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军事家曹操如是说。对萨特而言，缓解焦虑、烦恼的最佳方式是创作加旅行。写作《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和《辩证理性批判》使萨特近年来所积蓄的沮丧、恐惧缓和了很多，而随之而来的巴西之行则使他沉浸在暂时的忘情欢乐中。
1961年，几位巴西的作家、知识分子邀请萨特和波伏娃去他们的国家谈谈古巴革命、谈谈古巴革命的领导人物卡斯特罗，那儿正兴起一股卡斯特罗热。为什么要老是沉湎于对本国的不幸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呢？为什么要抛弃生活本身的乐趣？萨特决定使自己摆脱精神懈怠、慵懒的状态，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去走一遭。
当飞机在累西腓机场降落时，他们只觉得眼前一片眼花缭乱，骄阳下站着一大群摄影师和记者，数不清的双手、数不尽的鲜花。一辆小车径直将他们送到一个典型的巴西农庄。坐在主人的露天客厅里，由棕榈树、香蕉树等热带树木构成的波浪起伏的自然风景使萨特和波伏娃如置身天堂。巴西人的好客名副其实，他们认为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嘴巴来了解一个国家的。立即有人为两位贵宾倒了满满两杯灰黄色的果汁——甘蔗白兰地和柠檬汁的混合液，萨特和波伏娃还是头一回喝这种奇特的饮料。接下来的食谱更让他俩大开眼界：西蕃莲、木薯粉、椰子奶和一种巴西东北部最典型的菜肴——扁豆大杂烩。饭后的散步更让他俩感到好久不曾有过的舒畅：水在睡莲下无声地流淌，装在一只大笼子里的好多种鸟做出自我炫耀的姿态，抬眼仰望，山坡上的南洋杉、玉兰树和红杉挺拔秀丽，一切美如仙境。
巴西人的好客还表现在他们对萨特的演讲的狂热。当萨特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许多人不远千里地从外省赶来听他讲话。当有记者问及有关戴高乐、马尔罗的问题时，萨特作了直截了当、毫不忌讳的回答。第二天，各家报刊竞相刊登关于这次招待会的报道，而且自此以后，里约热内卢的每家报刊，不论是时报还是周刊，都热切关注、追踪萨特的活动，刊登他的大幅照片。
传媒的作用使萨特的第二次讲演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次举办的地点是教育中心的大会场，但相对于听众而言，这地方太小了。于是阳台上、花园里都挤满了站着的人群。当萨特的声音一响起，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只是不时爆发出响彻天际的掌声。天气的炎热、激动的情绪使台上的演讲者和台下的听众都大汗淋漓。演讲一结束，人们立刻把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围得水泄不通，问题像连珠炮似地发出来。当萨特走出会场时，他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汗，罩在外边的茄克由于汗水的渗透而褪色了，并把里面的衬衣染成了蓝色。
就像在法国一样，巴西青年对萨特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热情。每到一个城市，总是有学生成群结队地来欢迎他，而一直到他离开那儿，学生们还在热切地谈论他，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的教授还组成了“萨特社”，专门研究、探讨萨特的哲学、文学作品以及他这个人。在阿拉卡拉，刚下飞机的萨特才吞下几块三明治，就被拥进了一个挂满了标语的阶梯教室。标语上写着：“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也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在圣保罗，当萨特和波伏娃单独出来玩时，经常会有小汽车停下来问：“我们能不能带你们到什么地方去转转？”而在里约热内卢的每个街角，往往总有学生与他们搭腔。一次讲演结束的时候，一位女大学生问道：“萨特先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看法？”轻松的心境使萨特找回了似乎很久都没有了的幽默：“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我自己呀！”“啊，多为你伤心！”这位姑娘即兴大叫了一声。
萨特和波伏娃几乎游遍了整个巴西，行程1. 2万公里。巴西总统库比契克亲自接见了他们，里奥市授予他们荣誉市民的称号。每到一地，萨特不厌其烦、热情洋溢地向巴西人讲述殖民主义制度、为自由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古巴革命、土地革命、贫民窟的不幸和巴西革命的可能性。异域风情使他留连忘返，而能为人类社会做些什么的感受让他仿佛年轻了10岁，巴西之旅真是不虚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