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我们弄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冈村宁茨的爱将，时任冀渤特别区司令的圾本少将，将于近期带领曰本代表团，前往一个叫宋庄的地方考察战事。还获悉，代表团里有个人名叫川田，川田是葛任在曰本留学时的房东，此时他是个少佐翻译官。我们需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滹沱河南边的八路军手中，让他们早做提防，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捉上一两个代表团成员。情报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派谁去合适。我就想，何不让葛任跑一趟呢。可靠吗？人家问我。我说可靠，人家又问，葛任乃一文弱书生，万一路上遇见敌军，那该如何是好。我告诉人家，葛任与代表团里的川田是旧交。若真的与日军遭遇，他也会设法逃脱，并劝说川田与他一起逃脱，这样，我们日后还可以撬开川田的嘴巴，弄到更重要的情报。我的想法很简单，借这个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唉，当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巳，没想到后来真的如此。邪了，也真是邪了。
就这样，葛任去了宋庄。对，现在的宋庄改叫朝阳坡了，是搞土改的时候改的。后来有一部戏叫《朝阳坡》，说的就是那个地方。葛任是那一年5月底离开延安的。问题是，他还没到朝阳坡（宋庄），就在二里岗碰上了日本人。鬼子狡猾狡猾的有，代表团出来考察之前，坂本先派了一个精锐的小分队布防、扫雷。葛任他们碰上的就是那支小分队。日本人搞三光政策，遇到中国人就杀啊烧啊抢啊。反正我们的人都死了，葛任也死了。那一天是礼拜一，6月1号。这个日期很好记，儿童节嘛。当然，血债要用血来还，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那年的6月20号，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坡（宋庄）设下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跑都跑不及，鬼哭狼嚎，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了两条腿。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一个日本少佐。好啊，竟是川田！他叽叽喳喳，胡说什么他来中国是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的，还说他是藤野先生的弟子，跟鲁迅是师兄弟。怎么？拿鲁迅做挡箭牌就能饶了你？我掴了他一耳光。后来，他趁我们不留意，吞药自杀了。不，他没给自己开膛，因为他没刀！
我后来常想，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你知道，没过多久，他在马列学院的同事王实味就被打成了托派，后来还被砍杀在一眼枯井里。而葛任呢，因为我的巧妙安排，漂亮地躲过了这一灾难。我可以拍着胸口告诉你，如果他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遗臭万年。小朱同志，你说说，这不是死得巧，又是什么？所以，听说他的死讯以后，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豪。没错，我是流了泪。但是！泪跟泪不同。这么说吧，我的左眼流的是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
此次谈话是在1990年春天。朱旭东先生后来告诉我，田汗同志曾反复交代他我们是拉家常，家常话都是大实话，上不了桌面的，没必要讲去，没必要写进书中。”所以，在正式出版的《田汗自传》一书中，你看不到这段文字。它是另外单独发表的，题目就叫《与田汗拉家常》。顺便说一下，对于田汗提到的朝阳坡和川田之死，本书还将多次涉及。
早产儿
坐着毛驴车，我想，田汗真是心明眼亮。我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我和田汗、葛任都是老乡，二来我是个医生。如此重要、艰巨的任务，交给别人，还真不能让人放心。打虎还要亲兄弟呀，我和葛任虽说不是一家人，却是亲如兄弟。他还没有出生，我就见过他了，当然见的是他母亲的大肚子。葛任的母亲会填词，会作画，葛任后来喜欢写写画画，大概是受她的影响。想起来了，冰莹和葛任的母亲有几分相似，额头像，眼睛像，尤其是嘴角的笑纹，遽然一看，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有甚说甚，冰莹和葛任有那么多恩怨，扯不断，理还乱，实在是缘分。
好，不谈这个，还说葛任。我记得他是游行时生的，那是在己亥年（注：1899年）他是个早产儿，我的五婶就是他的接生婆。游甚么行呢？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已经落地一周年了，理当庆祝一番。当时传闻，葛任的父亲与六君子有过来往。为堵别人的口，他们一家人都上了街。队伍游到镇上的麒麟桥时，他的母亲遽然歪到了栏杆上。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家，她就生了，生的是一对双生（即孪生子）。他是第一个出来的，第二个是女婴，生下来脐带就缠在脖子上，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在苏联，葛任有一次对我说，自他生下来那一刻起，死神就是他的伴侣。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五婶说，葛任生下来时胎衣很薄。照青埂镇人的说法，那叫“蓑衣胞”，长大后会有出息。不过，医学上对蓑衣胞另有说法。胎衣薄，是因为他是个早产儿。我想，他后来患上肺病，大概就因为他是早产儿。医书上讲，早产儿的肺组织分化不够完善，肺泡少，血管多，易于出血。将军，你知道葛任的乳名叫甚么？对，叫阿双。看来，你对他确实很了解，他的头顶确实有两个旋。但葛任后来说，母亲给他起那样一个名字，一定是想起了他的妹妹，即那个死去的女婴。但是我想，母亲叫他阿双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他的母亲太孤单了，别人都是夫妻恩爱，成双成对，惟有她是孤零零一个人。所以，她给他起名阿双，其实含有思念男人之意，盼着葛任的父亲早点回来，夫妻团圆。
葛任的父亲当时还逃在日本。葛任每次放学回来，都想替母亲干一点家务。可母亲只让他干一件事，就是上街买洋火（火柴夂在吸烟的人家，甚么东西都能缺，惟有洋火缺不得。吸烟的是葛任的祖父。他是个大烟鬼。我小时候见过他的烟枪，烟嘴是翡翠做成的，枪杆子上包着一层镂刻的银花。他躺着抽烟的时候，因为床榻不够深，他的脚底下还垫着一个矮凳。葛任的母亲用签子从瓷钵里挑取烟膏，就着烟灯为他烧烟。那烟灯一闪一闪的，就像地狱里的硫磺之火。俗话说，一家吸烟三家香，每当那股奇异的香味飘过墙头，吸过大烟的人都会把活儿停下来，像狗那样使劲嗅着鼻子。葛任的母亲劝他少吸，他就给她讲一通歪理，说他们的老祖宗葛洪之所以炼丹，就是因为没有烟吸，要有烟吸，还炼丹做甚么？
葛任每次买洋火回来，母亲都从中抽出两根，尔后细心地用小刀将洋火头上的红磷刮下来，装到一个空洋火盒里。她很聪明，每一次都绝不多取，免得给祖父发现。她母亲曾对葛任说：“阿双啊，这盒子装满了，你父亲就该回来了。”葛任也曾偷偷地往盒子里装过火柴头，他以为那样一来，父亲就会提前回家。可是后来，那个盒子装满了，他的母亲却死了。
她是用虎骨酒将那些红磷送服的。虎骨酒和红磷相互作用，就会毒性倍增。尽管如此，直到第二日的午后，她还没能咽下最后一口气。镇上的郎中来到家里，对葛任的祖父说，看在吸过你几个烟泡的分上，我如实说了吧，即便将她救活，她也是个半拉子废人。救与不救，你点个头。葛任的伯父那时还留在家里，他说救，当然要救。郎中说好，去茅房里给我目来几勺粪，听清了，只要稀的，不要稠的。”他对看热闹的人说，这样既能以毒攻毒，乂能逼她将尚未消化的红磷吐出。葛任的母亲头脑还清楚，紧咬嘴唇拒绝吞服。当葛任从学校赶回来的时候，郎中已被搞得浑身是粪。他吐了一口血，就晕倒在了母亲身边。唉，如今想起来，那应是他平生吐的第一口血。
葛任吐血的时候，我也在场。后来，也是我和五婶将他抬到我们家里，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尔后又慢慢劝开的。那几天，我跟他寸步不离，每天都陪着他，生怕他寻了短见。过了些日子，他的情绪好些了，再谈起此事，他就对我说：“白兄啊，我日后定然报答你们。”他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日后我果然受了他许多恩惠。
葛任家谱
既然白圣韬提到了葛氏的先祖葛洪，我也就顺便做些补充。据葛氏家谱所记，东晋的葛洪，确为葛氏先祖。青埂镇一带的葛氏家族，均来自广东东江北岸的博罗县。博罗境内有罗浮山。史料记栽，葛洪少时即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师从郑隐，学习炼丹。后来，带着儿子和侄子到了广东，在东江北岸的罗浮山炼丹，并著有《抱朴子》一书，凡七十卷：内篇二十卷，论神仙吐纳、禳邪却祸之术；外篇五十卷，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之事。葛洪积年而卒，死后就葬在罗浮山。
再往上、往远处推，据家谱记栽，葛洪的曾祖是葛玄，葛玄的先祖就是大禹。《尚书·尧典》里说，是时，“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于是有了大禹治水。葛任在上海时，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川田，在他早年所著的《回忆与鲁迅的一次晤面》一文中写道，1932年10月11号，葛任在与鲁迅先生的长谈中，也曾提到过葛洪是他的先祖。葛任说，他正在写作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开头便要写他的先祖葛洪，“写葛洪，不犯王法吧？”鲁迅先生说：
可以写得油滑些。昔有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我正要写不周山，写的就是王法的来历，且要写得油滑，总之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据说大禹是葛洪的先祖，你何不写那大禹呢？我送你一个现成的题目，叫“理水”怎样？
众所周知，最后写出《理水》的是鲁迅，而不是葛任。1935年11月，鲁迅的《理水》完稿。又过了几个月，鲁迅病死于上海。葛任寄去了一份唁电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其中的“汤汤泪水，浩浩怀山”，即是对鲁迅《理水》开篇所引的《尚书-尧典》里的一句话的化用。
而往下、往近处数，二十代以内，青埂镇葛氏家族的谱名如下：“公义定天经，荣华居永清，福位传高贵，心德存行正”。葛任曾祖的谱名为葛心堂，祖父的谱名为葛德琛，父亲的谱名为葛存道。到葛任这一辈，为“行”字辈。因为在他的童年时期，父亲一直不在身边，祖父又不理家政，所以他没有起过正式的谱名。
白圣韬所说的那个被“脐带勒死”的女婴，当然也是“行”字辈。八月初七那天这是葛任的生日，当家人发现那个脖缠脐带的女孩不哭不闹，脸色青紫，就把她放进一个草篮里，扔到了济水河边。在这里，我要事先透露一点，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死去，而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就是我的姑祖母。而我的母亲，即葛任的女儿，应该是“正”字辈。
我曾两次到过葛任的出生地青埂镇。青埂镇因背靠青埂山而得名。它还像旧时图中所绘，没有什么变更。冬天，青埂山上点缀着朵朵白雪。春天，雪化了以后，山间小溪汇成一条小河，流经青埂镇和镇上的那个石桥麒麟桥，也就是葛任降生的地方。青埂镇还有葛任的侄子。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他名叫葛正新。和别人一样，他也认为葛任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他向我讲述了葛任出生时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姑祖母被当成死婴扔掉之事。不用说，这都是他从一些老人们那里听来的。他的说法与白圣韬的自述，基本相似：
听说，我叔叔（指葛任）是在游行时生的。这就是命。那家伙后来走南闯北，一会儿往日本跑，一会儿往苏联跑。对，现在叫独联体了。反正从来没有消停过，最后死也是死到了外地，叫什么二里岗。你不信命不行。
老人们都说，生他的时候是正晌午，地上的曰影比手指头还短。生完他，又生了一个，是个女孩。可她命贱，生下来就死了。我们这一带，孩子生下来，不能吃奶，得先尝“五味”。什么五味？醋、黄连、盐、钩藤和糖。吃得五斗醋，方能做宰相嘛。吃完醋，再吃黄连。小孩没牙，黄连是和盐、钩藤一起煮的，煮成一锅汤，捏着鼻孔灌下去。最后才是红糖水，先苦后甜嘛。吃五味时，老人们发现那女孩被脐带勒得青紫，她不吃醋，也不吃糖。普天之下，小孩哪有不爱吃糖的？要么是死人，要么是憨人。曾祖父就把那个女孩放到一个篮子里，上面盖着钩藤叶子，扔到了镇外的河边。
老人们说，我二奶奶（即葛任的母亲）在月子里也不安生，常偷偷往河边跑。她没能见着那死孩子。怎么能见着呢，早就叫狼叼跑了。可她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原本知书识礼的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哭得正欢呢。有一段曰子，她的脑子似乎出了问题。有时，她会冷不丁地冒一句，说她听到孩子在哭，眼都哭肿了，肿得跟枣一样。她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很吓人。好在她并不是常犯，家人也就不太在意。据老人们讲，她有时还燃烛焚香，和死去的女孩对话。她后来走绝路指自尽广保不准就是给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害的。当然，我也只是瞎猜。这种事，老家伙们都说不清楚，我哪能说清楚。
事先交代一下，那个女婴，即我的姑祖母，是被一个外国传教士救活的。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提到。他就是毕尔牧师，当时在青埂山一带传教。葛任出生的那一天，他拍下了那个游行场面。这张照片后来收录在他和埃利斯牧师合著的《东方的盛典》一书中。姑祖母在世时，曾将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虽然我不能从人群中辨认出葛任的母亲，但我依然如获至宝，把它放在我的案头。
帽子戏法
有甚说甚，为了来白陂接葛任，一路上可真遭罪了。我不想让老乡跟我遭罪，到察哈尔（注：旧省名，后并人内蒙、河北、山西〕地界时，我曾劝他回去。他不，说是拉下我一个人，路上太洒惶。我说，那我该如何谢你呢？他的脖子又缩了回去，嘿嘿笑了两声，说有酒喝就行。那时，天已擦黑，我们刚好走到一个镇子外头。四周都是土岗，上面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菜蔬。我们正谈着，遽然从岗上跑来一疯女人，披头散发，哇哇乱叫。另有一个穿着短褂的老人，拎着棍子在后面追打。我想与老人谈话，老人却不愿搭理我。我见他面黄肌瘦，就塞给他一个烧饼。他咬了一口烧饼，对着女人的背影喊了一声广好狗不死家。”我后来晓得，那女子是他的女儿，被鬼子奸污了，他觉得她辱没了家门，才要撵她出来。日本人可真孬啊。在上海时，有一个朋友说，日本人好淫，是因为他们是岛民，嗜食鱼虾，而此等水产之中，富含磷质，刺激生理，所以他们最见不得女人和酒。朋友还说，小日本想征服中国，就像蛇吞大象，而蛇就是最下流的东西。我的那位朋友善于讥讽，说他们连本人都要日，遑论他人。好，不说这个了。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知道，来白陂途中有多么险恶，运气不好，还可能遇见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