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一样，刘流在“文革”中也遭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坐过“喷气式飞机”，蹲过“牛棚”，罚过跪……未能等到欢庆“四人帮”的覆灭，便与世长辞了。令黄伊感到惊奇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的年代里，只见今天为这个作家平反、明天为那个诗人昭雪，却久久不见有人出来为刘流说句公道话。在一次军事题材创作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又把刘流忽略了，长达数千言的报告，只字未提《烈火金钢》。一部发行250万册军事题材小说，竟从这个专题讨论会的眼皮下忽略过去了，他拍案而起，叹道：“清明世界，为何还有不公？”于万般无奈中，他打听到刘流有个两个女儿，叫刘美华和刘丽华，就把她俩请了来，并看到了有关部门为刘流写的《悼词》。见《悼词》写得四平八稳，只字未提《烈火金钢》，他沉默了整整5分钟，然后问：“我为什么要找你们姐俩，读者为什么记得刘流这个作家，不就是因为他是《烈火金钢》的作者吗！否定这本书，避而不谈这本书，就等于否定刘流这位作家。他在九泉之之下，安息得了吗！”（《编辑的故事》第102页）随后，他为老朋友做了三件事：撰写《为〈烈火金钢〉说几句公道话》，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以责编身份修订《烈火金钢》，由中青社重印10万册；在保定电视台录制的介绍晋察冀作家群的特别节目中，主讲刘流的创作成就和高尚的人品。这三件事一办，《烈火金钢》再度热销，不仅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而且在中宣部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部爱国主义优秀作品时，也荣登金榜。为此，江晓天在1995年读了王立道为黄伊立传的文稿《烛照篇》后，便立即致信王立道，感叹现今“像黄伊这样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编辑太少了”，并说，“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黄伊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重大的”，正因为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使许多作家为之感动”，才“把一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团结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周围”……（《烛照篇》第2页）
在我采访江晓天时，他还特意提到了与他共事十年的老编辑唐微风：“1960年我被整下台，不久他被下放到山西省永济县。他自幼患有残疾，跛一腿，人极聪明，好强、好胜，孤身一人，又不善料理自己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离职，回到了上海。1964年，吴小武（萧也牧）从一位同志处听到他的消息，告诉我说，唐微风离职时只拿了800元，回上海寄居一亲戚家，不久，退职费花光了，生活无着，只好在马路上为行人擦皮鞋。小武怕我不相信，说是在团中央系统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认识唐，到上海出差，亲眼看见的。这位同志想过去和他打招呼，被沦落如此地步的唐微风发现，提起擦皮鞋的小木箱、小板凳躲开了。说者听者都感到一阵凄凉、酸楚。之后，又听说，唐微风已悲惨离开了人间。”江晓天还遗憾地告诉我，前些年他写了一篇5000字的怀念唐微风的文章，刚写就，正巧黄伊登门拜望，就给黄伊看了。热心的黄伊就把稿子拿走，说由他去联系刊物发表，没想到不久黄伊就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那篇怀念唐微风的文章也不知他给了哪家杂志，下落不明了。而此刻的江晓天己骨瘦如柴，再也无力提笔写东西了。因此，当江晓天逝世之后，我去看望李茹时，就问那篇怀念唐微风的文章是否找到，李茹说：“去年一位出版界的老朋友来看望晓天，带来了一本杂志，《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把晓天的文章登出来了。黄伊没来得及把这本刊物送来，就匆匆走了……”江晓天在这篇题为《不该被遗忘的人》中，深情地写道：
……1958年初，编辑部收到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修改稿，我看后有一定基础，但文字加工量很大，考虑作者是少数民族青年，从他在《作品》上发表的《火烧王爷府》这一章来看，经过编辑加工，是可以改好，就决定采用。谁来担当责任编辑，我想到了唐微风，一是语言文字功底好，又无家室之累，可以全身心投入。找他一说，就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就通知乌兰巴干来京，在唐微风住的宽街宿舍小楼上，给作者腾出间空房住下，两人同住一处便于随时商量，加快修改、加工的速度。乌兰巴干当时是用蒙语构思，汉文写作，语汇贫乏，常常词不达意。比如“凝视”，他不知这个词语，竟用了好几句、一百多字来表达，别人不琢磨还看不明白，可见加工量之大，难度之大。唐微风从早到晚，和作者面对面对话交流，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甚至逐个词语地耐心领悟其意，然后用简经常练、生动形象的语言重写。经过近八个月的奋战，终于把四十多万字的原稿，修改成文笔明快流畅的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样的编辑加工，恐怕在出版史上是一奇迹！唐微风为此还放下了他与上海少儿社约定的用白话选译《聊斋志异》的工作。1959年反右倾运动一来，他刚开始继续进行的《聊斋志异》选译工作，被迫再次停下。接着挨整，下放青年印刷厂车间劳动，1960年又被下放到山西省永济县农业局当一名干事。
《草原烽火》出书后，受到广泛好评，叶圣陶老人撰写长篇评论。有传说，毛主席也看了，并予称赞（无从查实，但京剧院1959年改编现代京剧上演过，是确有其事）。最近报刊披露一条消息，一家出版社出版茅盾评点过的长篇小说，其中有《草原烽火》，但曾为此书编辑出版作出重大贡献的责任编辑唐微风却无人知晓。他生前，从不计较，甚至没有向人提起过。如果说，“编辑是无名英雄”，唐微风的名字应无愧地列在其中，他是位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的确，如江晓天所说，像唐微风这样的“无名英雄”是不该被遗忘的。1964年4月3日，《人民日报》就曾在副刊版上发表了一篇乌兰巴干的题为《我们是战友》的文章。乌兰巴干在文中说，他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问他在写《草原烽火》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样解决的？他回答：“谈到我在写作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在这篇短文里是无法说请的，至于遇到了困难是怎样解决的，这确实是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帮助与我们之问的亲密合作分不开的。”
并说，“我每次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接触，心情不但舒畅、兴奋，同时从内心里觉得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和好战友。如果说我的作品是用自己的手写成的，不如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细乎扶植着而写成的。”《人民日报》特意为这篇文章虽只两千多字，但十分感人。为此，《人民日报》特意配发了这样一篇《编后小语》：新关系《草原烽火》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乌兰巴干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注入了无数的心血和辛勤的创作劳动，这是我们在读着这部作品的时候可以体会到的。但是，像乌兰巴干同志在今天这篇文章里所热情叙述到的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心血和劳动，则是读者们不大能体会到、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水平的作品，这是同他们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分不开的。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里，作家和编辑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是革命战友关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给人民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粮食。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也应该是革命战友关系，应该互相合作，在认真负责地加强同作家合作这一点上，开展一个革命的竞赛！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的这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革命的竞赛”中，
中青社江晓天带领的这个编辑团队，无疑是优胜者。正是凭着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凭着他们与作家们在亲密合作中建立起来的这种“革命战友关系”，为人民生产出了“三红一创”、“二火”这样的精神粮食，在当代文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逆境中编发姚雪垠逆境创作的《李自成》
在谈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当年的红火景象时，江晓天曾告诉我：“建国10周年大庆之前，中青社上报给中国作家协会的献礼书计划中，长篇小说就有10部。而作家出版社的献礼长篇只有两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作家出版社的副社长楼适夷亲自用毛笔给我写了封信来，说中青社能否让出几部长篇来给作家社出版？我回信给楼适夷，说我们这10部献礼长篇，都是与作者签了约稿合同的，恐怕无法让给你们作家社出版了。”
其实，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当年的红火，不只是国庆10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正如王立道所说，“全室二十来个人团结得一个人一样，不争名，不争利，不互相拆台，不勾心斗角，养成一种互敬、互助、互让的风气；为了团结和争取作家，甘冒风险，敢担责任，尤其在作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为其游说，为其撑腰，为其求医，为其安排生活，为保护他们的权益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所联系的作家遍布全国，老、中、青三代一个也不放过。老作家有茅盾、巴金、萧三、丁玲、巴人、孙犁、萧殷、陈登科、马烽、康濯、峻青、雷加、菡子、何为、郭小川、田间、梁斌、魏巍、秦兆阳、许钦文、碧野、李若冰、严辰、吴强、管桦，等等。新涌现的作者更多，如公刘、梁上泉、雁翼、白桦、邵燕祥、顾工、韩笑、茹志鹃、浩然、李准、王蒙、刘绍棠、费礼文、韶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胡昭、张志民、海默、沈西蒙、徐怀中、南丁等等，数也数不清。可以说，当代作家中，几乎没有几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没发生关系的。”因此，“国内几家专业文艺出版社不得不刮目相看，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韦君宜曾经号召向中国青年出版社学习。从1949年到1959年，共出版中外文学作品近千种，对繁荣和发展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烛照篇》第5-6页）
可以说，在迎来1960年之时，不仅正是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最红火之日，而且也正是江晓天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团中央决定提拔他为中青社副总编辑。没想到的是，就在任命书下达前夕，他突然被人诬告，遭遇大难，转瞬之间下了台。一个好端端的创造了辉煌业绩的编辑团队，也就散了架子，风光不再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众所周知，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了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一场反右倾运动。江晓天的故乡安徽，当年是受“共产风”之害和旱灾最严重的地区，1959至1960年两年间，单是在他的老家，包括他祖母、叔叔及三个姐姐家，大人小孩就先后饿死了20多人。每次噩耗传来，他年迈的母亲都无可奈何地长叹：“这怎么了得啊！”江晓天后来回忆说：“1960年春，皖北老家乡亲们非常死亡的人不少。一天收到目不识丁的二弟来信，诉说他17岁的大儿子又死了，我在一时感情冲动之下，当即回了封短信，说了两句气话（也是实话）。不意信被地方干部拆查，又搞了一批假证，告发我，经过半年之久的批判，最后给以严重的处分：行政上一撤到底，降级，大概是姑念我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和历次运动从未犯过错误，才给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江晓天近作选》第16页）
这分明是诬陷，一桩从天而降的冤案。但在当时，是容不得江晓天申辩的。他说给二弟的那封“说了两句气话”的短信，是在“一时感情冲动之下”写的，其实，无论换了谁，在那样的情景之下，也是会对“三面红旗”有所怀疑或不满的，何况他二弟和他的关系非同寻常呢！他在《刻骨铭心的往事》一文中曾提到：“1946年我突围后，二弟被国民党清剿部队抓住，叛徒告密说他是匪属，以军用电话线穿透两手小拇指，上电刑，绞死过去十次，他咬定没有哥哥，只有兄弟二人，最后还受一次陪斩。”二弟的坚强给了他忍辱负重的力量，心想：“只要把我还留在党内，冤枉就冤枉吧，我决不向上申诉。”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下放到河北唐县农村劳动改造，一年之后，才回中青社当一名普通的文学编辑。
从江晓天被整下台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青社在6年的时间里，除最早由他和萧也牧抓到手的《红岩》而外，只出了两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和陈登科的《风雷》。而这两部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不是别人，还恰恰就是运交华盖的江晓天。
说起来江晓天和姚雪垠还真是有缘。早在1955年，他和萧也牧、毕方一起到湖北组稿时，就登门拜访在武汉市作协当专业作家的姚雪垠。当他得知姚雪垠正在工厂深入生活时，就与姚雪垠签下一部反映公私合营纺织厂女工生活的长篇小说的约稿合同。姚雪垠一直记着这笔“宿债”“一九五六年我因头晕病严重，需要一点钱，适有文学编辑室的一位同志到臧克家那里，克家透露了我的情况，附了一张字条说我想预借一点稿费，出版社随即向我的家中汇去了五百元。当时物价低，这笔钱颇能济燃眉之急。这是对作家雪里送炭的工作，青年出版社做得好，根本不问我什么时候有稿子给他们。”（《学习追求五十年》第18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几年之后，他和姚雪垠的处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便失去了联系。他再次听到姚雪垠的消息，是1961年10月27日，他刚从唐县劳动改造回社不久。他在《偶得佳作出好书－－〈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前后》一文中这样记述：
一天下午，工间操之后，社会科学读物编辑室主任成石中同志，拿了封给我看。
信，是他们的一位编辑从武汉写来的，说湖北历史学会推荐他向姚雪垠约稿，去了才知道姚写的《李自成》不是历史，是小说，问文学编辑室要不要？第二天上午，我就给作者写了封短信，欢迎他把稿子寄来看看。很快就收到了姚雪垠同志的回信，说稿子已在半月前寄到作家协会，可持他的信去索取。我当即给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打电话联系，他非常热情支持，马上查找，很快派人将稿子送交给我。《李自成》第一卷稿子就是这样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江晓天近作选》第11页）
江晓天将“偶得”的过程写得很简略，其实，若细究其来龙去脉，这偶然中还大有必然之缘由：姚雪垠是在1957年10月下旬，也即对他猛烈的批斗刚刚告一段落后，开始秘密创作《李自成》的。因为他已被划为“极右派”，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只能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根本无权再进行现实题材的写作。在后来被下放到汉口郊区的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的两年中，他在一无资料二无整块时间的情况下，以坚强的毅力艰难地完成了第一卷的草稿。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根本不敢想在若干年中甚至在有生之年，会有发表或出版的机会，只是打算在死后为祖国的文学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像“卞和献玉”那样，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