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大学毕业后，很想进入新闻界工作，但一时没有机会，只好走“曲线就业”的道路。他先是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继而到申报馆当英文广告和书信的翻译，还曾在沪江大学兼任一段时期的讲师。这些工作显然不合他的心意，但他是个踏实敬业的青年，在干那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时十分尽职。他处处虚心学习，事事认真苦干。
他在申报馆替经理写英文信时，吃了不少苦头。那位经理是个非常挑剔，吹毛求疵的人。他曾经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情形：“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思考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10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个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韬奋对这位经理办事认真的态度十分赞赏，说从他身上学到了这种精神真是无价之宝。
不久，韬奋应一位圣约翰同学之请，到青年会中学去教英文，想从教育界逐步设法转到新闻界去。他虽然当过家庭教师，但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并没有过实际的经验。所以他很认真地把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他先回答学生们所提出的疑问，直到他们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他就对学生进行考问；问的时候，还随时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人答案的成绩记录下来，使学生们知道教师很注意各人平时的成绩，不是可以靠考试前的“突击”含糊过去的。这样，他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校方的好评。但在中学教英文，仍不是他理想的职业。
他想到了当时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韬奋还在南洋附小读书时，就曾听过黄先生的演讲，对这位教育界的前辈非常敬仰。他大着胆子写一封信向黄先生求职。十分凑巧的是，黄先生主持的职教社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不错的编辑人才，韬奋找“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黄先生经过约谈和调查，决定聘用韬奋。韬奋先是担任职业指导股主任，不久改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并兼任英文秘书。他半天在职教社工作，半天给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在后一项工作结束后，他又到中华学校去兼任教务主任和英文教员，约5年之久。他所教的学生中有华罗庚。
为了搞“职业指导”，他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并和各地青年学生交谈。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开始认识到旧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并对职业指导的实际效果产生怀疑。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在中国的现状下，职业界是一团糟，普通学生往往是学非所用，一出校门就可能失业。“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虽不敢说职业指导一点没有用处，但是不得不承认所受的限制实在太多太大了！”由此他再次萌发了“跳槽”的念头。虽然他还是认真地干着这项工作，但毕竟不合他的心愿，不能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第二天早晨，韬奋看到报纸上登着中山逝世的电讯，拿着报的手突然颤抖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在此前后，他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真钻研，对中山先生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仰。
10月，韬奋参加了黄炎培主持的职教社社务会议。会上决定创办《生活》周刊，并规定其宗旨是“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王志莘担任主笔，徐伯听兼任发行，韬奋等人为撰搞人。《生活》这个刊名是杨卫玉起的，由黄炎培题写。这个刊物每期只印一二千份，多半是免费赠送职教社社员，还常常送不完。剩下的只能论斤卖给小贩包东西用。因此，它的社会影响很小，韬奋当时只是偶尔给它写点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兴趣不大。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韬奋在社会上已经干了整整5年，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但是一个使他全身心陶醉其中的事业，终于渐渐地到来了！这正是他起初不感兴趣的《生活》周刊！
1926年10月，《生活》周刊的主笔另有高就，韬奋便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任主编。他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他接手之后，很快发现：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值得他全心身投入的最佳岗位。从此，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接办后，韬奋将刊物的宗旨改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根据这个原则，他对刊物进行了改版，“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焊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10月24日，由韬奋主编的《生活》第二卷第1期出版，正式开辟《读者信箱》专栏，发表读者对《生活》周刊的意见和希望。韬奋在附言中说“本刊切盼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他通过“信箱”的形式和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为读者服务，并把它作为改进刊物的重要渠道。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周刊上发表和解答，大部分直接答复。韬奋最忙时也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对读者的指导，大到抗战救国和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等，都给予具体的个别的解答。苏州有一位地主出身的青年，简直把韬奋当作私人顾问，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他解答。同事们都感到不胜其烦，但韬奋每信必复，循循善诱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在韬奋的影响下，这位青年后来毅然投入了抗战的洪流，成为一名光荣的反法西斯战士。这只是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受他思想熏陶而参加抗战民主阵营的青年，数不胜数。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帮助读者，《生活》周刊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极大信任，以至许多读者汇款托他们代买书报、衣料等。他们对读者的态度是：“不怕麻烦，不避辛苦，诚心恳意地服务”。
让韬奋最费心血的，除了《读者信箱》专栏外，还有每期一篇或几篇的《小言论》专栏。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这个专栏从第二卷第47期到1937年7月韬奋被迫流亡海外为止，全部由他自己执笔。
《生活》周刊早期的物质条件很差，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满满地排了3张办公桌，那就是他们的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和会议室。但是，令韬奋自豪的是，他们有几个“患难同事”，有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徐伯昕是韬奋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他原是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的学生，毕业后即留在职教社工作。《生活》周刊创办时，他是王志莘的助手。韬奋接编《生活》后，他又成了韬奋的得力助手。徐伯听偏重于营业和广告事务，兼管总务。还有一位同事，叫孙梦旦，负责会计、发行工作。他们3个人同舟共济，兢兢业业地为办好《生活》周刊尽力。待别是韬奋这个“光杆编辑”，除了答复读者来信以外，还要自写大量稿件。他回忆说，自己“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功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叫孤峰，叫秋月。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他经常忙得深夜都不得回家。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说：“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
不畏强暴，抨击社会腐败现象，是《生活》周刊的一大特色。1930年11月间，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拿他搜到的民脂民膏给母亲做寿，耗资10多万元。韬奋立即在《生活》上发表《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一文，说“一掷巨万闹阔的青天白日下的高级官吏，不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本人不以为耻，社会不加制裁，且有党政军各要人各团体等，趋跑恐后的凑热闹！”第二年8月初，应读者的要求，韬奋派人调查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公款造洋房娶小老婆的丑行，准备写成文章在《生活》上发表。王伯群听到风声，赶忙派两个人带着10万元巨款来找韬奋企图以“补助”的名义进行贿赂。韬奋听明来意，把脸一沉，说：“《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刊物，经费多有困难，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一个小刊物也用不着偌大的巨款。”这两个人见风使舵，改口说这笔现金是作为股本来“投资”的。韬奋再次拒绝，并讽刺说：“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仁济堂（这是水灾救济机关）），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两个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8月15日的《生活》周刊将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一块发表，严厉谴责王伯群贪污腐化的丑行。王伯群恼羞成怒，给韬奋写匿名信进行恐吓。韬奋对这种无耻勾当嗤之以鼻。
韬奋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物的。当然，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生活》越办越好，销量也直线上升。韬奋接办时，《生活》的印数只有2000多份，且以赠送为主。韬奋将它改为公开发行，由上海而外地以至国外；1927年就发行2万份，1928年再翻一番，1929年已达8万份。随着《生活》周刊事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加。1928年，招聘了黄宝珣、陈其襄两人。1930年又请了严长衍。1931年又增加了艾寒松。
1930年9月，《生活》周刊社成立“书报代办部”，专为读者代购书报或代办其他委托事项。它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生活书店”的胚胎。
从离开圣约翰大学到1931年8月，韬奋走上社会已整整10年。这10年当中，他始终没有摆脱“政治清明”和“实业救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他爱国，有正义感；他不满现状，不畏强暴，他不谋私利，追求进步。1931年9月，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变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