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日：“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日：‘胁肩谄笑，病于夏畦。’
子路日：‘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段干木是晋国人，清高而不屑为官，魏文侯去拜访他，他却翻墙逃走不见。
戴盈之日：“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日：“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日：‘是非君子之道。’日：‘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戴盈之是宋国大夫。他觉得自己的做法不恰当，但又下不了决心马上改正，孟子就用偷鸡的故事作比喻来开导他。
公都子日：“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日：‘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公都子是孟子的弟子；奄，国名，原附属商，其地在今山东省曲阜附近；飞廉，商纣王的宠臣；杨朱，战国初期思想家，魏国人，字子居，又称杨子、阳子或阳生，主张“为我”、“全性葆真”，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翟的“兼爱”主张相反。
从《孟子》一书中可以体察到，孟子是善于辩论的，不仅后人如此言，当时人即有此定论，而孟子觉得，自己处在大道败坏的年代与社会中，如果不奋起捍卫圣道，端正人心，破除邪说，圣人之学将会中衰，所以，他说自己的喜好辩论是“不得已”。由此，也可以窥见当时杨朱、墨翟之学流行的状况。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日：‘：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日：“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日：“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已频颇日：‘恶用是睨息宛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日：‘是息觅息宛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匡章是齐国人；陈仲子也是齐国人，世称陈仲、田仲，又称於陵仲子；於陵：齐国地名，在今山东邹平县境内；盗跖（zhf）：春秋末年奴隶起义的领袖，姓展，名跖，因住在鲁国柳下，故又称柳下跖，“盗”是对他的诬称。
陈仲子是齐国著名的“廉士”。孟子认为，作为一种个人的人生态度，陈仲子的作为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要把它推广开来。是有问题的，即使仲子本人也不能彻底履行自己的主张，是以孟子不取。
陈代为孟子出了一个以屈求伸的主意，就是“枉尺而直寻”，先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有朝一日实现抱负，伸展开来，就可以有八尺长了。孟子坚决不同意，而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主张。同时以齐景公时的猎场管理员和赵简子时的优秀驾车手王良为范例，说明了君子在安身立命这一问题上不能苟且，不能搞机会主义的道理。最后指出，机会主义的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因为“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自己不能够正直，扭曲了人格，怎么还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这就又回到他的前辈孔子的说法中去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内容大同小异，只不过孟子的出发点是反对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的思想，但在立身处世方面，却是非常认真而不愿苟且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而限制了他们的学说不为当世所用．使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大行其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使他们的学说在身后流传下去，历千年而不衰，使他们本身也成为圣人、亚圣人。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愈益精细，职业的愈益分化，立身处世之所在的问题似乎已不那么突出了。但面临择业，面临进退，面临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和所谓“双向选择”，还是不可不谨慎呀！
孟子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说明周围环境对人影响的重要性，从而强调当政治国的国君应注意自己身边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都是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国君周围都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大戴礼记》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邻处”，即“孟母三迁”的故事不也是为了找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以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对这个问题早有切身体会。
所以不但能够言之成理，又可以举出生动形象的例子来。
孟子还为我们讲了一则偷鸡贼的寓言，这个偷鸡贼的逻辑就是改错分步，明明认识到不对，但就是不愿意彻底改正，而以数量减少来遮掩性质不改的问题。
偷鸡贼的寓言生动幽默，看似荒唐可笑，实际上却是人心的真实写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戒烟、戒赌、戒毒，还是“反腐倡廉”中披露出来的一些案子，其当事人不是多少都有一点这个偷鸡贼的心态和逻辑吗？
真正的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就要痛改前非。“痛”就是要下定决心，不可动摇，排除一切阻力，彻底改正错误！
在篇尾，孟子对当时的“廉士”陈仲子做出了不同于常人的评判。
认为他的作为并不能算是廉洁，尤其是不能提倡、推广这种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是一种走极端的行为。孟子尖刻地讽刺说，要做到他那样，除非把人先变成蚯蚓，只吃泥土，喝地下水，这才能够做到彻底“廉洁”。而真正要用这种“廉”的标准来衡量。就是陈仲子本人也没有能够做到。比如说，他住的房屋。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建筑起来的呢；他所吃的粮食，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种植出来的呢。何况，他离开母亲，不吃母亲的食物，却还是要吃妻子的食物；他避开哥哥，不住哥哥的房屋，但却还是要在於陵这个地方住房屋。这些行为，难道能够说是彻底“廉洁”吗？当然不是！说到头，只能算是一种沽名钓誉．一种酸腐，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假”，一种虚伪。而用朱熹引范氏的话来说，就更为严重：“仲子避兄离母，无亲戚、君臣、上下，是无人伦也，岂有无人伦而可以为廉哉？”（《孟子集注》）
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也的确有一个对廉洁的认定问题。廉洁并不是谈钱色变，拿得越少越好；也并不是生活越俭朴越好，人越清贫越好。其实，按照孔子、孟子的看法，廉洁就是“见得思义”，就是“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所谓“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也是这个道理，廉洁做过了头。“当受不受”，比如该领的工资不领，该拿的奖金不拿，那就不是廉洁，而是酸腐，是“虚伪”，是沽名钓誉了。
所以，廉洁与酸腐的界限还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当今时代。这个经济问题时常引起人们的困惑，更值得对此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