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认识了犹太教老牧师米诺尔，跟他学习古希伯来文，他决心要用古希伯来文读《圣经》，研究《圣经》。
1882年春天，托尔斯泰家有了一个新朋友。这就是著名画家尼古拉·格。他在信仰上有许多地方跟托尔斯泰一致，两人见面谈得十分投机。他水晶般纯洁，真诚，善良，博得托尔斯泰全家喜爱。他在托尔斯泰影响下，创作了一些很好的作品。他也给托尔斯泰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托尔斯泰探索宗教问题因而脱离了文学创作，这使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感到很惋惜。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寄给他的《忏悔录》以后，1883年6月27～28日在弥留之际给他写了一封信。屠格涅夫在信里说：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我，照直说吧，已卧床不起，快进坟墓了。我不可能痊愈，无须指望了。我写这封信，特别是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做您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为了向您陈述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回到创作上来吧！要知道，您的文学才华是上天赋予您的。唉，要是我能知道，我的请求对您起了作用，我将会多么幸福！……而我已经是个垂死的人了，医生甚至不知我得的是什么病……不能吃，不能走，不能睡。唉，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一切甚至连再说一遍都感到厌烦。我的朋友，俄国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请让我知道，并请允许我再次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妻子、您家里所有的人……我不能再写了……累了。”
这封信是很感人的：一个大作家在临死之前还在念念不忘地关心着祖国的文学，关心着另一个大作家。
1883年夏，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脱稿，9月底付印。但他照例又重新改写了一遍，直到1884年1月底才最后定稿。这篇文章也遭到与《忏悔录》相同的命运：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印行。文章是以胶印和油印本的形式传播出去的。
《我的信仰是什么？》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正教。他明确承认耶稣的不以暴力抗恶是他的指导原则。他在这篇文章里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段话：‘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这段话是我为人处事的圭臬。我茅塞顿开，领会了这段话的涵义。耶稣基督的话说得直截了当。刹那间，并非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挡住真理的翳障统统消失，真理的全部涵义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
1883年秋，托尔斯泰与其志同道合者切尔特科夫相识。
切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自由主义贵族家庭。他受母亲的影响很多。他母亲的娘家跟十二月党人有密切关系。她的叔父车尔尼雪夫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的姑母嫁给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他曾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她的妹妹嫁给有钱的地主帕什科夫。1874年帕什科夫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列德斯托克爵士，被他的教义迷住，放弃上流社会生活，献身宣传列德斯托克的教义，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帕什科夫派”的教派。而切尔特科夫的母亲就是一个坚定的帕什科夫派信徒。所以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具有越出专制主义和东正教框框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他1881年不顾父亲反对退了伍，决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托尔斯泰的观点跟他相近，便到莫斯科去拜访托尔斯泰。谈的结果，他们便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切尔特科夫后来成了托尔斯泰著作的编辑和出版者。
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著作，虽遭查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他的信徒在不断增加，常有人到家里来访问他。
时间已到了1884年。托尔斯泰和夫人仍然各行其是，各按各的理想生活着。
他们的女儿塔尼娅已经20岁了。虽然不十分漂亮，可是肤色出奇地好，灰色的眼睛像清澈的秋水一般，鼻子稍嫌短一些，但富于热烈的表情，栗色的秀发卷曲有致，苗条的身材婀娜多姿，再加上她才华横溢，聪明伶俐，颇博得人们的喜爱。
托尔斯泰夫人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且又是名作家的妻子，带着这么漂亮的女儿出现在社交场合自然引人瞩目，到处受到欢迎。高官显贵争相邀请参加自家的舞会，夫人虽有应接不暇之势，却也春风得意，乐此不疲。莫斯科总督多尔戈鲁科夫请她们母女俩参加他家的舞会，而且殷勤奉承，更使她十分得意。她一接到邀请就写信告诉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丈夫：“我跟塔尼娅今天中午一点才起床，她就睡在我的房间里。昨晚的舞会很好，我们适可而止，四点多钟就准备回家了。但是没有马车，不得不等到五点多。真恼火！否则，我们就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疲劳了。多尔戈鲁科夫也在那里，他又苦苦哀求我们今天到他家去参加舞会。这十分无聊，但我们还是要去。不过要晚一点去。”
在舞会上受到多尔戈鲁科夫的垂青无疑使她受宠若惊，第二天即1月31日就写信告诉托尔斯泰：“多尔戈鲁科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客气。他叫人给他端来一把椅子，坐在我的旁边，谈了整整一个钟头，似乎他早就打算给我以特别的礼遇，这使我简直有些困惑不解。对塔尼娅，他也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从她给妹妹的信里，我们可以略窥她是多么兴高采烈地参加社交活动。“萨马林家的舞会好极了，晚宴，排场阔绰，好得无以复加。塔尼娅穿着粉红色薄绸连衣裙，上面有毛茸茸的玫瑰花，我穿紫色丝绒连衣裙，上面全是隐约的黄色蝴蝶花。后来是总督家的舞会，捷普洛夫家的晚会和戏，以及为孩子们准备的枞树晚会。今天又是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家的舞会，我和塔尼娅要去参加。她有一件极好的用 tul l e i l l usi on缝制的连衫裙，淡绿又接近天蓝的颜色，上面满是浅粉红的铃兰。明天将是奥博连斯基家的盛大舞会，又要跳舞。我和塔尼娅，简直应接不暇，要累垮了。”
她全然不顾托尔斯泰的反对态度。托尔斯泰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按照自己的理想过朴素简单的生活——不要仆人侍候，不要厨师，自己动手劈柴，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个鞋匠学习做皮靴。他早晨写作，晚上读书。在1880年代这一段思想特别紧张的时期里，托尔斯泰读了大量的书：从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孔子、老子到帕斯卡、蒙田、帕克、爱默生。
托尔斯泰继续劝说妻子放弃他所仇视的奢侈空虚的生活，过俭朴的劳动生活。最使他痛心的是孩子们在无所事事中长大，甚至生活也不能自理，没有严肃的生活需求和深刻的兴趣。
他们各行其是的结果，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这年春天，苦闷的时候，托尔斯泰常常想要离家出走，但夫妻之情和亲子之爱使他下不了决心这么做。终于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托尔斯泰下决心离家出走，但走到去图拉的半路上，想到妻子有孕在身，只好回来。
6月18日，托尔斯泰家生下了第四个女儿亚历山德拉（萨莎）。
这本来是件喜事，但却引起了托尔斯泰夫妇之间一次十分严重的争吵。托尔斯泰夫人坚决拒绝给新生婴儿喂奶，她从邻村雇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自己有吃奶的孩子。而托尔斯泰则认为，让人家抛开自己的婴儿而给别人的婴儿喂奶，是最不人道、最不合理的反基督行为。
家庭中的争吵后，常常出现一段平静的时光。这时托尔斯泰就安下心来研究和翻译四种福音书以及批判教条神学，并且尽可能地迁就家里的生活。
托尔斯泰家的生活就这样时而争吵时而和睦地各行其是地进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