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后的王大珩仍旧很忙，忙得叫人不可思议。
日程表上，一年到头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难得有点空闲。才进四月份，就把六月份以前的时间都早早地预支出去了。在一个月的日程安排上就能找到三个外地会议：
×日至×日到武汉参加×××会议；
×日至×日到西安参加××会议；
×日至×日到长春参加××××××会议。
除了这些需往外地跑的会议外，余下的在京时间安排就更为复杂了，每天常常是以小时来计算的。如四月份某一天的日程表上这样写着：
上午：8点，×××先生约见；
9点，××单位约谈工作；
10点以后，与×××继续谈××问题；
下午：14点参加××会（如会议结束早，可以约××先生来会议处面谈。）
晚上：×先生等五人、×先生、××单位前来拜访。
这还只是日程上安排了的，还不算那些不打招呼就突然挤进日程的造访者，而且这种不打招呼就来的情况几乎每天都有。
于是，王大珩的家就走马灯似的，整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只要王大珩前脚一迈进家门，后脚紧跟着就开始一拨一拨地来客人。有时候，人还没回来，客人早就坐在家里候着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忙得叫人看着心疼，别说是休息了，连一顿饭都吃不安生。一顿饭中间常常要有两三次放下筷子，去接待来访的客人。到最后，连吃饭的心思也没有了，赶紧稀里糊涂扒拉几口也就算了。
原中顾委委员武衡曾在一次会上笑着说，你们看，王大珩的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人。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换谁也烦了，可王大珩不烦。王大珩说，怨不得别人，我这是自己找忙。
好心人劝他：年纪大了外出行动不方便，外面的会能不参加就别参加了。王大珩却说，我只要能跑得动就得到处跑。不到处跑跑，我怎么能了解情况？不到处跑跑，我怎么能更新知识？不了解情况，不更新知识，我会逐渐在学术上变成个瞎子，那样的话，总有一天我会连话都说不上的！
还好心人劝他：年纪大了身体要紧，该挡架的就挡挡架，不能总是来者不拒了。王大珩想来想去就是不忍心。王大珩说，人家没有重要事情就不会来找我了，谁来找我之前不是前思后想才进的这个门，能帮人家一把为什么不帮？
仍旧是来去匆匆地在一个个城市之间和会议之间穿梭飞行。仍旧是一如既往的来者不拒。仍旧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也有拒绝的时候。
名气大了，被人惦记的机会自然就多。新的科研成果希望能借你的名气来认定；新产品希望能借你的名气打开市场；新公司希望能借你的名气做大生意；还有的人干脆就想借你的名气来创他自己的名气。现如今，市场经济下什么都能开出价了，名气就是最好的资本，用好了名气就能创造出无数利润来。
王大珩却把名气攥得死死的，绝不轻易拿出来使用。
总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来请王大珩。王大珩把住一条，与他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一律回绝，只要参加的就一定说实话。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王大珩一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绝不顺人情说好话。他说，在科学面前，再大的名气都是毫无用处的，科学是一个自我校正系统，任何错误在其中都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只能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但也常有一些质量不高的科研成果鉴定会令王大珩十分为难。有一次，王大珩参加一项科研成果鉴定会，他对结果不满意，但得知这是很多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干了很长时间才搞出来的成果，又实在不忍心太伤害这些付出了许多心血的人。在两难之中，老人不得已耍了个“滑头”，在鉴定中写了句无懈可击的评语：经过实验，数据可信。后来有人追问老人对评语的解释，老人调侃地一笑说，数据是他们在实验中得出来的，因此是可信的，但可信的不一定没有问题，不一定都是对的呀。
这两年公司找上门的也多了。有个公司出了一种新产品，托人请王大珩主持鉴定，一直托到王大珩的妹妹头上。妹妹来找王大珩，说人家说了，你要是能出面主持鉴定，人家那边就让科委主任出来坐陪。王大珩说，笑话，这不是谁出来坐陪的事。我又不是干这个的，我有什么权力主持这样一个产品鉴定！
还有个公司想请王大珩、何泽慧、彭桓武三位著名科学家做顾问。条件很好，除了每月付给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人家的意思很明确，并不指望这三个人做什么事，要的只是这三个人的名，王大珩却偏要叫这个真儿。他去认真地了解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他们三人的专长根本不对口，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辞掉了。自己辞掉了还不算，还不嫌麻烦地找罢了何泽会又去找彭桓武，挨个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要去了，那个公司的业务与我们不对口，我们去只能空担个虚名，一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结果，就轻而易举地把人家策划的那点事生生给搅黄了。
有不少想用钱来买王大珩这个名的，要的只是王大珩的一句好话或一个赞许的态度，有时候甚至只要照张像或提个词就行，但钱在王大珩那里从来都不好使。知情人说，王大珩连该拿的钱都不拿，还能要这种钱！吉林省给院士每个月发1000元补贴，从第一个月起王大珩就吩咐把这份钱给研究生作奖学金了。他说研究生太苦了，一个月就那么点钱，给他们补补身体吧。得了何梁何利奖后，他立刻拿出50万给中国科协，设立了“迎光基金”，专门奖励在物理学、光学、光电子学等方面作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和成绩优秀的研究生。连秘书都直发牢骚，一个劲儿地对王大珩的学生们说，你们就不能好好劝劝他吗？哪怕留一点也行，不能总花姑娘儿子的钱呀！
也有抠的时候。
有一次，下班时王大珩的车坏了。老伴在电话里嘱咐他说，你就打个“的士”回来吧，没几个钱的。结果一等二等总也不见这个人回来，老伴就知道坏了，王大珩肯定是挤公共汽车去了。跑去一看果然不假，他连中巴都没肯坐，就在大公共汽车里挤着回来了。吓得老伴一身冷汗，八十岁的人了，真挤出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
科学院给王大珩配了一辆专车。按说，王大珩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除了公事外，有时私事上用一下车也是情理之中的。但王大珩却抠得气人。老伴要去单位领工资，问带我去领趟工资行不行？王大珩说行，这样吧，我去科学院开会，把你捎到科学院门口，剩下的路你自己走。有一次，王大珩要出去，刚巧老伴和小妹要去大妹家，她们看到正好与王大珩顺路，就想让王大珩把她们稍过去。王大珩看到她们坐在车上后，却绷着脸硬硬地扔出一句：你们以为这是你们的专车吗？弄得老伴和小妹到底没搭成这个车。王大珩常去妹妹家，去妹妹家就不肯要车。不要车也罢了，竟连个出租车也不肯坐。有一天晚上，王大珩和小妹一起去大妹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小妹说打个车回去吧，王大珩却坚决不干。小妹拗不过，只好陪着去赶公共汽车。两位老人硬是走了一站半的路，好不容易才赶上了最后一趟末班车。
人家请王大珩吃饭，吃完饭都站起来了，王大珩就是不走。站在那里指着剩下的菜说，这些东西不能扔掉的，你要拿回去吃，不然就太可惜了。非逼着请客的人自己打包拿回家不可。坐飞机时，飞机上发的食品老人吃不了。乘务员要把老人剩下的拿去扔掉，老人惊恐地用双手捂住，嘴里一个劲地说不。直到服务员走得好远了，老人还紧紧地捂着。捂着也不放心，生怕乘务员再来收走，东瞅瞅，西看看，到底找了张报纸把那点东西严严实实地包起来，这才安心地搂在怀里，一直搂到下飞机。老人说，这怎么能扔？
抠的最叫人受不了的就是不让打电话。家里人谁也不敢随便打长途电话，王大珩说这电话是科学院给我安了办公用的，私事怎么能花公家的电话费？还说自己与人家比已经是很公私不分的了，说有个老科学家每次私事用电话都要自己记录下来，到一定时间就主动去科学院交电话费。王大珩说，我就没有人家那么认真！言辞之中很有些自责的味道。
家里的电话都成了摆设了，只能接不能打。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老伴只好怏怏地与他商量：要不，我们自己再花钱安一盘电话好不好？
傍晚，在中关村那条绿荫掩映的小路上，常可以看到两位老人相依相伴一起散步的身影。老头清瘦精干，步子总显得有些匆忙，他显然不太习惯散步，常常是走着走着就忘了悠闲。老太太则很富态，胖胖的脸上永远是一副从容随和的神情，她总是紧紧地跟在老头身边，时不时地在后面轻轻地拽老头一下，提醒老头走得慢一些。老头这才发现自己又走快了，赶紧放慢脚步。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又缓缓地向前走去。
这两位老人就是王大珩和他的老伴顾又芬。
顾又芬有一双温和的眼睛。从相识的第一天起，那双眼睛里的温和与宁静就给王大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是在大连相识的。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他们都是在沈氏兄弟的帮助下，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相继从国统区奔赴解放区的那批进步知识分子。顾又芬是个上海姑娘，原是上海医学院的儿科医生，来到大连后就分配在大连大学医学院。大连大学的两个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常在一起活动，因此，王大珩和顾又芬很快就相识了。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追求进步，因此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都是从上海来，又都是单身，这又使他们相互之间很容易勾通。只是没有很多的浪漫和情调，他们各自都很忙。
王大珩是个情感内向的人，虽然工作起来风风火火，但在与女孩子打交道时总是显得有些怯懦。如果碰上的是个火爆性子的女孩子，他们的关系或许还会发展得快些，但偏偏顾又芬又是个温和性子。这层窗户纸还是王大珩的大妹给捅破的。大妹放假从北京来看哥哥，没几天的时间就看明白了。大妹也喜欢顾又芬，说不清为什么，一见面就喜欢。于是，大妹就把哥哥和未来的嫂子拉到一起来了。直到现在，嫂子和妹妹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相互之间没有一点隔阂，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像亲姐妹一般融洽。
关系确定后不久，王大珩就到北京筹建仪器馆去了。还是忙，比在大连时更忙了，但信却写得勤。信也如同王大珩本人那样，不带过多的情感色彩，大多是简单的工作生活情况汇报。让顾又芬醉心的是，他几乎每次都在信里夹着一块糖。
结婚是在第二年，婚礼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举行的，只请了几位老师和朋友，很简单也很随便。婚后，顾又芬就随王大珩去了长春，在那个寒冷的北方城市一住就是三十年。
长春市有条有着美丽名字的街道：昂昂溪路。在这个叫做昂昂溪路的地方，座落着一栋远近闻名的日式建筑王大珩小楼。
王大珩小楼是因为王大珩一家在离开长春前一直住在这里而得名的。虽然，如今这座小楼早已经改建成招待所了，但人们仍旧改不了口，还是习惯地把这里叫做王大珩小楼。这称呼中仿佛永远透着一种不尽的怀恋。
怀恋大多是因了这座小楼中的女主人顾又芬。顾又芬是儿科教授，因此，在这三十年间，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光机所所有孩子的义诊大夫。那时候，光机所的人最不怵的就是给孩子看病了。孩子有病了？没事，去王大珩小楼找顾教授！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把病孩子抱到家里来，有时候一来就是好几个。看了这个看那个，碰上病重的还得帮着给送到医院去。好不容易哪天清静点了，没准半夜又接个电话：孩子病得太重了不能抱过去，请顾教授来家里给看看吧。于是，赶紧提起医药包抬腿就出门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保证一会就出现在你家门前。光机所怎么也有上千户人家吧，几乎没有一户的门坎她没迈过！光机所怎么也有几千个孩子吧，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她没摸过！
连光机所的人想起来都觉得奇怪，怎么三十年来，就从来没见顾教授变过脸？总是痛痛快快地随叫随到，总是那么一副温温和和的笑模样。老老少少没一个不说顾教授心眼好。你看，她能和继母相处的让外人都以为是亲生的一样，一直把继母养老送终，心眼不好能行？你看，她家的老保姆在她家一干就是几十年，就像他们家的家庭成员一样，主人心眼不好能行？后来，老保姆是觉得自己太老了才没跟到北京去。可分开了不久，老保姆又老远地打电话找顾教授，说自己还想到她家去。顾教授明知道老保姆已经干不了什么活了，接到电话却还是高兴地说：“要来就来吧，反正我现在也闲着没事，你来了我们两个老姐俩还能做个伴。”就这，心眼不好能行？
王大珩一共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如今都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若问王大珩这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他一概不知道。王大珩很少在家。今天出国，明天出差，若是来国防科研任务了，二话不说，拿起包就得走人。既不能告诉家人自己要到哪里去，又不能告诉去多少天，更不能说去干什么了。而且，不管走多少天，连一封信也不能往家里写，保密。这个家就全撂给顾又芬了。顾又芬倒不在乎，因为王大珩即使在家，他也根本顾不上这个家，反倒多了个让顾教授操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