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垮台可能就是某些人的品质特别是对人不尊重种下的恶果。
这时也不断有不明真相的人指责托尔斯泰不肯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生活。比如托尔斯泰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
“据说你有土地，甚至有很多土地；把这些土地分给那些用汗水浇灌它们的人吧，开始吧，去完成你自己宣扬的事业吧，伟大的老人！别人将以你为榜样跟着去做的。请接受衷心的敬意。农民契丘吉。”
其实他的财产早就放弃了，现在的财产并不属于他。对诸如此类的误会，他只能无可奈何地在心里苦恼。
托尔斯泰在这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政府、革命者和人民》，寄给在英国的切尔特科夫以便在英国出版。
1906年5月有几个农民偷砍树木，被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这几个农民将被捉去坐牢。家里人都求夫人饶恕这些农民，但她不肯。托尔斯泰心情非常沉重，痛苦得简直要呻吟起来。他觉得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因为夫人经常作出一些违背他的信仰、使他难堪的事情。
这时他本来可以离家出走，但夫人突然病了：她子宫里长了一个纤维瘤，需要动手术。而且夫人觉得要死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和蔼可亲。当托尔斯泰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她握着托尔斯泰的手连连说：“请宽恕我吧！”女儿也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可爱过。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过她没有死，手术后很快康复了。托尔斯泰一家生活一度中出现的和睦气氛又逐渐消失了。
11月27日，托尔斯泰的爱女玛莎死了。这年秋天，她就同丈夫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她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和她的丈夫科利亚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平静地咽了气。
她的死也使托尔斯泰想到了自己的死。他在日记里写完女儿的死使他产生的感想以后，接着说：“死亡越来越接近我了。最近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而不可怕，那么自然而必然，它不是跟生命对立的，而是跟生命相联系的，是生命的继续。”
斯托雷平担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以后，为了把富农培植成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而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托尔斯泰写信建议他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征收经济地租的单一税理论实行土地村社公有制，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制。1907年7月26日，他在第一封信里说：“摆在您面前的是两条道路：要么继续推行您已经开始的不仅参与而且还亲自领导的流放、苦役和死刑那一套——这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自己留下罪恶的名声，更主要的是损坏了自己的心灵；要么站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前面，帮助消灭土地所有制的那种早就存在的、对各国人民都极其不公平的现象，做一件真正的善事，并且用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人民的合法愿望，安抚他们，借以制止现在革命者和政府都在进行的可怕的罪恶活动。”1907年10月20—23日，斯托雷平给他回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建议，说：“您认为是罪恶的事情，我却认为是为俄罗斯造福。我觉得，我们的一切混乱正是因为没有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我认为，毋庸置疑地必须帮助农民合法地获得必需的部分土地作为他完全的私有财产……”
1908年1月28日，托尔斯泰再次给斯托雷平去信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您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已经用暴力对抗暴力，并继续这样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第二，想在俄罗斯镇压住骚乱的人们——这些人所期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消灭土地私有制……您想在消灭村社之后建立一种小土地私有制来安抚他们，这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80高龄的老人，自知不久人世的时候，还为国为民操心，且不说观点对错，单就这点精神来看就十分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秋天，切尔特科夫有事到英国去几个月。（他是1907年夏天流放期满带着全家从英国回到俄国，定居在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五俄里远的雅先基庄园的。）临走前给托尔斯泰找了个秘书。这人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古谢夫。他主管托尔斯泰的来往信件，回复人们的来信。但是还没等他熟悉工作，他就被逮捕，关进克拉皮文县监狱。12月底，古谢夫被放出来，继续帮助托尔斯泰处理一些事务。
1908年1月，托尔斯泰收到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寄来的新奇礼物——录音机。他给爱迪生写了感谢信。随后还通了几次信。他很尊敬爱迪生，因为他没有为军事目的发明任何东西。
这年8月是托尔斯泰80寿辰。1月彼得堡就成立了庆祝托尔斯泰80寿辰筹备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许多知名人士，如作家蒲宁、博博雷金、安德列耶夫以及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穆罗姆策夫等。历史学家、自由派政治活动家马·柯瓦列夫斯基被选为主席，副主席是作家柯罗连科和画家列宾，秘书是斯塔霍维奇。为了制定庆祝计划，决定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并邀请40名报界代表参加。对这些举措，许多外省城市都热烈响应。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市的杜马为了庆祝托尔斯泰寿辰还准备通过一些文教方面的议案。为托尔斯泰祝寿的主张也得到英、德、法、日等国的热烈响应。
可是这件事却使托尔斯泰感到痛苦。恰在这时，他的老朋友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1861年在国外旅游时在比利时认识的）给他的夫人来信，说庆祝一个破坏了正教信仰的人的寿辰将侮辱许多信仰正教的人。
他在通过录音机给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的信里说：“……人们正在以庆祝生日来赞扬我，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我没有言过其实。我年老了，差不多接近死亡了。我是如此希望到上帝那里去，到我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些虚荣的可怜的赞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痛苦。”
托尔斯泰口授给祝寿筹委会秘书斯塔霍维奇写了一封信，利用东杜科娃-科尔萨科娃公爵夫人提供的理由（请求取消纪念活动）。筹委会停止了活动，并在报上发了公告。
1905年以前，俄国判处死刑的现象很少。但这几年由于恐怖活动和农民暴动，判处死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看到死刑的通报，托尔斯泰感到异常痛苦。他为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感到难过。他认为应该表态反对死刑，不能再沉默了。
一天早晨，托尔斯泰喝咖啡的时候看到报上一条消息说赫尔松有20个农民因强抢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他痛苦地喊道：“不，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
于是他便开始写论文《我不能沉默！》，从5月1日开始，到31日才结束。
这篇文章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了，结果这几家报纸被罚了款。人们用油印机秘密印刷，有的还用手抄。这篇文章很快就传遍了全俄国。
这篇文章，欧洲各国也发表了，仅德国就有200多种刊物转载了。
8月28日，托尔斯泰的生日，尽管托尔斯泰本人、政府以及主教公会都曾努力制止庆祝活动，但人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庆祝活动。托尔斯泰收到了500多封电报、无数封贺信、无数篇祝词和各种礼物。切尔特科夫的朋友赖特带来了有几百个英国的托尔斯泰崇拜者签名的贺信，在签名者中间有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如哈代、威尔斯、肖伯纳等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期刊活动家协会等单位都发来贺词，美术爱好者协会还寄来俄国著名画家专门为他画的绘画纪念册。
托尔斯泰像平日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早晨工作，早饭后接见客人，接受朋友们的祝贺。晚上钢琴家戈里坚维叶泽尔演奏他喜欢的肖邦的曲子给他听。
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发表，统一答谢所有的祝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