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里米亚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写《哈吉穆拉特》。他十分仔细地研究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衣着打扮、车臣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沃隆佐夫总督的个性及其周围官员。他特别注意研究尼古拉一世的情况。
斯塔索夫从彼得堡给他寄来资料。
托尔斯泰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在高加索军事委员会卷宗第十卷里查找尼古拉一世同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公爵的来往信件。
他从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那里了解到皇上童年时代的细节以及叶卡特琳娜二世对他的态度。
1902年底和1903年全年，托尔斯泰怀着年轻时代那种热情写《哈吉穆拉特》，虽然写作是断断续续进行的。
同时修改《伪造的证券》、论文《致神职人员》，写《童年的回忆》（为比留科夫写他的传记提供材料），还写了《地狱的毁灭及其恢复》（这篇神话使托尔斯泰夫人大为生气，她不了解它的意义）。
1902年秋，托尔斯泰夫人要投资50 000卢布重版托尔斯泰著作，她要托尔斯泰交出由托尔斯泰签字、交玛莎保存的那份遗嘱。她的理由是：如果托尔斯泰死了，这份遗嘱公布于世，她就收不回本钱来了。激烈争吵之后，托尔斯泰的心脏出现了早搏。最后托尔斯泰作了让步，把这份遗嘱交给了她。
12月7日，托尔斯泰病重，医生诊断为疟疾的新发作。
1903年4月初，基什尼约夫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消息像闪电一般传开。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的极大愤怒。斯托罗任科教授代表一些作家和学者请求托尔斯泰发一份电报给基什尼约夫市市长。托尔斯泰高兴地照办了。许多犹太人写信给托尔斯泰，请他就犹太人问题发表意见。他给一个犹太人回信说：“我对待犹太人就像对待兄弟一样，不可能有别的态度。我爱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以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父亲即上帝的儿子，而且这种爱并不需要我特别勉强，因为我常常遇到并了解一些很好的犹太人。”
同时，他还回信给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说他很愿意为救济基什尼约夫市受难者写些东西。
1903年6月1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构思了三部新作品：一、误入歧途的人们——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尼采主义者的叫喊：走开，拿撒勒人耶稣，你干吗到我们这儿来？‘你是来毁掉我们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徒。’（可能很好）。
“二、编入犹太人文集：喀山一次欢乐的舞会，我爱上了美女科列伊莎，她是驻军首长波兰人的女儿，同她跳舞；她的父亲，一个漂亮的老头，亲热地带她去跳玛祖卡舞。堕入情网，跳了个通宵以后，早晨听到鼓声，一个鞑靼人被赶着通过列队，军队首长命令狠狠地打。（可能很好）
“三、十分真实地写自己，写我所有的弱点和蠢事，同时穿插着写我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和好事。（也可能很好）
“所有这些都比愚蠢的《哈吉穆拉特》重要得多。”
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把《舞会之后》给肖洛姆-阿莱赫姆。但《舞会之后》没有写好，就把先写好的神话故事《沙皇阿萨尔哈顿》和《三个问题》编进为救济受难的犹太人而写的文集里。
1904年底比留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了。他着手写托尔斯泰传记。他请托尔斯泰给他提供童年的情况。托尔斯泰开始写《童年的回忆》，但花在这上面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到编纂《阅读园地》上了。
1904年2月8日，日军袭击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10日，俄国对日宣战。日俄战争爆发。托尔斯泰受到很大震动，一连几天不能考虑或议论其他问题，直到《请三思！》写好以后，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这篇文章在国外刊登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以九栏半的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并评论说：“这既是信仰自白，也是政治宣言，是农民士兵遭受苦难的图画，也是在这些士兵和许多人头脑中萦绕的问题，最后，这也是一副饶有趣味并富有教益的心理描写。”
美国费城《北美新闻》来电征询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托尔斯泰答道：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国的工人，他们受了各自政府的欺骗，被迫去参加毁坏自己的幸福、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宗教的战争。”
这年12月20日报纸报道，斯特塞尔将军把旅顺口连同卫戍部队15 000人和武器全都交给了日本人。托尔斯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尽管在理论上他不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但从前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人生涯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仍然使他对俄军的失败不能无动于衷。他在12月31日日记里写道：“交出旅顺口使我感到难过、感到痛心。这是爱国主义。我受过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不能摆脱它，犹如我不能摆脱个人的利己主义、家庭的利己主义甚至贵族的利己主义一样。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在我身上都有，但我意识到上帝的法则，这种意识制约着这些利己主义，因此我能够抵制它们。这样，这些利己主义就渐渐减弱了。”
托尔斯泰以77岁高龄还这么严格地剖析自己的思想，真是不能不令人佩服！假如世界上真有一个人“活到老改造到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是托尔斯泰！
这一年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3月，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去世了；8月，哥哥谢尔盖去世了。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带着妻子儿女共十四万余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出版言论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等。沙皇按预谋下令开枪，死千余人，伤两千余人。结果激起全国人民激烈抗议，导致了1905—1907年俄国革命。
托尔斯泰根据其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既反对革命者使用暴力对抗政府，也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革命者。
他在给斯塔索夫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次革命中自觉自愿地担任一亿农民的辩护律师。对一切促进或者能够促进农民福利的事情，我欢迎；对一切不追求这个主要目标或脱离这个主要目标的事情，我不赞同。”
在给斯塔索夫的另一封信里，他还说：“事变以异常迅速的速度和正确性在进展着。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满，就像对秋天和冬天不满一样，没有想到秋天和冬天正在使我们接近春天。”
据古谢夫在《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大事记》里说：“托尔斯泰相信“俄国革命对人类将产生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要和有益的影响。”
托尔斯泰自然对这次革命中的主要政治派别及其做法有自己的看法。
12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目前在革命时期，三种人的品质和缺点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种人是保守派，这些人贪图安逸，希望继续维持他们的舒适生活，不希望任何变革。这些人的缺点是利己主义，优点是谦恭、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派，他们希望变革，并敢于大胆决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变革；为了实现这种变革，他们不怕遭到暴力镇压，也不怕自己吃苦受难。这种人的缺点是粗鲁残酷，优点是精力充沛，甘心情愿去为他们认为是幸福的目标献身。第三种人是自由派，他们既没有保守派的谦恭温顺，也没有革命派的献身精神，但却具有前者的利己主义和后者的自以为是。”
托尔斯泰一贯主张人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没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夺得了政权也未必能替人民办好事。他1906年3月9日在日记里写道：
“革命者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使政权蜕化的一般品质：自命不凡，骄傲自大，崇尚虚荣，以及——最主要的——对人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