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则条陈，其实已经包含了洋务运动中民用工业的主要内容。日后兴办的轮船招商局、矿务局，以及各地逐步开始修建的铁路都源自容闳的建言。可在当时，他却不敢奢望朝廷将它们全部采纳。他听丁日昌说，按照下臣上呈条陈“例有准驳”的潜规则，位列第二项的建议被准奏的可能性最高，所以他才把最核心的教育计划藏在了“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的后面。
世事难料，容闳的条陈送上去两个月后，从丁日昌那里传来消息，文祥丁艰（丁忧），不得与闻政事，没过多久，文祥自己“亦相继为古人矣”。文祥离世，让容闳心怀十年的宏图伟愿，“才见萌蘖，遭遇严霜”。
在此后的三年间，容闳始终对自己的教育计划念念不忘，每遇丁日昌“必强聒不已”，还时常请他向曾国藩陈情。1870年，天津发生仇教事件，民众焚毁教堂，曾国藩、丁日昌等人作为钦差奉旨前往调停，容闳也终于等到了新的机会。为了便于和洋人谈判，丁日昌招容闳为译员。交涉结束后，容闳借机向丁日昌进言，请他向曾国藩重提教育计划。一天晚上，容闳已经上床就寝了，丁日昌突然闯进来，对他讲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曾国藩同意和时下正在天津的四位钦差大臣（包括丁日昌）一起联名上奏，力促政府首先采纳实行他的教育计划。
1870年冬，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回任两江总督。他刚抵达南京，就接到了朝廷的回复：“着照所请。”用容闳自己的话来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派出一百二十名幼童生官费赴美国留学，原计划各期学生留美学习十五年，四批前后总计二十年。不料在1881年全体中国幼童即奉召勒令返华，容闳的教育计划被迫中断。尽管如此，它仍然开创了西学东渐、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先河。正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另一份联署奏折中所说的：“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1881年7月，中国幼童离美返华时，《纽约时报》特以《中国在美国》为题发表社论，对这个创举予以高度赞扬：“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在美实施历时十年，以美国观点看，是相当卓越有成就的！”同时，也对这个计划的夭折感到惋惜：“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撤回，显示中国政府仍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对那些赞扬中国已经同许多国家一样走上开放改革进步的不归之路，这项措施是个无情的反证。”
尽管容闳的教育计划未能最终完成，但它仍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推进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唐绍仪，后来成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促成南北议和；詹天佑，领导建成中国第一条自筑的京张铁路，成为第一个加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及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中国人；梁诚，曾任驻美公使，主持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唐国安，曾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周万鹏，曾任清政府电政总局局长……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外交、教育、铁路、电报、海军、海关、实业、法律等各个新兴领域的开拓者。
伴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曾经被一代人寄寓了无限期望的洋务运动也黯然落下了帷幕。然而，那些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幼童却在顽强成长。詹天佑在美国所读的那所中学有一句校训：“在实践中求希望”。这也是那些留美幼童的共同写照，他们一直在为沉沦中的祖国寻求着新的希望。
1876年，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为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特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78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副公使，中美邦交开始“正常化”。1898年，他回国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离北京，此后在美国定居，直至1912年病逝。
就在容闳为自己的“教育计划”殚精竭虑的同时，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磨合、调适中成长起来的香山买办群体也纷纷开始了新的转型。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香山买办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创下了许多中国第一：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开办了第一家由中国人主办的保险公司，编纂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英语集全》，创建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家医院……李鸿章曾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这句话反映了唐廷枢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也彰显了他在当时洋务运动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唐廷枢既是容闳的香山同乡，又是他在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的同学，还是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同志。如果说容闳最早提出了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和修建铁路的设想，唐廷枢则是这一系列设想的具体实施者、开拓者。
由于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唐廷枢从马礼逊学堂毕业后不久即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巡理厅聘为翻译。1858年，他离开香港，到上海海关担任总翻译。
1861年，唐廷枢见棉花出口贸易利润丰富，便辞去海关的职务，自己办了一家棉花行，在各地收购棉花，再转卖给外国洋行。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林钦是他的香山同乡。林钦请他管理金库并代理洋行在长江流域各口岸的生意，两年后，他就当上了怡和的总买办。
唐廷枢在怡和工作了十年。他除了为洋行管理财务、收购茶丝、开展航运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矿产开采。对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总之，唐廷枢在中外商界声誉日隆，成了洋行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1873年6月，就在英商怡和洋行要对唐廷枢委以重任的时候，他出于“为国争利”的爱国情感，应李鸿章之邀加入轮船招商局，出任总办。从此，唐廷枢结束了买办生涯，转变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和中国近代实业的开创者。他的个人命运，也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推动者李鸿章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轮船招商局创办于1872年11月，最初由朱其昂主持，由于招股不利，严重亏损，他不得不引咎辞职。唐廷枢接手后，邀请自己的同乡、另一位著名的香山买办徐润出任招商局会办。唐、徐二人采用“西法经营”，广招具有洋行工作经验的中国买办参加管理，很快就使招商局发展成为第一家敢于同外商抗衡并且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经过他们的努力，招商局不仅占据了长江和沿海航运的大部分市场，还在菲律宾、泰国设立分局，同时远航英国、日本、新加坡、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中外“商战”，当时拥有船只最多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招商局，败退而逃。
唐廷枢取得的成就不单让国人欣喜，也赢得了外国对手的尊敬。外商这样评价他的经营才能：“（他）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随着远洋运输业务不断拓展，唐廷枢和徐润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开始筹办保险招商局。1875年12月，保险招商局正式成立，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保险公司。
1877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开采唐山开平煤矿。开平矿务局（今开滦矿务局）是他这一生经营的企业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用心最多、成就最显著的一个。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筹措资金到正式开采，都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国用煤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开平矿务局的成功不仅为李鸿章打造北洋水师提供了大量资金，而且填补了中国工矿产业的空白。唐廷枢到唐山出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后，把招商局交给徐润代理，自己苦心经营矿业十五年，直到逝世在任上。
唐廷枢视野开阔，思想灵活，大胆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使开平煤矿产量大幅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家大型机械采矿企业。即使是今天，从开平矿务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滦煤矿仍然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丁业基地之一。在主持开平矿务局期间，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
从容闳、丁日昌，到李鸿章、唐廷枢、刘铭传，修建铁路是洋务派人士的一贯主张，同时，它也是争议最大，阻碍最多，实行起来最难的新兴事业。铁路和轮船火炮一样，在那个时代，它是区分先进与落后的主要指标，也是开放与保守的思想分野。
《字林西报》的前身、上海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曾经这样批评中国保守势力对修建铁路的阻挠：“对于我们来说，铁路意味着自由交往、启蒙、贸易和财富；对于中国官员来说，铁路意味着胡作非为，意味着废除长期受尊重的习惯和传统、骚乱和毁灭。”
继容闳在1868年的上书中建议修建铁路以利交通之后，1872年，李鸿章借着俄国出兵侵占伊犁，清军运输手段落后，士兵“万难远役”的问题，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鼓动他上书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通畅，才能防外安内。1880年，中俄伊犁之争久拖不决，形势日趋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李鸿章八年前提出的运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由于军情危急，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要他提供防务对策。到京后，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直言修建铁路是关系到能否自强的关节点。
由于局势的演变和刘铭传的奏折论证充分，清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再次就此发表意见。李鸿章立刻写就出了《妥议铁路事宜折》，洋洋洒洒四千余言，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再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以期打动清廷。然而，顽固派的反对力量更加强大，有人甚至上奏指责李鸿章、刘铭传“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1881年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就这样，围绕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遇到了一次挫折。
这场争论虽然失败了，李鸿章却并不甘心。他不仅是坚定的改革者，而且是一位善于应变的改革者，以他对国情的了解，变则通：铁路虽然暂时无法被清廷认可成为“国策”，但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却可以暗中进行。
1881年6月9日，就在清廷发布“铁路断不宜开”的上谕不到四个月后，由开平煤矿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悄悄开工了。经过五个月的紧张施工，这条长约十公里的铁路终告建成，这时李鸿章才上报朝廷，并将其有意说成是“马路”。
唐胥铁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在诞生之初却只能被当成一条“马路”来用。当时在铁路上作为牵引动力的不是火车头，而是由人们挥着鞭子驱赶的骡马，这大概是只有中国才会出现的“工业化”奇观。
这种荒唐的景象是任何一个开明的洋务派人士都难以容忍的。唐廷枢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用矿上的旧锅炉，秘密制造了一台小火车，取名“龙号”。“龙号”试车的消息传出之后，又在顽固派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硬说火车的轰鸣声会惊扰安葬在东陵的皇、后、妃。事也凑巧，不久之后清帝光绪到东陵祭祖时刚好遇上一场小地震。慈禧便认定是火车震动龙脉，惊了祖宗，为此唐廷枢还一度被关进了大狱。
李鸿章为劝说慈禧接受铁路，曾专门向法国人订制了六节精美华丽的火车车厢，还在西苑（中南海）里修了三公里的小铁路。不过慈禧不喜欢机车的响声，拉着这些车厢到处跑的全是举着黄旗的太监。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物资运输不利、兵员调动迟缓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李鸿章终于说动了醇亲王奕譞，经过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清廷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办铁路，是当时又一个“清廷特色”。
1887年春，开平铁路公司更名为中国铁路公司。唐廷枢因率先修建唐胥铁路，成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唐廷枢以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卓越表现，得到了李鸿章、丁日昌的赞赏，捐资得福建候补道。李鸿章说他“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胸有成竹”；丁日昌说他“才识练达，器宇宏深”。
唐廷枢除了热心实业，还积极参与文化和公益事业。他是格致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并担任该院董事；他协助容闳创办《汇报》，并对博兰雅所办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馆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在传播西学，开启民智上发挥了许多重要作用。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逝世于天津。他的灵柩由招商总局派出专轮运回老家香山唐家湾。十三个国家的商务官员分别搭乘各国派出的专船，一路护送。驶至唐家湾后，唐廷枢的灵柩安放在岸边的灵棚里，十三艘外轮一字排开，降下半旗，各国代表上岸向灵柩鞠躬致敬后离去，极尽哀荣。
《北华捷报》发表的讣告和纪念文章中写道：“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怡和洋行出版的一本书里则称“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
门户开放，“五口通商”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促进了香山买办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这些既了解国情，又精熟洋务的香山买办相继离开家乡，拥向各大通商口岸，纷纷投身于曾国藩、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一起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而郑观应则比所有人都走得更远，他以自己的阅历、知识和智慧发展成了深刻影响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