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允禊的同党、十四弟允褪以抚远大将军率师驻守甘州（甘肃张掖）。圣祖生前，派他统三路大军，进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叛军。战事结束，他就留守这里，已有四年。世宗深恐他拥兵在外，易生不测，就以治丧的名义，把他调回北京。然后，把他的同党九弟允禟调出北京，派往西宁驻守，以代替奉命回京的允禵。恰巧，喀尔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在京圆寂，世宗乘机将他的十弟、党附允禊的敦郡王允我、世子弘晟派作专使，护送胡土克图龛座赴喀尔喀。四月，借安葬圣祖梓宫于景陵，命其党羽、三兄诚亲王允祉留下，不得回京。已回京的允褪，不让他住在北京，而留在圣祖陵寝附近的汤泉地方居住。允祉与允禵都兼文武之才，为父亲生前所器重，在朝中也享有威望。世宗将他们调离北京，去看护父亲的陵寝，明明是贬斥，虽保留王的爵位，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经此调动，以允禩为首的政治集团四分五散。后来，世宗公开了他的这一意图：“朕即位以来，离散伊党，令居远地，惟望伊等改悔前行，不致生事，罹于国法耳。”由此可见世宗大政治家的手段，是他的诸兄弟所难以比拟的！
世宗一面分化瓦解允禩集团，一面给他的部分兄弟子侄和亲信大臣加官晋爵，来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在他即位前后，先后赐封允禩为和硕廉亲王、允祥为和硕怡亲王、允陶（排行十二）为多罗履郡王、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宗室固山贝子苏努为多罗贝勒。刚举行完即位大典，世宗马上给拥戴他而立下第一功的舅舅隆科多晋爵，准予承袭其父终国维一等公爵，与大学士马齐同授阿达哈哈番世职，命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兼管步军统领；以允禩为理藩院尚书、允祥总理户部三库事务，等等。在晋封他们之后，世宗继续给他的兄弟和宗室及亲信大臣加封。在他加封的人中，既有他的亲信，也有他的政敌、异己，他都一体关照，极力做出政治和解的姿态。他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朕缵承大统，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后来的事实，则说明此刻世宗所做的表示和姿态，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安抚反对派，不滋生事端，保证国家政权的和平过渡。
雍正即位才两个多月，针对他用人和封爵，不时地传来各种“流言”，这使他感到恼怒。雍正元年二月，有一天，他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和诸王大臣，发泄心中的怨气：“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如处分一人，就认为“朕报复旧怨”；如提拔一人，又说“朕恩出于私”。世宗曾惩治了允禟王府中几个不法太监，不料又起风波，竟传出“朕凌逼弟辈”的恶言，世宗不禁愤怒地说：如此“扬言无忌，悖乱极矣！”
允禩和他的同伙继续与世宗做对。他们消极怠工，对世宗的谕旨并不认真执行，甚至公开对抗。世宗命允禟赴西宁，他却迟迟“不肯起程”，催促他，他屡次推诿，故意迁延时日。允禊优封亲王、任为总理事务大臣，不但没有痛改前非，仍“肆行悖乱，干犯法纪”，办事不出实心，每每草率从事。允我奉命护送胡土克图龛座出使喀尔喀，不肯前往，谎称世宗命其进口，竟在张家口居住！还有允禟，差往西宁居住，擅自派人前往河州买草，“抗违军法，肆行边地。”
允禵、允我、允禟等都听允禩的“指示”，马上“遵行”，却无视世宗的谕旨！世宗忍无可忍，就在诸王大臣面前，屡次点名痛斥他们“妄为”。世宗首先惩处允我，命革去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
散布流言蜚语，向世宗的君权挑战，不执行他的意旨，无疑是对他的藐视。这些，也只有他的诸兄弟中的反对派才敢于做出来！这表明，在他身边的确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世宗把它看做是“朋党”，对满汉文武大臣们说：“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他警告诸臣特别是他的兄弟们：“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他也仿效父亲圣祖生前的做法，贯彻其为政的思想，一再提醒他的诸兄弟和王大臣，他的君权不容怀疑，更不许有丝毫侵犯。如他说：“天子简用所知之人，乃份内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议也。”又说：“朕为普天率土之主，尔等莫非王臣，若任尔等之纵恣，朕何以对圣祖皇考乎！”有一次，他对诸王大臣又强调做天子的权威，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几，全在一人之裁决！”这番话，同圣祖所说国家大权“惟一人操之”如出一辙。类似的话，他说了很多很多，就是要朝廷内外诸臣同他一心一德，保持绝对一致，无条件地效忠于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宗的皇位日趋巩固，特别是在外部，有年羹尧主持西北军事，平定了准噶尔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青海全境安堵如故，进一步稳定了政局，社会安定，呈现出继续向前发展的好势头。世宗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凭借已稳操到手的最高权力，有步骤有计划地消除允禩集团。
世宗深知允禩在朝中影响大，追随者众多。人们常说，“擒贼先擒王”，他反其道而行之，先除羽翼，随时公开揭露允禩集团中的骨干人物，历数他们对新君的种种不敬和“妄行”，在朝廷和皇室中彻底孤立他们，争取人心为上，时机成熟，再一网打尽。雍正元年十月，世宗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允禩，至二年五月，世宗在诸王大臣面前，又点名批评允禩办案“草率拟罪”，连及宗室苏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裔孙）与其子勒什亨结党于允糖，当即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命于十天内带领在京诸子发往右卫居住。八月，公开点名允褆、允禵、允禟、允禩等，早在圣祖时已“结为朋党”。十一月，世宗再次公开点名痛斥允禩，口气愈加严厉，一开始就说：“廉亲王存心狡诈，结党营私。自朕即位以来，凡遇政事百般阻挠……”他只是“切加训诫”，并未降一级、罚一俸，允禩竟“无改悔之心”。接着，他批评“在廷诸臣尚为廉亲王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由此看来，“党援终不能解散也。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廉亲王一人，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他再次警告群臣如能革心改正以前的错误，那么允禩“党散势孤，朕得以不伤骨肉手足之情。”世宗的此番讲话，明确点到允禩的要害问题是“结党营私”。显然，他对允禩集团的斗争已开始升级。他之所以还不想处分允禩，正是因为他已指出的，群臣还在附和允禩，为其辩护，替他叫屈。这表明允禩在朝廷中还保有颇为强大的势力。为争取人心，世宗惟有当面揭露，警告群臣同允禩划清界限，进一步孤立允禩。
在不断揭露和痛斥允禊、允禩等人的过程中，逐步清除他们的党羽。如马尔齐哈、常明、七十、阿尔松阿、德宁（宗室）、鄂伦岱、阿灵阿、裕亲王保泰等，都是允禩集团的成员，他们或革职、削爵，或充军，或被处死。允禩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受到打击，已呈一蹶不振之势。
雍正三年（1725）四月，世宗向诸王、贝勒、公、大学士、九卿及工部官员宣布：“今观允禩之于朕，则情如水火，势如敌国。”至七月，世宗终于向允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采取政治行动，革去允禟的贝子爵位；十二月，将允禵的多罗郡王爵位革去，降为贝子。
在世宗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允禩集团已失去任何反击的能力，世宗便加快了最后解决问题的步伐。雍正四年（1726）正月初四日，世宗召集满汉文武大臣，当众痛斥允禟到西宁后种种不法事，指出他与允禩、允我等“匪党固结”，又以毛大、佟保、六雅图、那丹珠、云敦、克什图为其亲信，隐瞒罪行。世宗下令将这几个亲信逮捕，要他们据实揭发允禟“到西宁以后如何妄为”之事。
第二天，世宗来到西暖阁，召见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发表了长篇讲话，矛头直指允禩集团。他历数允禩在圣祖生前，直到他即位四年来的所有过失。限于篇幅，不能逐一列出。总之，他依据圣祖生前对允禩的批评，把允禩所有不法的言行，一股脑地都揭发出来，断然道：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地，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他一针见血地点明允禩的要害是“希图册立”为太子，谋取皇位。他再也不能容忍允禩“狂悖已极”，当即宣布：“将允禩黄带子革去，以严宗谍”；至于允禟、苏努、吴尔占，“结党构逆，靡恶不为”，此三人“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也都“革去黄带子”，命宗人府将他们四人的名字除去。这一决定，是把允禩等四人从爱新觉罗家族内开除出去，从此不再属于这个家族了。
二月初，命将允禩在宗人府内看守，“圈禁高墙”，加以监禁。允禩束手就擒，其他成员随之也落网：允禟自青海被押解至保定圈禁，允禵从马兰峪被押回京师，于寿皇殿近处，与其子白起同被“禁锢”。因为他们已被除籍，令其自己改名，允禩自改名为“阿其那”（满语，意为狗），其子弘旺改为菩萨保；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意为猪），此名是由诚亲王允祉等人拟定，经世宗批准的。允禩集团的重要成员鄂伦岱、阿尔松阿已被发往盛京，仍不改悔，世宗下令就地立即斩首处决。苏努、七十业已病故，“照大逆律”，戮尸扬灰；苏努之子勒什亨、乌尔陈在允祉处禁锢，赫世亨、鲁尔金、福尔陈、书尔陈、木尔陈、库章阿分别押往河南、山东、山西、江南、苏州、浙江等处禁锢，其余子孙留在右卫严行看管；七十之子福永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另两个儿子珠栋、福明及孙子寿善交给本族人管教，其余都发往船厂（今吉林市）披甲严管。还有的因与允禩有牵连，或听命于他，或为他掩饰罪行的，也都给予严厉处分，如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被革去亲王的爵位，宗室永谦被革去镇国公爵。
在将允禩集团主要成员依法处理后，于六月正式公布允禩罪状40条、允禟罪款28条、允禵罪款14条。所拟罪行，皆属世宗屡次所提到及他人揭发的材料汇集而成。尽管罪行条目繁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允禊与允禟、允我、允禵、允褆“结为死党”，希图“大位”，而允禩“实为罪魁”，如圣祖生前所斥：“乱臣贼子，乃吴三桂之再世！”很不幸的是，允禟于八月十四日突然“病故”，九月十日，允禩也“病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