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养小卡尔的一年中，贝多芬得到了经验：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善良的指导，都要从小就开始。
贝多芬的信札真实而可怜地证明了他的不胜任和失败。在将小卡尔从琪阿拿达西奥的学校接回以后的几小时里，他写信给琪阿拿达西奥说：“这小孩在学习态度上的假象，欺骗了别人，现在，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发觉他在你那儿缺少学习，当我们在一起散步时，他的表现令人吃惊，他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似有无限的渴望，但我没有回答他。在餐桌上，他很少吃什么东西，他说觉得不快乐；而我，却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使他感到舒适；同时，我还与他讲着温和而友好的话。此刻，他变得温柔了，他这种性格使我对他的未来的希望大为增加。”
一个孩子当然是善良、正直的，但是他有一个愚笨的母亲和一个严厉的、又有些鲁莽的伯伯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两位长辈在各自说着对方的坏话，想对自己有利一些。这是何等矛盾的事啊！
贝多芬有时也召唤朋友到他家里去，琪阿拿达西奥听着他诉说那讲不完的烦恼，好像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情一样。
琪阿拿达西奥和柴姆斯加尔尽力帮助贝多芬。若贝多芬出现失误的话，他俩就会和颜悦色地劝诫他；贝多芬对此也不会多言，不会对小卡尔有何不利的举动。勃朗宁极力表示反对他拥有对小卡尔的保护权，所以在好几年中也受着他当面的诅咒，甚至贝多芬和琪阿拿达西奥也断绝过一时的关系。这尤其让琪阿拿达西奥的妹妹番南感到很大的痛苦，她崇拜这个伟大的人物，并愿帮他解决一些琐碎事和小难题，就像史达立却女士为他所做的那样。
然而，众人的帮助显然对贝多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别人也不能再对他有所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作出那些错误的、毫无意义的努力。
贝多芬对侄子的爱是真挚、深厚的。若离开他片刻，或是看到他和一些可疑的人在一起，贝多芬就会感到害怕。贝多芬衷心希望这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孩子在自己的照管下有所转变。他对孩子母亲所采取的方法差不多完全是责备和斥骂，但他又愿倾尽全力为孩子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也明白，她毕竟是小卡尔的母亲！贝多芬很清楚地记得，当自己像小卡尔这样年龄的时候，受到了那么多的母亲的宠爱；那么，小卡尔为什么又不能对母亲的爱充满了期望呢？贝多芬也承认这是嫉妒在作怪，并知道这与人的天性相抵触。把一个孩子从母亲身边分隔开来，而让自己这个关系略远的人来代替，并不十分合适。贝多芬惧怕小卡尔会反对自己，同时他还得证明他保护小卡尔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为这孩子尽到所有的义务，或给他应有的东西。贝多芬曾请过许多佣人，最后才找到这位富有耐性的琪阿拿达西奥。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几句话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我的宝贝卡尔，我已作了巨大的牺牲……他为什么不能跟着我心中的意愿走呢？”贝多芬只能将早已拟定好的音乐训练计划搁在一边，想尽一切办法挣钱，好像音乐没有别的用途似的。
人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似乎是在急躁地寻求着往其他方向发展，歌剧创作当然是他的第一个念头，他又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剧本。1816年，贝多芬为密西特女士写了一部作品。她要求贝多芬特地为她写一个新歌剧，而且要特别适宜在柏林的舞台上演出。他作了一首名为《英雄》的短歌剧，但距理想的目标仍很远。
同时，贝多芬抱着较大的希望去英伦三岛。这个寓言式的国家曾让海顿在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一大笔钱财。
贝多芬同伦敦的关系很密切，只要继续保持下去即可。但是，从开始的情况看，离理想中的标准还是很远的。
在那年，贝多芬听到在某剧院上演《维多利亚战役》成功之后，他就写信给此事的主持人佐治·司麦脱爵士，给予对方在伦敦演出的权利；佐治爵士就通知伦敦交响音乐会主席沙罗门先生，请将贝多芬的作品放入他们的节目单之中。兰兹此时尽力为贝多芬工作着，在伦敦迅速地传播着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出版商贝却尔很愿意出版这些作品。
1815年11月22日，贝多芬写信给兰兹和贝却尔，与他们磋商手中所有音乐作品的出版问题；奈特也在夏季从伦敦来到了维也纳，并带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说他已经成为伦敦交响音乐会会员之一了；贝多芬在该会中有许多朋友，如沙罗门，他记得还是在波恩时遇到过的。当伦敦交响乐会试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沙罗门曾嘲笑过它；后来，他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了以前错误的观点。佐治·司麦脱爵士演出了《橄榄山上的基督》以后，共获利达上千英镑之多。又如克莱蒙，一个可与贝多芬相匹敌的钢琴家；还有克莱蒙地，每次到达维也纳，贝多芬都热诚地招待他。在24次音乐会中，贝多芬的作品就有20次之多，交响曲也奏过了7次，最初的六首交响曲可能都演奏过了。这个音乐团体希望贝多芬为他们作三首序曲，而且愿意付200英镑作为酬金。
1816年1月里，奈特回到了他的祖国，带了贝多芬的乐谱去推销和出售，《第七交响曲》也在其中；同时，也附带了贝多芬为这个交响乐团体所作的三首序曲，但作品并不怎么理想。其中，《雅典的废墟》序曲很合乎他们的愿望，经过试奏后而出售了。优秀的序曲如《普罗米修斯》（作品第43号）和《爱格蒙特》（作品第84号）在他们的音乐会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一年之后，贝多芬又从伦敦得到消息，兰兹在1817年6月9日写信给他，提到了交响乐会的事情。他请贝多芬“至迟在明年1月8日以前抵达英国，并且带去两首雄伟的交响音乐新作”，以备音乐会中的特殊用途；同时，他还答应付给贝多芬300或400英国金币。
贝多芬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被公众称为“钢琴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可以参加一些额外的音乐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利益。这次旅行不会有什么意外，在琪阿拿达西奥允诺了对小卡尔的教育和照料之后，贝多芬拟定了出行的计划。这趟旅行结束时，他可能带回一笔可观的财产，以满足他照顾侄子和自己安享晚年的愿望。
实在地说，这一次旅行，与其说是为了音乐，而不如说是为了金钱。
到了9月，离他们同意去伦敦的日期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对那两首已应允创作的交响曲，贝多芬还没有动手。兰兹和伦敦的一帮音乐人士也醒悟到，从海顿那儿要求12首交响曲多么容易，而向贝多芬要两首交响曲又是多么的困难！
有人担心贝多芬的能力：他能否胜任？能否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慢条斯理地完成第九、第十、第十二交响曲呢？
贝多芬在伦敦可能作出一首或两首交响曲，但伦敦的音乐人士却得等上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年份。
困难充满了他的生命，但这把火不会将他的音乐源泉烧得枯竭。
只有一个因素可能使贝多芬感到失望，那就是别人不能从他艺术中深深地了解他。他的音乐境地在1812年以前从不为人深深地踏入过，自从第七、第八交响曲以后才渐渐地为世人所知晓。1810年秋季所作的《F小调四重奏》（作品第95号），那种悲伤、忧郁和恐怖的色彩似乎是他以前所作具有同样情调的四首四重奏的结束。从此，贝多芬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不能像别的作曲家那样永远保持一贯的作风，而在风烛残年时作一些安逸的曲子。他在培养他的精神园地。
贝多芬富于活力，这股力量使他的音乐汇成了一条活泼的河流，谁也不能遏制他。他会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泰然自若地行走，因为他富有爬上最艰难巅峰的经验。当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又得默默无声地忍受着，一点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不知道应走哪一条路好。1813年、1816年是他音乐创作的“休眠时期”。而1817年春天是他人生的“悲剧时期”，诉讼案、孩子的困扰，迫使他往艺术中倾注更强大的力量，音乐常常成为他的患难朋友。
现在，贝多芬站在十字路口，无力而又迷惑，好像完全辨不出应走的方向，不断增加的忧愁使他缺少了音乐的创造力，尽管他在草稿中已草拟了《第九交响曲》的轮廓。他有许多理由可以继续完成此交响曲，因为他走向伦敦的路是非常明了的，但他没有继续下去。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作一首交响曲，他仍旧紧握着一个歌剧作曲的计划。他想回过头去，以赢回侄子的爱；在日记中，他写得如此疑惑不决：“上帝哀怜我，帮助我，你看到世上的一切人都对我表示冷淡，我不希望做错任何一件事情；请听我的祈祷！只有同卡尔在一起才是我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条别的路可再去寻找了。呵，乖张的命运！呵，残忍的天命！不，不，我郁郁不欢的生命永不会终止的，我在夏季中工作也是为了可怜的侄子！”
但很快，贝多芬对自己写道：“除非你是掉转了头来，否则，你是不会得救的了。你只有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艺术岗位上去，而你现在却沉在庸俗之中，一首交响曲也跟着消逝了，去了，去了”。
贝多芬重振旗鼓的能力却并没有消逝，仅有的解释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在他与世界的交往一步一步被隔绝时，他的思想和观念渐渐地有了一个转变，他需要一个重新的、认真的、全面的自我检讨。不久，他就不再有这种痛苦了。他的振作最终使他面目一新。他又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经过了灵魂的再造以后才产生的。悲观论者也改变了他们的口气，寻找着从他内部所发出的光辉。贝多芬努力地使他的音乐主题趋向于未曾有过的简洁、纯朴；这样，他的音乐也就能流传千古而不朽了。
贝多芬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但他不承认，这个改变在一年前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中就可以看得出，那就是1816年所作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1号）。一种新的、紧密而曲折的音乐，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甚至对出版商斯坦纳而言，也是一种含义隐密的集合。
其他的作品也在贝多芬的生命中聚积起来，无论在纽斯道夫或在海林根城的四周，贝多芬在他的草稿簿上一页又一页地写着，许多新的计划产生了，甚至交响曲的乐号也显示出来了。在晦暗的环境中，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新的工作继续从冬天推向次年春天，到夏天便完全进入状态了。
到1818年秋，贝多芬用二年时间完成了这首钢琴奏鸣曲。此曲有着惊人的长度，为以前认何一首奏鸣曲所不及。贝多芬题其名为《槌子键琴奏鸣曲》。新式钢琴所发出来的响亮音调远在其他乐器之上，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第一乐章富有交响曲的气息和性质，慢板部分好像是一个男人的愁思，他的心已经献给了一个小孩，而得到的回报却是痛苦，并且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在慢板中，虽然因为收回了恐惧，呈现出静默而略微得到些安慰，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最后的追逸曲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示，他的这种追逸曲方式是从巴哈那里学来的，但是经过他的处理之后是多么雄伟啊！
关于创作“追逸曲”，贝多芬有一次对霍尔兹说：“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当我还在学习的时期，我就创作出一打有余，今天，一种新颖的、含有诗意的东西必须渗透到古旧的东西里面去。”他这种新的形式的作品如《降B大调变奏曲》和1815年《两首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05号）等都是。但现在，他需要更大的柔和性和更集中的力量感。
这是新奇的。贝多芬不再为了他的侄子而牺牲音乐艺术；金钱的需要，他差不多也完全忘掉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他进入奏鸣曲的境地，促使他努力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