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都长大了：大儿子谢尔盖已满18岁，大女儿塔尼娅17岁，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二儿子伊里亚和三儿子列夫也该上中学了；况且大女儿年已及笄，需要参与社交活动——这是当时贵族小姐物色未婚夫很重要的途径——自然也最好住在莫斯科。而托尔斯泰夫人呢，本来就在乡下呆腻了，非常向往城市生活，如今有了这样无可辩驳的理由，自然要据理力争；托尔斯泰尽管不愿意住在大城市里（这我们在他追求瓦列里娅小姐时写的那封幻想婚后生活的信里，已可以略见端倪），却也拗不过夫人，于是便在莫斯科租了一套住宅，1881年9月全家搬到莫斯科去长住。
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托尔斯泰感到十分痛苦。10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臭味，瓦砾，奢侈，贫穷，腐化。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用法官，以保护他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壑，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男人搞这一招比较得手。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澡堂擦地板，给人擦背，当马车夫……
“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不幸的人。这不是生活。”
托尔斯泰夏天在萨马拉的时候就认识了研究俄国教派的普鲁加文，向他打听了休塔耶夫的情况。休塔耶夫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他宣传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当互相友爱，亲如兄弟；主张财产共有，他全家生活在公社里，不承认私有财产；不允许用暴力作为抗恶的手段，他的儿子被召去当兵，不肯宣誓，不肯拿枪，宁愿进军事感化营。他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他说：“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消，贸易无须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公社。”
这时，1881年10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得实在苦恼，便离开莫斯科到特维尔省去访问他。他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基督耶稣学说和上帝的信仰。他在日记里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回来以后，他的忧郁少些了。他每月花六卢布租金在厢房租了两个安静的小房间，在那里写作。工作之余，步出书房，经过处女坪，过河登上麻雀山，在那里锯木劈柴，觉得很痛快，很舒畅。
1881年10月31日，托尔斯泰的小儿子阿列克谢诞生了。
1881年12月，托尔斯泰访问了莫斯科穷人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病弱憔悴的城市贫民，以及他们夜间栖身的廉价夜店。他感到惊讶和愤慨。他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城市的贫困比乡下的贫困更加厉害，更加严酷。”
1882年1月，托尔斯泰参加为期三天的莫斯科社会调查工作，成为80名工作人员之一。他参加这件工作的目的是想帮助他所遇到的不幸者。他在《论莫斯科的调查》里呼吁人们“用心灵相通的办法——看见恶的人们同置身于恶之中而看不见恶的人们之间的兄弟般的交往”来挽救这些不幸者。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单个拯救每个不幸者，徒劳无益，根本无济于事。问题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
这次调查使他产生了一个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极为重要的认识，他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里说：
“目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过着屈辱生活，我不是用头脑，也不是用心灵，而是整个身心体会到，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人过着这种生活的时候，我同数千学者大嚼煎肉排和鳇鱼，马背上垫毡子，房里铺地毯，这便是犯罪行为。——不管世界上的学者们如何对我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我过着奢侈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
“……一个人如果当真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通过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1882年2月，托尔斯泰又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住了。
他的夫人给他写信说：
“我同男孩子们呆在家里。奥尔苏菲耶夫家的两个孩子来了，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后来凯勒尔伯爵夫人来问我让不让孩子们明天去看马戏。我同意了。这样的忙乱局面还会持续很久。星期六奥尔苏菲耶夫家有舞会，星期五奥波连斯卡娅邀请去她家，有的孩子要做裙子，有的要做鞋子，有的还要……
“小儿子身体老是不好，我觉得他非常可爱、可怜。您同休塔耶夫能够不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普通人却不行，也许我们也不愿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怪人，标榜自己爱全世界，从而为自己不爱任何人作辩护。”
2月4日，她又写道：
“享受你的安静，写你的东西吧！不要担心，实际上你在家不在家情况都一样，只不过客人少些罢了。即使你在莫斯科，我也很少看到你。我们的生活开始各行其是了。其实，这算是什么生活呢？成天价忙忙碌碌，乱糟糟的，没有思想，没有空闲，没有健康，总之，没有人生所必需的一切。”
信里对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单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住的不满抱怨之情已溢于言表。
托尔斯泰委婉地规劝妻子，2月27日给她写信说：
“今天结冰了，寒风凛冽，所以我又生起火来。我望着库兹明斯基一家（托尔斯泰的妹夫，他们一家常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引者）住的屋子，心里想：他何必在一个不称心的地方当差，自讨苦吃呢？如果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都能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过日子、教育子女，该又多好。但是我知道，凡是荒唐的东西都能实现，而明智的东西则不能实现。”
托尔斯泰对夫人的规劝也情真意切。
夫人并不理解托尔斯泰的苦恼。她给丈夫写信说：
“想到你（几乎整天都在想），我的心就疼。你现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你生活不幸。我很怜悯你，而同时又大惑不解：不幸从何而来？原因何在？周围一切是这样美满幸福。
“请你尽力使自己幸福、快乐；如果有要我出力的地方，请吩咐，但是自然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只损害我一个人。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心情宁静，生活幸福。”
“只损害我一个人”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能损害孩子们——孩子们的利益要求住在莫斯科，无论如何必须住在莫斯科，这是全家的利益，孩子们的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别的事情都好说。
托尔斯泰并不甘心。4月7日，他写信给夫人，先把野外的景色赞美了一番，然后把话落到正题上，劝夫人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用心可谓良苦。我们且引几段来看看：
“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到外面散步，风和日丽，令人陶醉。空气温暖，干燥，有的地方的小路发亮；芳草萋萋，有的像发针，有的像牛蒡草，从树叶和稻草下面钻出来；丁香含苞欲放，鸟儿已经不再啁啾，而是在絮语，幽静处所，屋角，粪堆，到处有蜜蜂在嗡嗡飞舞。
“……下午读书，然后到养蜂场和浴棚走了一趟。处处是青草、小鸟、田鼬瓣花，没有警察，没有马路，没有马车夫，没有臭味，美极了。美极了，于是我想到你，为你惋惜。你应当尽早带着孩子们离开莫斯科，而我同几个男孩子留在这儿。”
夫妻两人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迁就谁。结果只能各行其是。
这年夏天，由于妻子的坚持，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织匠胡同买了一座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