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时，江晓天曾对我说，那时全国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三家专业社，因百花社侧重于散文，所以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人文和上海新文艺两家。尽管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成立后仅用两年的时间就逐步健全了一套从约稿到编审工作的规章制度，并在出版青年英雄人物传记、翻译作品及古典名著选本译注方面大获成功，但社会上、尤其是文学界普遍认为，传记不能称之为纯文学作品，已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老作家大都不愿意把书稿交给中青社，在此情况下，他的压力相当之大。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发现和培养青年新作者上，拟定长期的选题计划，大抓长篇小说的出版。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略转移，为迎接首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江晓天和萧也牧、毕方（陈碧芳）一起周游全国，趁了解青年作家动态之机，与文学界广泛接触交流，开辟稿源。江晓天说，后来，此举被业内人士戏称为“撒大网，钓大鱼”。至于钓到的“大鱼”，最有份量的就是有口皆碑的“三红一创”，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和《创业史》。
“三红”中最早出版的是吴强的《红日》（详见《〈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如果说《红日》这条“大鱼”是江晓天亲自钓着的话，那么，柳青的《创业史》还是“鱼苗”的时候，他就精心去喂养它了。
柳青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继1947年出版《种谷记》之后，1951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5月，他辞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的职务，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虽挂职为县委副书记，但实际上是扎到了生活的最低层，从事专业创作去了。江晓天敏感地意识到，解放后农民翻身分得土地，广大农村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这个时代的变迁史，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题材。同时，他也深知柳青创作态度严肃，艺术思想上有深刻、独到的追求，又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写出一部好作品是可以预期的。于是，他便派小说组最擅长和作者打交道的黄伊专程去约稿。临行前，他叮嘱黄伊：“柳青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抛开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到农村落户，并打算长期住下去，将来一定会写出好作品，你这次到长安，其他事做不完没关系，不做也可以，只要约到柳青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胜利，应记大功！”
黄伊下了火车乘汽车，下了汽车再徒步行走，风尘仆仆找到了皇甫村，还未及说明来意，却被柳青先一语道破了：“我才来乡下落户不久，农村又是广阔天地，好比种子刚下地，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你来得也太早了点……”黄伊见柳青衣着简扑，穿双布鞋，上唇留起两撇小胡子，已经活像个老农，心里就有了底，恳切地说：“你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农村生活早就熟悉，这次下来，如故地重返，新的感受，一触即发。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必有鸿篇巨制。请不要讲谦辞，我们现在就签订约稿合同，不论等到什么时候，不论你写多少，都归中国青年出版社。”柳青本就是个诚朴的作家，遇上了黄伊这样一脸憨厚的编辑，对饮几杯之后，就在约稿合同上签了字。就这样，《创业史》就像一条大鱼让中青社养在“网箱”里了。
果然，两年之后，中青社就陆续拿到了柳青《创业史》的部分初稿，江晓天审读后，认为基础很好。1958年他亲自带黄伊去皇甫村，详细听取柳青对全书的构想，交换意见，进行探讨，并达成共识：即不着重写过程、写事件，而是要深刻揭示中国农民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所反映出来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历程，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脱稿后，江晓天交由案头功力较强的毕方当发稿编辑。我打电话问毕方，为什么江晓天最后要让她当《创业史》的责任编辑，毕方回答：“江晓天主事的时候，文学编辑室的一些重点书稿，都是集思广益，由好几个编辑参与审读和讨论研究修改方案，然后再确定由谁当发稿的责任编辑。比如《红岩》，改动很大，最初江晓天也让我参加过多次讨论。《创业史》是江晓天让黄伊去组的稿，柳青是一个早已成熟的作家，稿子到我手里，记得我并没有花多少笔墨功夫。”过了两天，毕方打来电话，说找到一份材料，记有她编《创业史》的有关情况。这材料是她1983年申报高级职称时写的《业务自传》，我把有关《创业史》的内容摘录如下：
我们对名家稿的基本态度是，既尊重作者又坚持原则。例如《创业史》第一部，作者柳青，是一位成熟的老作家，他的创作态度和生活态度都很严肃，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处理这部书稿的，稿子交到出版社时，已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反映很不错，按说立即付排也无不可，但我们仍坚指按出版社的工作制度和程序来处理。我初审后，交室主任江晓天同志复审。我们一致肯定这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佳作，要尽快尽好地出版；但也觉得不是没有需要斟酌的地方，有两点我记得较深，一是作品中作者的议论虽然十分精彩，很有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韵味，但个别地方有不够准确、失之偏颇的毛病；另一点则是徐改霞这个人物，看得出作者对她很偏爱，因而有些描写使得她和梁生宝的矛盾缓和了。我带着这些意见特地去西安皇甫村找作者商榷。当时我作为一名年轻编辑去拜访名家，心情是忐忑不安的，好在柳青同志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后来根据我的意见对稿子作了些修改，不过，对改霞这个人物没有什么改动，我们也就不再强求（至今我仍认为改霞这个人物写得不算成功），尊重本人的想法，包括书的开本和封面设计，也都按作者设想办的。《创业史》的开本在“中青”出版的读物中，尚无先例，作者考虑农民读者便于携带（可放进衣兜），作者既有为农民读者设想的苦心，出版社也就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本书的封面似乎不太像一部文学作品的封面，可作者相中了它，我们也就选用了，看来这个封面设计严肃大方，倒也体现了作者的风格。
毕方给我找出了她珍藏的《创业史》首版精装本，一看版权页，标的是36开。这种开本，确实罕见。毕方对我说，江晓天和柳青交情很深，对柳青很尊重。尽管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后来柳青每到北京来，许多接待、照料的工作，都是别的同志做的。那时候，江晓天很有凝聚力、亲和力，编辑室是一个团结融洽的集体，真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把出的每一本好书，都当成每个编辑的职责和荣誉……
《创业史》（第一部）是1960年6月出版的，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柳青将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无论是在柳青本人的创作道路上还是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创业史》构思宏伟，情节曲折，语言清新而饶有关中地方韵味和特色，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想和品质的先进人物的艺术形象，刚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赞赏和热情喜爱。
《创业史》的出版，与《红日》、《红旗谱》、《红岩》一起，奠定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中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中青社的每一个文学编辑，不仅以此为荣，而且，也都把这几部名著的作者，当作了胜似亲人的朋友，既关注他们的创作，又关心他们的生活，令他们感到了一种家庭般的温暧。正如王立道所描述：“如果把作家比作鱼，出版社的编辑们则是鱼借以生存的水。柳青生前，自1955年黄伊初访皇甫村，直到70年代后期在北京逝世，从未中断过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交往和情谊。当初他在皇甫村埋头写作的时候，不仅把《创业史》许给了这家出版社，还把两个到北京上大学的儿女，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35周年的时候，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在纪念会上动情地说：‘他们常以家长的身份，到学校了解我们的表现，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琐碎的实际问题。经过这种接触，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编辑，是出书的，他们都是热心肠的好人。’柳青的病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专了他的政，把他投入‘牛棚’。1971年柳青到北京看病，暂时躲开了造反英雄的刁难。他在京期间，别无亲人，是出版社的编辑们把他请上门住下了。此后每到北京，无论住宿、看病，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待、照应。由于编辑们的热情关怀，他的病情大为好转，并下定决心，要把《创业史》写完，以报答出版社的亲情。”（《烛照篇》第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这种文学编辑与作家之间的鱼水情结，在江晓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在他离开文学编辑岗位许多年后，仍怀着深情，为护卫柳青在文学史的地位和声望而秉笔直书。
1989年，在《上海文论》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署名文章。江晓天读后，发觉该文作者“对柳青其人其事缺乏调查研究，弄得一些立论根据与事实不符”，便写下《也谈柳青和〈创业史〉》一文，予以反驳：
……文章作者所尊称谓“农民作家”的柳青，原是大学生，1935年就在西安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位先参加“C·Y”后转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于抗日初期到延安，先在边区文抗协工作，学习《讲话》之后，到米脂县当文书，他早就爱好并从事文艺活动。他英文很好，能读英文版的西洋名著。1974年他曾和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创业史》，译者是著名外籍翻译家，为书名三个字的译法，他与译者争论了几年，最后译者接受了他的译法。从《创业史》一、二部中的一些论述、引证文件，可以看出他接受、借鉴托尔斯泰、雨果的某些影响和艺术表现手法。从《种谷记》、《铜墙铁壁》到《创业史》，不仅看出他一贯写他所熟悉的热爱的中国农民的命运，更可明显地看出他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在语言句式的结构上，《种谷记》中有许多是欧化的，或是生硬难懂的方言土语，《创业史》一部中这些现象就消失了。二部中第五、六两章，集中写被污辱被损害的劳动者素芳，嘴上是哭死去的公公王瞎子，实际是哭自己及她不幸早死的父亲，从而思想上开始觉醒。这细致入微的人物内心思想感情世界的描写，只能用切合人物性格的生活语言来表现。文学艺术的美，离不开真，更离不开作家对他所描绘的生活、人物出于内心的真情。柳青一直视文学为崇高庄严的事业，为之献身，淡于个人名利。1952年他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问世，受到赞誉，他主动请求离开北京到陕西农村落户。他不甘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投身于社会生活变革的实践中；他不仅挂上长安县委副书记的名义，而且亲自到皇甫村蹲点，和农民群众一起试点，摸索走互助合作化的路。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刚出版，他就写信要我通知财务科，把全部版税一万六千余元，一分不少地直接汇给长安县城关人民公社，作为建立一个农产品加工厂和拉电线之用。这笔钱不够，60年代初期他一家人生活最艰难之时，又把《收获》发表二部中一些章节的稿费两千多元给了公社。他很坦然而满意地对我说：我和乡亲们一样，也得了实利：住家的旧平房安上了电灯，院子里打了水井，生活方便了，改善了。他的哮喘病，就是50年代为和农民群众一起办社，骑着自行车白天黑夜从这村到那庄奔跑不停，秋凉被雨淋得的。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江晓天对柳青是多么了解，他俩的交情是多么深厚了。
除了“三红一创”，“二火”（即刘流的《烈火金钢》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也是中青社当年“撒大网”捕得的“大鱼”。江晓天及他手下的编辑们，同样与刘流、乌兰巴干也结下了鱼水般深厚的情谊。
黄伊曾在《和大学生谈编辑》一文中说到，“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一再交代我的是，长篇小说是重武器，让我死死地抓住，一点也不能放松。因而五六十年代的中青社，出版了许多影响了一代人的长篇巨制。”（《编辑的故事》第37页）但《高玉宝》、《创业史》、《我们播种爱情》等长篇小说，“（我）只是一个组稿者，稿子到手了，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将它交给旁的编辑处理，发稿”，“只有刘流的《烈火金钢》，室主任江晓天交给我从原稿将它变成铅字。这是我担任责任编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编辑的故事》第100页）八路军侦察员出身的刘流当时在保定市文化宫工作，由于刚刚建国，生活环境还十分艰苦，他连买稿纸都买不起，《烈火金钢》的初稿是写在4个厚厚的黄草纸本子上的。黄伊代表中青社，替刘流请了一年的创作假，约他到北京来修改定稿。《烈火金钢》于1958年出版，由于他是一部采用中国传统评书形式写成的章回体小说，甫一问世，便立刻受到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极大欢迎和推崇。小说所塑造的史更新、肖飞、丁尚武等英雄形象，栩栩如生、出神入化，许多章节更是脍炙人口，令人回味，显示出了这部作品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特别是经过著名评书演员如袁阔成、陈清远等老艺术家的精彩演绎，这部小说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正因如此，这部作品仅上个世纪的发行量就达250余万册，在建国后出版长篇小说中，仅次于《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