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日：“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歌，而问元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孟子的意思是，施行大道有一定的次序，应该把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放在首位。
这一篇内容较多，涉及对话、话录四十余条，其中论述精深，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的是以下诸项。首先是孟子对人生的精神、物质两种不同追求的精辟论断。就性质而言，精神的是在人自身的，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修养，人生境界的追求，一句话，是精神的自我完善。物质的则是身外之物，是金钱富贵，名誉地位。
就其得到的方法而论，前者全在于自我，只要坚持追求，便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后者则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并不是一厢情愿地追求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当然，不强求并不是完全排斥，而是要顺其自然，就像孔子对待金钱富贵的态度：“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如果求不到，那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说来也是，所谓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那么要紧呢？
接下来孟子强调“乐道忘势”，这是在弘扬读书人的气节和骨气。
还是曾子所说的那个道理最为深刻：“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他有他的富裕，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有什么输于他呢？这样一想，也就不把他的权势放在心上了。所以，真正的贤士能够笑傲王侯，我行我素。
当然，如果王侯本身也能够好善而忘势，对贤能之士礼待有加，当成真正的朋友而平等对待，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总之。领导人好善忘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乐道忘势，不逢迎拍马，不屈从权贵，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正如朱熹在《孟子章句集注》中所说：“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盖亦各尽其道而已。”
做到了“乐道忘势”，就不计较穷、达这样的身外之事了，因为只有道义才是根本。所以只要崇尚德，爱好义，就能悠然自得无所求，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这里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一样的，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当人穷困不得志时，可以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自己失落的心，可以居住在穷乡僻壤，粗茶淡饭，但心怀圣王之道，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正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有时机飞黄腾达时，就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又可以以“兼善天下”的豪情，心安理得地出来做官。因此，无论穷与达，这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
孟子关于人们的物质需求与教化关系的观点，与孔子“先富后教”和自己“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与《大学》所论“德本财末”，孔子所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以及孟子自己所论“以义治国，何必言利”（《粱惠王上》）的观点则有些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
“先富后教”，“有恒产者有恒心”和这里所说的“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现了儒学抓经济基础的一方面，而“德本财末”，“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观点则表现了儒学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面。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儒家先贤们的确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侧重和说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德本财末”和“先富后教”为代表性说法的两种思想看作是儒学在治国问题上的一对对立的矛盾范畴。至于这一对对立的矛盾范畴是否得到过“统一”的解决，从理论上看，儒家的先贤们似乎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而我们感觉，他们总的倾向还是更偏重于政治，偏重于教化方面。
从实践上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时期内，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政治与经济是对立统一而又相辅相成的两极。而儒家对它们的不同侧重似乎贯穿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我们不也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吗？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又要“谈政治”，使人们感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确是摆脱不了的一对对立矛盾而又应该得到统一的问题。至于怎样来使它们得到统一，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因而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孟对经济也曾经作过重要的表述，这样来看至少他们不是空谈“礼义兴邦”的迂腐夫子，只不过后世却不知出了多少迂腐的儒生，以至于今人对儒家的理解也多有偏颇。
接下来，孟子借孔子登东山、登泰山之事论述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另一方面，行事处世要基础扎实，循序渐进，稳步前进，逐步通达。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就是胸襟的拓展，境界的升华。登山如此，观水也如此，所以有“观于海者难为水”一说，既然大海都看过了，其它小河小沟的水还有什么看头呢？诗人元稹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境，就由此而来。
徐霞客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境界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提高的。由此看来。还真不能小看了“游山玩水”的积极意义。问题的关键是看怎么“游”，怎么“玩”。如果像报载某旅游局长所说的“现在旅游，不过是把麻将桌换个地方”，游山玩水就是打麻将，那当然是极端腐败，极端没意思的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能够“登山”则“小鲁”，“小天下”；“观海”则“难为水”，思想境界真正得到提高，得到升华，那也就“不虚此行”，总算有一定收获！
既然“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观于海者难为水”，那么“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登山就要登泰山，观水就要观海水，做学问就要做于圣人之门。这就是拓展胸襟、升华境界的道理，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
另一方面，“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因为，光有本，水有源，太阳和月亮的光辉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流水不放过任何一个坑坑洼洼。我们做学问也同样应该不马虎，不敷衍，循序渐进。
同样的道理，“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既然如此，求学就应该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向前。
总起来说。这是一段激励人立志向学和提高思想境界的绝妙好文。
深富哲理，值得人们把它当作座右铭来读。
孟子从人口腹之饥渴联想到人心之饥渴。把对于思想意识和观念不加辨别就接受的弊病讲得通俗易懂、鞭辟入里。饥渴对嘴巴和肚子的妨害使人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类似这样的妨害如果对心灵发生影响，就会使一个人对精神的需求，对思想、学术也会出现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现象，失去辨别力。这样便会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意识形态都接受下来。缺乏消化能力，最终误入歧途。
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使心灵不受到类似饥渴的妨害，就不会失去选择力和辨别力，对于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就会有所认识，有所鉴别，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部分加以吸收、消化，使之成为充实自己的精神营养。能够做到这样，即使发现自己有不及他人的地方，那也是很容易迎头赶上的。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要使自己的心灵不受到类似饥渴的妨害，别无良方，只有使心灵经常吸收养分，就像平时不感到口渴也喝茶滋润，不觉得饥饿也按时吃饭补充养分一样。这样，就不会导致心灵空虚，以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甚至囫囵吞枣，消化不良。
回想前些年文化开禁，读书人如饥似渴，而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学生们不辨良莠、不管倾向而吞食下去，今天是尼采、叔本华，明天是弗洛伊德，后天又是萨特、海德格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是很有点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味道吗？
所以，心灵的修养也和身体的营养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使之饥饿干渴而缺乏营养。只有这样，才能使之良性发育，茁壮成长，成为一个身心都健康的人。
在这一篇中，孟子还介绍了五种教育方式。
对五种教育方式所指的具体情况，后人也做过具体的研究。宋代儒学大师朱熹曾经逐一列举了孔子、孟子把这五种方式在不同学生身上运用的事例，比如说孔子对颜渊、曾子就是“如时雨化之者”；对冉伯牛、闽子骞就是“成德者”；对子路、子贡就是“达财者”；而孔子、孟子分别对樊迟、万章就是“对话者”。至于“私淑艾者”，朱熹举的是孔子、孟子分别对陈亢、夷之，其实孟子认为。自己就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在《离娄下》里，他曾经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就是对“私淑艾者”的最好解释。
应该看到孟子在这里所列的五种教育方式包括了德育、智育等方面，但和今天所讲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尚有一定差距，所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教学体系，各种方式之间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教育方式，是根据学生们本身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不是从理论方面作系统的要求，而是从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把它们引入教学实践。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对于教育者仍然有启示意义。
接下来，孟子谈的仍然是教育的问题。
首先孟子强调，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为追求真理的困难或目标高远而降低目标或标准，必须有矢志不移、坚持不懈、不达最终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即使受教育的是非常愚蠢笨拙的学生，高明的老师也不能改变教学内容的要求或放弃教育的准则。这就是“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
此外孟子还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善于引导的老师总是给学生留有消化理解的余地，重在传授方法，以身作则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就像把弓拉满，但却并不把箭放出去，而只是做出要放的样子，启发学生理解，激发他们跃跃欲试的愿望。所以，孟子又把这种做法归结到“中道而立”的落脚点上。所谓“中道”，是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要把握好教育学生的时机、火候。孟子强调“中道”，很巧妙地把教育问题与儒学所标榜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的启发式教育，要求老师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要把每一次讲授知识都作为一次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材施教。能够做到这一步，则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愉快。
在这一篇中，孟子“以道殉身”、“以身殉道”的思想与孔子在《论语》中表述的思想极为相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实际上就是“天下有道则见”（《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也就是孟子在前文中所论的“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但“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却似乎比孔子所论的“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孟子所论的“穷则独善其身”说得要壮烈一些，而大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意思了。杀身成仁便是以身殉道，大凡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若非抱定“以身殉道”的信念，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信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得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都是“以身殉道”的表现。只不过后者更为强烈，前两者是“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和“穷则独善其身”的体现，也可以说得上是“以身殉道”的表现，因为这样做是为了“道”而舍弃了自身的“前程”，只不过没有舍弃生命罢了。不可否认，孟子这句“以身殉道”的名言，构成了中华民族气节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