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55年6月17日给鲍特金写信，说德鲁日宁对果戈里的态度是不对的；在有一些时代里，文学不能只是艺术，有一些利益高于诗歌的利益；自我认识和批判的因素像在个别人的生活里一样在民族生活的发展里也是必需的。
8月6日，鲍特金写信给德鲁日宁更加坚决地反对德鲁日宁对果戈里方向的提法。他说：“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反对果戈里方向，它是为社会造福、为唤醒社会意识所必需的。”
9月16日，涅克拉索夫写信给鲍特金，说德鲁日宁是胡说八道，不值得跟他费口舌。他在信里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理论是对的，那就是：无私地热烈地去爱真理，甚于爱一切，也甚于爱自己，并且去为它服务，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去为艺术服务吗，那你也会为社会服务；反之，你去为社会服务吗，那你就会为艺术服务。”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是为社会而艺术的问题，是文学要不要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1855年11月至1856年5月在彼得堡期间以及1856年在鲍特金的别墅时肯定见过这种争论，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在昆采沃会见了德鲁日宁和鲍特金以后，1856年5月26日，托尔斯泰在创作笔记里写道：“狄更斯的人物是全世界共同的朋友，他们是美洲人和彼得堡人之间的桥梁；而萨克雷和果戈里是准确的，凶狠的，艺术的，但不是可爱的。”
1856年5月12日，还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就写过：“是的，取得真正生活幸福的最好手段就是不受任何法则的束缚，像蜘蛛一样向四面八方放出有粘力的爱的蛛丝，去捕捉所遇到的一切：老太婆，孩子，女人，警察。”
5月29日，他在创作笔记里写道：“对一切能引起愤怒的事情，最好避开；对生活来说，有了不引起愤怒的事物——爱也就足够了。而我们这里愤怒、讽刺、火气已变成了毛病。”
从上面那些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文学观点是接近德鲁日宁的观点的，主张用“爱”来指导一切。7月2日，他给涅克拉索夫的信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首先说他十分讨厌那篇评论《俄罗斯漫谈》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对《俄罗斯漫谈》上的菲利波夫的文章《不要随心所欲地生活》提出批评。接着他就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攻击转入正题。他说：
“不，您犯了一个错误：把德鲁日宁从您的团体里放走了。他在的时候，还可望从《现代人》中听到评论，而现在呢，只有耻辱和这位臭不可闻的先生（这是格里戈罗维奇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起的浑名——引者），您所听到的就是他的这种尖细的、讨厌的声音。他讲的净是些荒谬绝伦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不善于讲话，由于他的声音很不好听，他也就激动得更厉害。所有这一切都是别林斯基式的！别林斯基总是大声疾呼，而且总是用一种愤慨的语调说话，因为他常常处于愤慨之中，而这位先生以为，要把话讲好，就应讲得粗鲁，而为此就必须愤慨。他在自己角落里独自愤慨不已，直到有人发出‘嗤’声并盯住他的眼睛为止。您别以为我是为了争吵而提及别林斯基的。平心而论，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是十分可爱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正因为他来自平民的行列，他才孳生出一些令人讨厌的模仿者。我们这里不仅在批评界，而且在文学界，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做一个愤慨、恼怒凶狠的人是可称道的。而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人们喜欢果戈里胜过普希金；别林斯基的评论被认为完善到极点；您的诗在现在所有诗人中最受欢迎。而我认为这很糟，因为一个恼怒、凶狠的人是不正常的。一个会爱的人则恰恰相反，并且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能行善，才能明察事理。因此，我很喜欢您最近的一些诗，因为诗中有忧郁（即爱），而不是愤怒。一个有益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愤恨，您心中的愤恨要比其他人少。可以故作愤恨之态，也可以佯装成口齿不清的样子，甚至可以使之成为习惯，如果喜欢这样的话。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对愤恨喜欢得不得了。人们称赞您的时候常说：他是一个满怀愤恨的人。人们甚至以赞颂您的愤恨来奉承您，而您也就容忍了这套把戏。虽然我不会不知道那篇评论《俄罗斯漫谈》的文章的作者，但我又想到，您（大概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然而您对它作了补充，并且还十分满意。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您一定会生我的气，那就悉听尊便吧。”
7月22日，涅克拉索夫给他回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您信中提及的问题，我打算在空闲的时间再谈。但是不管怎样，我是不敢苟同的。特别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您竟如此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如果一个人身上有某种优点，那么，鉴于这种优点，就不该因他有不好的地方或似乎是不好的地方而匆忙对他作出判决。同样也不应该忘记，他十分年轻，大概除您而外，他比我们大家都年轻。您现在住在乡间感到很好，因此您不理解为什么要气愤。您说对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可是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出一副愤慨的样子是可憎的，可我要对出于真诚而怒不可遏的人顶礼膜拜——在我们这里，让人愤慨的理由还少吗？而我们越是愤慨，我们的情形就会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越加热爱——不是爱自己，而是爱自己的祖国。日内我还要给您写信。写信讨论这种问题，我是不厌其烦的，只是现在没有时间。”
1856年8月22日，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一封信。从信里可以看出来，托尔斯泰接到上封信之后回了一封信，语气是和解的，涅克拉索夫很高兴，除了表示喜欢他的个性以外，还对他提出了希望。涅克拉索夫说：“请不要把担任职务的涅克拉索夫（而且又是个不幸的、不善于扮演自己角色的人）同我本人混为一谈，这样您也许会实实在在地爱上我，但要做到这一点，您还需要对我有所了解。不过有一点目前我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将来也决不会成为仇敌。至于我，自从我和您相识以来，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始终对您那真诚而强有力的个性抱有好感。……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喜欢这种性格的。对我来说，那种十分粗野的极端态度，那种极不像话的执拗劲儿（此时此刻），要比淡漠地说声‘随您的便’或者胆怯地说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得多。不过，此事就谈到这儿吧。我曾经说过我爱您，这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扯谎，——其次：我还爱您身上所体现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对俄罗斯文学，您已做了不少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只要您认识到：在我们祖国，作家首先就应该是教师，并应尽可能地去给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
在涅克拉索夫努力对托尔斯泰施加影响使他去为“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的时候，德鲁日宁则力图使托尔斯泰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在10月6日给托尔斯泰的信里，除了对《青年》提出一些意见以外，还建议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三人“应当控制《现代人》，并且应当成为它的代表”。他还提出具体工作方法，说：“请您赶快去熟悉杂志行业的工作过程，去研究别林斯基的理论，因为在这一点上你们将会有巨大的分歧，所以还要赶快做好准备工作，要通过互相协商和尽可能的让步，采纳适合于您的意见。不要莽撞，要暂时忍耐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成体统的行为（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纲领——引者），虽然现在您仍在用某种方式替他受过。但是，在全面审查和作出决定以后，就请您断然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请您在莫斯科同鲍特金谈一谈——他是个可贵的极有教养的人，也是喜欢行善、愿意行善的人。”
托尔斯泰既没有接受德鲁日宁的提示，也没有同意涅克拉索夫的看法。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6月14日，托尔斯泰的好友季亚科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访问。他向托尔斯泰提了几点如何管理家业的建议，同时也劝他娶邻居阿尔谢尼耶夫家的小姐瓦列里娅为妻。
阿尔谢尼耶夫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的庄园苏达科沃在去图拉的路旁，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8俄里。这些孩子们的父亲于1854年去世之后，托尔斯泰便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瓦列里娅是家里的老大，1856年已满20岁。
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看待好友的规劝。此后，他就常常到阿尔谢尼耶夫家去拜访。他认真仔细地观察使他感兴趣的姑娘，并把观察结果记到日记里，从6月15日到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一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想到了结婚，甚至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他“在心里蔑视上流社会”，因为在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里“一切好的诚实的纯洁的思想会丧失”，“他尊崇宁静的合乎道德要求的家庭生活”。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等。”他们的爱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怎样安排共同生活呢？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做了回答。他说必须“互相让步”，“谁的爱好道德成分少，谁就该多让步。”赫拉波维茨基准备在乡下度过一生；在乡下，他有三件事要做：爱坚比茨卡娅并为她的幸福操劳，写作，经管庄园。而坚比茨卡娅则希望住在彼得堡，“一冬天参加四十次舞会，在家里接待好朋友，坐着自己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涅瓦大街上游逛。”托尔斯泰认为，必须在两种理想之间采取折衷方案：在乡下住七个月，在彼得堡住五个月，“但不参加舞会，不买四轮轿式马车，不买特殊的化妆品……完全不跟上流社会交往”，在五层楼上租四个房间作住宅。他们的收入只允许做到这些。他的庄园一年能有两千收入（“如果不像所有地主那样对不幸的庄稼人敲骨吸髓的话，”——他保留地说），写作能有1000收入，她有一张20 000的期票，年息800。赫拉波维茨基夫妇再没有其他收入了。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婚后生活的理想。
托尔斯泰终于看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