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原名思润，幼名荫书。“韬奋”最早用于1928年11月1日《喂，阿二哥吃饭》一文。他曾向人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他的这个名字的用意是要以此自勉的。他还用过其他许多笔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韬奋”。韬奋生于1895年11月5日。当时，正是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即将崩溃的前夜。他出生的前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午战争。他出生的这一年，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接着，又发生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1900年前后兴中会、兴复会、华兴会成立，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这些都为推翻清王朝做了准备。他生于福建省永安县，在福州长大，籍贯是江西省余江县东乡的沙塘邹家村。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祖父舒予，号晓村。父亲名国珍，号庸倩。父亲在同辈中总排行第十四。他的祖父曾在福建省任七品后补知县，后来长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祖父年迈告退后，他的父亲在福建省盐务局工作。
1915年前后，他的父亲迁居北京，在财政部印花税处任科长。因受到民族资产阶级洋务派“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与人筹办一个大型纱厂，结果是工厂没办成，却欠了一身的债务。但父亲“实业救国”的主张对韬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浙江海宁查氏，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大家庭，排行第六。她是一个聪明、贤慧、勤劳、慈祥的妇女。对孩子们非常慈爱，善于勤俭持家。她还知书达礼，喜欢看小说，还能有声有色地讲给别人听。可惜他母亲因患肺病长期躺在病榻上，29岁便离开了人间。当时韬奋才12周岁，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母亲的勤劳和慈爱，在韬奋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诞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韬奋的幼年接受的是家塾式的封建教育。
5岁时，他由父亲“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小小的韬奋一个人坐在小客厅的炕上朗诵了半天，觉得莫名其妙，苦不堪言！后来，家里请来一位老夫子教他。父亲督学很严，经常用一根两指宽的戒尺打他的手背。有一次，父亲要他背《孟子见梁惠王》，他背不下来，经父亲提一字就要挨一下打。他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右掌都被打肿了。他痛恨野蛮的教育方法，从此发愤努力，拼命用功，为后来从事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基础。后来，他读《通鉴》，已经能联系当时中国人民苦难的实际去读书，从而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当他读到晋怀帝被俘虏，在汉主刘聪面前俯首称臣，最终却被辱被杀的时候，他那小小的心弦也被震动，“感到莫名其妙的凄惨”。这段漫长的家塾生活，为他日后的新闻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10年春，韬奋和他的小叔父国珂一起考入福州工业学校。这个学校的前身是苍霞中学，分土木工程和电机两科，除国文以外，对英文、算学也很重视。他刚入学时，对新课程感到有些吃力，但经过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以后，各门课程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韬奋已经显示出进步思想的萌芽。一次他的六叔国玖以《郭巨论》为题，要他作文。郭巨历来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吹捧，说他是大“孝子”。15岁的韬奋不落流俗，大胆推翻定论，对郭巨埋儿获金等残忍行为给以痛斥，认为郭巨这种荒谬、毫无人性的行为将导致有些人会杀人媚君。造成无穷祸害。他在预科读到第二年第三学期（当时学校每年分春假、暑假、年假三学期）未完，正值辛亥革命发生，学校宣布暂时停办。当时他已16岁，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他曾约了几个同学到福州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穿西服、梳分头的照片留作纪念。不久，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路过福州，韬奋闻讯赶到街上，挤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亲眼看见了头戴拿破仑帽的中山先生骑在马上含笑而过。
1912年，韬奋离开福州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小读书。这所学校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工程学校，包括附小、附中、上院（即大学）。所以韬奋一跨进附小时，“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但是，他对算术、物理等学科没有兴趣，考得不好。幸亏其它课程出色，总平均分数还是最高的。他对算术等课心里发怵，“每遇上算学课，简直好像上断头台！”他终于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打算，把主要精力花在语文和历史两门功课上。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沈永癯和朱叔子两位国文教员。韬奋非常赞赏沈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说沈老师“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对朱老师的评价则是：“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
他不满足于课堂教的那几篇古文。在课外，他阅读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内容庞杂，但有所选择。他最喜爱读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从小学到中学，他连续不断地阅读《新民丛报》，简直看得入了迷。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很混沌。但觉梁氏充满着动人的情感，看得津津有味，常在夜里看着舍不得释卷，息灯后还违背校章偷点洋蜡烛看。从此时起即梦想将来要做一个记者，随后凡遇着比较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
上海的《时报》就是他注意研究的“精彩的刊物”，因为上面载有远生（即黄远庸）写的《北京通讯》。远生是江西九江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编辑《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杂志，同时兼任上海《东方日报》、《时报》和《申报》的特约撰搞人，以撰写新闻通讯著称。韬奋感到《北京通讯》有两大优点：“第一是他的采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阅读梁启超、黄远庸等人的文章，既开阔了他的眼界，也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同时立下了当新闻记者的志向。
1919年暑假过后，韬奋一方面由于厌倦了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另一方面想实现自己当记者的理想，便从南洋公学转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文科。从此，他接受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教育，受到胡适和杜威思想的影响。这是一所贵族化的学校，同学大都是富家子弟，全校几乎只有他一个“穷小子”。他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是学好了外语和西方文学。这为他后来的新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韬奋整个学生时代都是清贫的。他在南洋公学附中读书时，因父亲失业，家里又没有积蓄，连他的学费也无力供给了。为此，他还要照顾两个弟弟。所以他只有刻苦学习，以争取获得“优行生”的免费待遇。他日夜苦读，有两次竟然咳血，以致“学监”通知他的家庭来信劝告。这样，他每学期几乎都以全校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达到了免交学费的目的。但有一个学期，校长认为像他这样优秀的学生，仅仅免除学费这种物质奖励已不足以表彰，非要在大会上给予韬奋“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种好意害得韬奋不得不为下个学期的学费“大费了一番的筹谋”！学费可以免，其他费用怎么办？
为了弥补生活上的不足，韬奋只好勤工俭学。他当过家庭教师，在学校图书馆值过夜班，也接受过一些“穷朋友”的接济。尽管如此，对韬奋来说，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哪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哪里，已是常事。怎么办呢？韬奋想到投稿，以稿费救穷。经过多次失败，他20岁时候，终于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陆续发表了几篇小文章。他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简直令他终身难忘！他和弟弟一块到小摊上去刻了一枚图章，然后到申报馆去领钱。他们正猜着到底能拿多少钱时，报馆的工作人员交给他6块亮晶晶的大洋。这按当时的搞费标准并不算高，但韬奋却觉得喜出望外。这在韬奋买一枝笔、一块墨都要盘算的时候，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韬奋的清贫生活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他曾回忆说：“往往他人身上穿了棉袍，我还只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夹袍打抖，在夏季蚊帐破得窟窿太多了，脸上就常有东一点西一点蚊虫劳绩的表现，有一次做了一个全暑假的苦工，学费还凑不够，在开学的前一天还是一筹莫展。”他只好在课余兼任家庭教师。但他决不是那种“人穷志短”的人。他常自称“硬汉教师”，说“并不是瞎硬，不是要拿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无理的干涉或破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他在一家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个“四太爷”非常专制，上下都怕他，任何人碰到他都必须起立致敬。一天，“四太爷”走到房门口，韬奋正在考问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四太爷”来了，准备立正致敬，韬奋不许他中断回答，并声明自己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打扰的。“四太爷”心中大怒，但见韬奋一脸正气，一声也没吭就走了。韬奋事后说：“我所以敢于碰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正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1921年，韬奋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时，学校规定“各同学一律要穿西服，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为了租礼服，买西装，他不得已又欠了债。在清贫的求学生涯中，韬奋掌握了基本的理论知识，养成了坚韧不拔的良好性格和认真踏实的优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