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极时，内务大臣兰斯基曾向各首席贵族散发通令，说新皇上敕令该部“坚决保护历代先皇赐给贵族的权利”。
可是在就缔结巴黎和约发表的1856年3月19日宣言里却出现了这样一些模糊但给人以希望的词句：“在对所有人都公正、对所有人都同样加以保护的法律的荫庇下，每个人都将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在这一宣言发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同沃罗涅日和梁赞两地的首席贵族谈话时说：“传说我想赐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对的。你们可以把这点告诉所有的人。但是，不幸，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敌对感情是存在的，因此已发生几起不服从地主的事件。我深信我们迟早应当走这一步。我想，你们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从上边开始比从下边开始要好得多。”
皇上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布，但迅速在全国传开了。解放农奴的问题，以前只是先进人士考虑的问题，现在广泛讨论起来了。
托尔斯泰萌生了解放农奴的想法。1847年离开喀山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回家乡改善农奴的景况，结果因为农奴理解不了他的良好愿望而一事无成。1855年在克里米亚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时，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农奴制并存”。皇上的演说，使他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权制的态度使我不安。”可是如何解放，他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彼得堡，第二天他就去请教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卡韦林，从他那里拿回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4月24日，托尔斯泰根据卡韦林的主张，制订了一个方案。4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著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又打听到许多有关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5月6日，托尔斯泰再访米柳京，米柳京答应设法使列夫申接见他。5月10日，托尔斯泰写好给列夫申的报告，陈述了其解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奴方案的要点。主要内容：免除农奴的一切徭役贡赋，将土地分给农奴，每户约可分4. 5俄亩，其中0. 5俄亩不收费，其余4俄亩则每俄亩由农奴支付150卢布，30年付清，以后土地就完全归农奴所有。村社负责收款，如有拖欠，地主可收回若干土地，也可由农奴做工补偿。农奴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即可立刻获得自由。
5月12日，托尔斯泰又去找列夫申，列夫申告诉他已把他的报告向大臣报告过了，大臣说：如托尔斯泰能提出详细方案，他将尽量予以批准。托尔斯泰决定继续研究方案。
托尔斯泰带着这个方案兴冲冲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家当天就召集村民大会，要宣布这个方案。可是临时他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没有宣布方案，而只是建议全村社由劳役制改为租金制，每户租金为26卢布。据托尔斯泰说，这个数目只是邻近地主要的租金的二分之一。托尔斯泰觉得农奴们是有兴趣的。
第二天，5月29日，托尔斯泰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这次他看到农奴情绪不高，跟昨天不同。
很快，托尔斯泰就确信农奴对他的提议是根本不信任的。6月3日，他跟自己乳母的丈夫贾布列夫谈的时候，贾布列夫用聪明人的有克制的微笑回答他，那意思是说他已看透人家在骗他，他决不肯上当。还有一个农奴，托尔斯泰同他谈到租金时，他脸上流露出替托尔斯泰害臊的神色，认为托尔斯泰在设法骗人。
当天，村长就对托尔斯泰解释说，农奴们深信，新皇上加冕的时候“大家都会获得自由”，说托尔斯泰知道此事，因此想用合同束缚他们。
6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会上，农奴宣布不同意托尔斯泰提出的条件。
6月6日，托尔斯泰又起草了一份新的合同草案。在这份新合同里，他迎合农奴的要求，提议要农奴选择：或者转为租金制，或者转为劳役制。在新的合同里，托尔斯泰承诺：
1）农奴当时使用的土地永远归农奴所有。
2）24年抵押期满，上述土地完全归农奴所有，农奴将成为自由土地耕种者。
这样，按新方案规定，赎买土地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4年，农奴根据新的方案，在24年内，如采用劳役制，每星期为地主劳动三天；如采用租金制，每户交26卢布租金，而采用租金制的农奴必须单独组成村社，由全村社对每户交纳租金负责。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的顽梗不化，使我要发火，我好不容易忍住了。”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1）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2）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六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3）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当四十多年后他写《复活》里聂赫留道夫宣布把土地交给农奴、提议农奴把土地使用建立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的基础上这一场面时，他把农奴1856年对他的答复全部写了进去。
1856年5月30日，托尔斯泰骑马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探望妹妹，第二天到附近的斯帕斯科耶去拜访屠格涅夫。聊得很愉快，第二天，6月1日，他又把屠格涅夫带到妹妹的庄园。路上以及在妹妹庄园里聊得都很愉快。屠格涅夫记住了一次闲聊的内容，多年以后曾讲给几个人听过。他1881年对克里文科说：
“有一次夏天我跟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在农村相聚，傍晚在离宅院不远的牧场散步。我们看到一匹老马，疲惫不堪，非常可怜：四条腿弯曲着，骨瘦如柴，老迈和劳累已把它彻底压垮了。它连青草也不吃，只是站在那里甩着尾巴赶糊到身上的苍蝇。我们走到这匹不幸的骟马跟前，托尔斯泰开始抚摩它，嘴里并念叨着一些话，他认为这马有感情并且能思考。我简直听得入神了。他不仅自己体会到这匹老马的不幸，而且也使我触景生情。我忍不住说：‘喂，托尔斯泰先生，您一定什么时候也曾经是一匹马。’”
托尔斯泰5月31日在日记里写道：“想写一篇马的故事。”上面讲的可能是托尔斯泰1863年开始写的《霍尔斯托密尔》的最初想法。
1856年整个夏天，托尔斯泰都是在农村度过的。除了管理家业以外，就是读书写作。
他读了普希金作品，然后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后来又读了屠格涅夫刚发表的小说《浮士德》。
外国作品，这年夏天和秋天，他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小杜丽》和《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贵人迷》和《女学者》、萨克雷的《纽克姆一家》以及欧仁·苏的一本什么小说。
6月初，读普希金的作品激起他写文艺作品的愿望。6月4日，他整理以前开始写的一些作品的手稿。第二天，他把1853年写的《逃亡者》手稿拿出来改了一些地方。6月10日，他散步时考虑了未来写作计划，他想以周围的堕落生活为题材写一部喜剧。在他档案里保存着他这个时期写的两部喜剧开头的草稿。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他终于决定接着改写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已开始写的《青年》。6月末开始，7月、8月和9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件工作上。8月22日，第二稿结束；8月27日，开始写第三稿。托尔斯泰从早到晚忙着修改。9月12日第三稿写完了，接着是通读润色。9月24日誊清稿寄给了《读者文库》主编德鲁日宁征求意见。托尔斯泰当时很信任德鲁日宁的判断力。在信里，托尔斯泰说写成的稿子只是他拟写的小说的一半，请他“严厉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假如他认为小说不好，请指出可否修改或者干脆扔掉。同时，托尔斯泰并授权给他划掉不需要的地方——这个权利，迄今为止他没有给过任何人。
托尔斯泰同时写信给巴纳耶夫，说他已把小说寄给“一位先生”审阅，如该先生认为可以发表，他将把这部小说交给《现代人》发表。
10月6日，德鲁日宁回信肯定了这部小说，详细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优缺点以后，说它决不会玷污托尔斯泰的名声。
托尔斯泰得到德鲁日宁的肯定意见，十分高兴，立即写信给巴纳耶夫，建议在《现代人》1857年1月号上刊登《青年》。
写作《青年》的同时，托尔斯泰也努力思考过文学的使命和任务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同人之间分裂的导火线。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现代人》编辑部工作。他继承和发展别林斯基的观点，坚持并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引起了德鲁日宁等人的不满。1856年，德鲁日宁离开《现代人》到《读者文库》去了。
1855年安年科夫编辑的新版普希金全集出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发表后，德鲁日宁在《读者文库》上发表文章评介普希金全集时赞扬文学中的普希金方向，反对果戈里方向，认为当代文学被果戈理方向弄得衰弱已极，说普希金如果活到今天，也会反对这个方向的；说普希金的诗歌是反对无节制的模仿果戈里的讽刺方向的最好武器，主张“优美艺术”采用善美爱等永恒主题，反对以醒世为宗旨的“教诲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