逐渐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开始拒绝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不再甘心固守精神和清贫了，他们变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了。对曹建林来说，要应付眼前这所有的一切，无疑是显得过于沉重了。
当曹建林向王大珩汇报光机所目前的情况时，王大珩沉吟了好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真难为你们了。”就这一句话，把个曹建林感动得抖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
曹建林说，他从没碰到过像王大珩这样理解年轻人的老人。在他面前你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亲近感，产生倾述的愿望。曹建林愿意向老人倾述，他讲自己的苦恼，讲自己曾有过许多雄心勃勃的设想，想搞出几项具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想写出几篇有影响的学术文章，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干出一番事业来，但现在他却只能放弃这一切，不得不整天围着谈判桌转！
王大珩理解曹建林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痛苦。他一时有些不知道如何对曹建林说才好。他想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科技领域的大调整，在这个调整中，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必须摆脱长期与市场隔绝的状态，重新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他想说，科学的这种重新定位是十分必要的，它最终能激活科研活动中的再生细胞，为科学带来更为鲜活的生机。他想说，这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调整势必不会那么从容，在调整过程中必然会给科学、给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们带来许多切入肌肤的阵痛。他还想说，既然历史选择了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把机遇与挑战共同摆在了你们面前。但是他不想说这些大道理。沉吟了一会儿，王大珩突然对曹建林说：“你知道吗？我从三十四岁回国后，就再也没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曹建林猛然抬起头，吃惊地看着王大珩，他一时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曹建林的眼里，王大珩始终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形象，是光学界的泰斗，是自己心中的偶象。他不明白王大珩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为什么要破坏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王大珩却神情坦然，他语气平缓地继续说道：“在科学领域中，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有人牺牲自己去做的，它也许会剥夺你某一方面的能力，甚至会埋没你，但它同时也会造就你，给你展示出另一番天地。”
曹建林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突然觉得王大珩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完美、更加高大了。
后来，曹建林在提到王大珩时常讲起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次，科学界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聚在一起为一位老先生祝寿。老先生的一位弟子即席说了这样一番话：在科学家里有两类人，一类是在自己的领域中做出了杰出成绩的人；另一类则是造就了一个科学家队伍的人。这两类人中前者比较多，前者也更容易得到名气、荣誉和利益。但后者却十分少见而且更加伟大。因为后者必须具备更全面、更优秀的素质，他不仅能够尊重前辈，能够团结同辈，还要能够提携后辈。这样的人是科学家中的精英，是科学事业的栋梁。曹建林说，把这段话送给王大珩先生，应当之无愧！
王大珩很体谅曹建林的难处，总希望能帮曹建林做点什么，但他是个开明人，绝不依老卖老指手划脚地干涉人家。每当曹建林向王大珩汇报工作的时候，老人总是默默地听着，只在最后问上一句：你看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如果有能帮上忙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尽全力去做。但也有例外。
有一次，曹建林为推选科学院院士的事专程去找王大珩。王大珩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在院士的评选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曹建林次行是站在所里的角度，想为所里多争取下来一个院士名额。临行之前，所里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觉得推荐的这个人是王大珩的学生，王大珩很有可能会同意给使点劲儿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王大珩面前曹建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吭吭吃吃地绕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
王大珩默默地注视着曹建林，突然开口说道：“说吧，你想给谁说情？”
曹建林一愣，只好如实招来。
听了曹建林的讲述之后，王大珩很久很久没有说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王大珩才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是我提名当选为院士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这件事才好，我是想说，请你今后不要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好不好？我想把这个权力留给自己。”
面带愧色的曹建林牢牢地记住了王大珩这句话：我想把这个权力留给自己！
现在，曹建林似乎干得很有劲头了。他有一帮朝气蓬勃的助手，一个很年轻的领导班子。走到他们中间，你立刻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他们那活跃敏捷的思维能力，快捷简易的处理工作方式，紧张忙碌的生活节奏，融洽和谐的伙伴关系，时时感染着你，鼓舞着你。在他们身上你也许很难看到传统的学者形象，但却会从中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学者气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使你永远也无法在头脑里把他们与那些正统的行政官僚们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他们令人赞叹、给人希望所在。
曹建林们很有信心，他们是决意要舍掉自己了。而他们之所以舍弃自己只为了一个愿望，就是企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能为光机所的科研人员们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科研环境，当然首先是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王大珩的影子，但他们又完全不同于王大珩，就如同王大珩像父亲又绝然不同于父亲一样。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都有一个不变的强个之梦。
他们不愧是王大珩的学生！
问题是，当我们对他们表示赞赏的时候，难道我们心里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吗？难道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延续一定要以牺牲最优秀的人才作为代价吗？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就无法为我们的科学、为我们的科学家们提供一个比王大珩时代更为优越的科研环境了吗？
如今，当我们好不容易从科学的愚蒙状态中走了出来，好不容易认识到了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却不得不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自己拯救自己。自救，其实是一种十分无奈的选择。谁都知道，如果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的话，其自救的紧迫感必然会大大地削弱其对社会历史的使命感，而对社会历史的使命感的削弱则会直接影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由价值取向的变化造成的知识分子群落之间的精神分野，对科学、对社会、对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所幸，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中有一种渗入骨髓的爱国情结，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中有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入世精神。因此，他们总是能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虽九死而不悔，一代又一代顽强地向着强国的目标艰难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