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维也纳的一切都是华丽而诱人的。1814年，在国会议政厅招待全欧洲皇帝和权贵人物时，就指定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雷苏莫斯基伯爵在他的宫殿里安排了许多社会节目，“贝多芬所行之处，每人都对他表示尊敬”。辛德勒写道：“他由雷苏莫斯基伯爵介绍给每一位贵族，他们对贝多芬的尊敬都到了最高的地步。俄国沙皇想独自对他表示敬意，这个介绍仪式在鲁道夫大公爵的房间里举行。在那儿，贝多芬又碰到了许多别的高贵人士；看起来，鲁道夫是经常邀请邻国有名之士来庆贺他的伟大教师的胜利的。”
贝多芬也不预备拒绝别人的尊敬，他想很合适地回答他们。他为俄国沙皇写了一首《波兰舞曲》，同时又作了一出短歌剧《灿烂的一刻》。《菲岱里奥》在9月间重新上演，并且持续到10月。11月，又在皇宫大厅中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聚集了许多重要人士，在《维多利亚战役》演奏之后，许多戴着白手套的人都鼓起掌来。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欧洲各界人士对于交响乐的兴趣都大大地提高了。这个音乐会在12月又举行了两次。
贝多芬就这样被大众看重着、关注着。他又创作了一些令人惊异的作品。1月20日，在皇家的“骑士厅”中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从《菲岱里奥》中抽出的一个四重唱《我是如此地可惊》。贝多芬听到的是众人尽情的掌声。突然，他冲到了钢琴前，当着许多皇帝、皇后、王子和大臣、显贵们的面“即兴演奏”起来，并十分地动情、投入。这是他在公众场合最后一次以钢琴家的身份出现的。
贵客们拥挤地穿过雷苏莫斯基公园，前往立着粗大白色石柱的皇宫。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难以容纳下如此众多的观众，于是，在12月31日除夕之前，特地在皇宫的侧边赶建了一个足以容纳700多人的大厅。不幸的是，在元旦的早晨，这一临时大厅发生了火灾。而这个木材建的大厅烧得很厉害，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到中午时分，就连皇宫的大部分建筑也被火焰所毁。耗费了20多年时间收藏和积累起来的艺术宝库、图书馆均化为灰烬。
俄国沙皇送给雷苏莫斯基大公爵40万卢布，让其另建一所皇宫，但这些钱并不够用，特别是那些珍贵的藏品、藏书都不可能再找到替代品了。这场大火带来了极大的骚动和叹惜。另一个更让人担心的消息传了过来，那就是拿破仑已从圣·赫勒拿岛上逃了出来，并且已经到达法国。
国会一解散，维也纳文化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当然，宫廷中的活动也相应减了许多，这也影响到了贝多芬的音乐生存。里区诺斯基的私人交响乐队也不复存在了，他在4月间去世。雷苏莫斯基乐善好施的时期也至此告一段落，四重奏乐队亦随之解散。原里区诺斯基乐队的四重奏演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人再举办此类活动。
劳勃高维兹为免去债务的烦恼，也隐退到布拉格去了。鲁道夫成了贝多芬仅有的恩人，仍旧住在皇宫里。贝多芬也常常见到他。勃根斯德克的官邸也不再有友谊和音乐的温情了。弗朗兹和冬妮·白兰坦诺都回到了法兰克福，他们的父亲已去世。贝多芬的异性朋友除了斯达丽却以外，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就连埃杜特也不再是他的邻居，而在1815年迁居到约特娄萨去了，不久又迁往克罗地亚。贝多芬也从谬尔格巴斯达的寓所搬到山娄斯丢达一所新公寓的三楼里。窗外射进充分的阳光，贝多芬的视线可以越过格拉雪斯和维顿，直达多瑙河，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更远处的卡本西亚。
孤独侵袭着贝多芬。“每一样东西都是虚幻的，”他在1815年4月写信给卡恩加律师这样说，“友谊、帝国、贵族们，每一样东西都像雾一样被一阵风吹散了！”四天之后，他又产生了新的念头，逝去的岁月、对友人的思念、对友情的回顾激起了他写书的念头。
经过了一年的沉思，贝多芬写信给卡兰特的卡兰·阿蒙达：“我不断地想到你，我多么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但是命运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我可以说是孤独地居住在这个德国最大的城市里，被迫与我所爱的人分离开来。”
从前的矛盾仍不时地打击着贝多芬。他需要朋友，特别是亲密的朋友；他也尝试着不与他们交往。“更多的是孤独！”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终究是不会令人满足的。我想离开此地，住在乡里，或者住在幽静而甜美的森林中！”但时隔不久，他又觉得“孤独的生活是有害的”。
贝多芬不再周旋在贵族的客厅里了，也不再去教导他们的子女；罗曼蒂克的生活不再为他的生命所有了，真诚的朋友仍徘徊于他的四周，尽管他们是忠实的，但他们暗中仍不愿意光顾他独身而不整洁的寓所。
1818年，贝多芬仍然见到过他所钟爱的女人坐在马车里从眼前路过。这使他充满了痛苦、怅惘。
耳聋仍在折磨着贝多芬。“我比任何人都敏感，诅咒着自己早已被损坏的听觉，当我在人群中时，我只能感到难受。”
贝多芬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脾气，也不需讲什么礼节。贝多芬也不遮掩自己的耳聋。朋友们都知道将嘴放在他的左耳边，以合适的声音同他说话。司蒂芬·冯·勃朗宁没有杂在其中，因为他再次与贝多芬发生了一次争吵。林加在克罗地亚教小埃杜特学拉大提琴，兰兹在伦敦，但仍有许多朋友跟他在一起。
那些音乐上的轶事对贝多芬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假使有一个不识趣的人想阻碍他的思想，那他就会“碰一鼻子灰”。贝多芬音乐的想象力多记载于他的草稿簿。休蒙说：“贝多芬在创作乐曲时，常使用他草稿簿中的‘警句’，只需将它们重新组合、整理以后，就成为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了。”
查理斯·乃达，一个年轻而富有志气的英国人，1816年6月到达维也纳，立刻得到了贝多芬的爱护。另一个年轻人就是辛德勒，是继柴姆斯加尔之后主要书写贝多芬生平的人。辛德勒很高兴接受音乐大师的慈光照射，而以身为他的关门弟子为荣耀。贝多芬对他很器重。贝多芬常坐在有名的“玫瑰树”啤酒店的角落里，辛德勒下午从大学里上完课之后，常发现他坐在那儿读报，并等待着自己。
贝多芬要冯·卡恩加律师替他解决一个重大的冲突事件（关于金斯基的），继续不断地用叠句写信给他：“当我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极佳的时候，我就能在艺术境地中找到快乐的一刻，但凡俗的精神将我拖了下来，那是为了两桩诉讼事件。”无休止的争论剥夺了他的快乐，他为了收入短少而起诉，为了基金之多少与人交涉，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将他从美妙的精神状态中拖到了平凡的世界上。
在1814年，除了重新修改后的《菲岱里奥》之外，还有为纪念巴斯瓜拉蒂妻子而写的《悲哀的歌》和《e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90号），它是为莫里兹·里区诺斯基订婚而写的，大约在埃杜特家里由林加作了首次演奏。
贝多芬等候着法律的判决，因为有三件诉讼的案子同他牵连着。他烦恼，但只能逗留在维也纳城中。他会手中拿着记事册，漫游过谬特林和纽斯道夫。谬塞尔的不义使他感到沮丧，或者咒骂着“不害羞”的金斯基。听到他的声音，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个可怜的牺牲者。他胡乱地骂着每一个人，只有鲁道夫除外。这位真正的恩人答应了他一切可能的要求，甚至不必管的事也会代为力争。贝多芬骂劳勃高维兹为“流氓王子”，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忘记了是王子第一个推荐他的。劳勃高维兹仍保持着和顺的态度，金斯基也不说什么。但是，他不能宽恕金斯基的就是因为金斯基没有完全实行他口头上所答应付给他的金币。但是，金斯基在暗中指示他不要接受琪罗米·波拿巴的金钱。
1815年1月，这个关于金钱问题的案子终于解决了；到了3月里，贝多芬接到了自1812年11月起所拖欠的2500弗洛林。此后，金斯基每年付1200弗洛林，劳勃高维兹每年付700弗洛林，直到贝多芬去世为止，总计每年可得3400弗洛林。
然而，贝多芬仍在抗议着他的穷困。他的《菲岱里奥》不断地演出，已经公演了16次，的确已达到了大众化的地步，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他的雕像，从汤姆逊和施坦纳等地常有人给他汇款。
到1816年，贝多芬已很有购买力了，在七个国家银行中的存款（到他去世时）已有7400弗洛林之多。这一个数目是别人所赠和音乐会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同时加上了付给他的每年所欠的款项。但是，他在写给卡恩加、兰兹和给别人的信中所写的却是一连串矛盾的问题，说自己处于一个多么穷困的境地；他说在1815年不能付给他生病的弟弟一些金钱，不能付房租和税款，那一年他还向斯坦纳和弗朗兹·白兰坦诺借过钱。
贝多芬的弟弟卡尔的肺结核病已到了晚期，活不了几个月了。贝多芬对他只有无可奈何的怜悯，便把关心转到了侄子小卡尔身上。那是一个9岁的孩子，查尔斯·莱德描述他是一个非常美丽而聪慧的孩子。在卡尔去世之前，贝多芬还分几次偿付了卡尔家庭所负债务。他在给兰兹的信中说已替他的弟弟付了1万弗洛林的债务，“这样就可以让他生活得安逸些”。
贝多芬对这个孩子的兴趣一日甚于一日。他不信任他的母亲。这个孩子也许是他终身惟一值得投资的对象，他对他的前途忧心忡忡。
1815年11月16日，卡尔终于去世。遗嘱是在两天之前写成、由贝多芬记录的。贝多芬显然也提起自己愿作小卡尔的保护人。但是，他说得太远了，使卡尔的心中充满了疑虑，并在遗嘱的附录中注明了以下的字句，日期亦相同。
“我从我的兄长路德维布·范·贝多芬口中知道他要在我去世以后将全权管理我的儿子卡尔，并完全从他母亲的管理之下解脱出来。因为我的兄长和我的妻子之间的感情并不十分和睦。我发觉自己的愿望是不要让儿子离开了他的母亲，而且以后亦将永远地受着母亲的管教。至于说到保护权，则由我的妻子和贝多芬共同执行，只有合作才能使我的儿子得到幸福。我感谢我的妻子，同时更对我的兄长表示敬意，为了我儿子的幸福，希望上帝能使他们两人和谐。这是即将逝去的‘丈夫’和‘兄弟’的最后一个愿望。”
正因为是这个逝去的人造成了这个让人进退维谷的局面，所以，卡尔的妻子很不负责任，加之她没有适当的亲戚，但只要她痛爱自己的儿子，她就有母亲的权力管教他。贝多芬也同样爱这个小孩，能够为他做更多的事。但是他不可能比她更亲近孩子，这个女人在他眼里是很下流的，这已足够他忍受的了，所以贝多芬称她为“母夜叉”。她是莫扎特的情妇，假使贝多芬能够和她和睦地相处在一起，那简直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小卡尔对他的伯伯并不是很信任。
卡尔死后八天，贝多芬就请求奥皇承认他的完全保护权，因为这个母亲太不适宜而且信邪教；在次年1月9日，他的请求被批准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贝多芬能为卡尔做些什么事情。他的寓所没有足以容纳这个小孩的地方。他途经格拉雪斯，带着这个孩子，去拜访了城外的私立学校的琪阿拿达西奥。琪阿拿达西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是仰慕贝多芬的音乐爱好者。贝多芬很爱这个家庭和这所学校，而这个小孩也很可爱，所以在2月2日，小卡尔从公立学校中转入了这所私立学校。
紧接着，矛盾就纷至沓来。小卡尔的母亲常到学校来看他；贝多芬请求不准她去看。但根据有关条例，她在保护人所指定的第三人在场时是可以看孩子的。所以，贝多芬和琪阿拿达西奥在考虑着完全不让她看儿子。
小卡尔的母亲就赶到贝多芬的寓所向他提出了抗议。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几近白热化的争执。
贝多芬在7月底到巴登去了一次，并计划在他侄子读完这个学期以后，将他转出这所私立学校。
琪阿拿达西奥对此没有异议。贝多芬便在5月里写信给埃杜特伯爵夫人。
信中说：“我弟弟的死是对我的一个极大打击。要从弟媳妇手中挽救出我那可爱的侄子，的确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成功了，但是我对他所要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将他送入一所合适的学校中去，在我的管理之下。怎样的一所学校才是合适的呢？为此事，我正在思索着，我脑中盘旋着一个又一个的计划，设法如何使这个可爱的宝贝接近我，如此我在他的印象中才会加速好起来，但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伯爵夫人当然知道贝多芬要安置这个9岁的、生气勃勃的孩子是会遇到困难的。贝多芬花去了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布置这个比较合适的家庭。他深深地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不容易解决。柴姆斯加尔常常帮助他。
贝多芬在9月5日说要另找一个佣人，“他的脾气一定要好而有规律，并且要有可靠的推荐书，已结了婚。如此，我才会觉得安全些，因为我希望活得更长久一些。”
但是，没有一个佣人能够忍受得了贝多芬那种不规则的生活烦扰：辛辛苦苦地为他预备了饭菜而不吃，或者很凶猛地回绝或者索性不在家。如此折腾一番，厨师就不再正常地供应他的食物了。贝多芬会长久地睡在床上不起来，没有一个人陪伴他，独自冷冷清清地住在屋子里。自愿服务的异性朋友如史达丽却能使他变得有秩序和清洁，她替他将肮脏的室内和污秽的衣物清洗干净，使他感到舒适。
贝多芬在9月里从巴登写信给琪阿拿达西奥和他的家人，请他们光临自己的“新家庭”，并且带小卡尔同来。一张从贝多芬家中寄出的特别请柬，也许是意在陈述他家庭的舒适吧。
番南·琪阿拿达西奥描述他们被招待的情形：贝多芬并没有为他们准备食物，而是请他们到一个酒店里去进餐。他从侍者手中取了每一份菜单，这是因为他听觉早已损坏的缘故。侍者大声地在他耳边呼叫着，并注意到他的耳朵的一部分早已被灰白的头发遮盖了。
贝多芬很抱歉地说：“我一定将我的头发剃去。”并伸手将头上粗长、刚直的头发摸了摸，头发便向各一个方向伸展开来。他再次歉意地说，自己的外衣不合身。
回到家里，当客人即将就寝时，贝多芬还在道歉说，没有为客人们准备休息的用品。而那位可爱的女儿却情愿整夜地练习钢琴，不去睡觉，以便受到贝多芬的指导。贝多芬就睡在长沙发上，解决了睡眠问题。
贝多芬又对琪阿拿达西奥说，自己还没有做好接待小卡尔的准备，琪阿拿达西奥对此也不感惊奇。
贝多芬将这些归罪于佣人。“我的家庭像一只破碎的船或类似的东西，有关我侄子的所有计划与安排就全被这些人延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