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在形式上多为孟子语录，涉及内容包括“春秋无义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养心莫善于寡欲”，“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等重要论断。孟子总结并发挥了三代、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一直为人们所引用，并对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君主们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孟子说：“梁惠王真是不仁呀！仁人把爱心推及到他所不爱的人。不仁者把祸害推及到他所爱的人。”
公孙丑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孟子说：“梁惠王因为土地的缘故，践踏百姓的生命，驱使他们去打仗，大败后准备再打，担心不能取胜，所以又驱使他所爱的子弟去为他送死，这就叫把祸害推及到他所爱的人。”
孟子说：“春秋时代没有符合正义的战争。但一次战争比另一次好一点的情况，还是有的。所谓征，是指天子讨伐诸侯，同等的诸侯国是不能相互征讨的。”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我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就只取其中二三处罢了。仁八无敌于天下，凭武王那样最仁的人去讨伐商纣那样最不仁的人，怎么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起来呢？”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恶。国君爱好仁，就会天下无敌。商汤征伐南方，北方的民族就埋怨；征伐东方，西方的民族就埋怨。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边？’武王讨伐殷商。有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向殷商的百姓说：‘不要害怕，我们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来同百姓为敌的。’殷商的百姓都跪倒叩头，额角碰地的声音，像山岩崩塌一般。‘征’就是‘正’的意思。如果各国都有端正自己的打算，哪还用得着打仗？”
孟子说：“木匠和车匠能把制作的规矩准则传授给别人，却不能使人技术精巧。”
孟子说：“舜在啃干粮吃野菜的时候，似乎准备终身如此。到他做了天子后，穿着细葛布衣服，弹着琴，尧的两个女儿侍候着，又像本来就享有这种生活似的。”
孟子说：“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亲人报复之重：杀了人家的父亲，人家也会杀他父亲；杀了人家的哥哥，人家也会杀他哥哥。虽然不是他自己杀了父亲和哥哥，但也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孟子说：“古时候设立关卡，是要用它抵御残暴；而现在设立关卡，却是想用它来施行残暴。”
孟子说：“本人不依道而行，道在他妻子儿女身上也实行不了；不按道去使唤人，那就连妻子儿女也使唤不了。”
孟子说：“财利富足的人，荒年不能使他困窘；道德高尚的人，乱世不能使他迷乱。”
孟子说：“爱名声的人，能够让出大国国君的位置；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是让出一小筐饭、一碗汤，脸色也会显出不高兴。”
孟子说：“不信任仁人贤士，国家实力就会空虚；没有礼义，上下等级关系就会混乱；没有政事，国家财用就会不足。”
孟子说：“不仁的人得到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情况；不仁的人得到天下，是从来没有过的。”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更要轻些。所以得到许多百姓的拥护就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信任就能做大夫。诸侯危害了土谷之神，那就改立诸侯。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干旱水涝，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孟子说：“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听说过伯夷的道德风范的，贪婪的人会变廉洁，懦弱的人会有立志的决心；听说过柳下惠的道德风范的，刻薄的人会变得厚道，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广。百代之前奋发有为，百代之后，听说过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振作奋发的。不是圣人能像这样吗？百代以后的影响尚且这样，更何况当时亲身受过他们熏陶的人呢？”
孟子说：“所谓仁，意思就是人。人和仁结合起来，就是所说的道。”
孟子说：“孔子离开鲁国时，说道：‘我们慢慢地走，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离开齐国时，将淘好了的米捞起来就走，这是离开别的国家时的态度。”
孟子说：“孔子被围困在陈国、蔡国之间。是由于跟这两国的君臣没有交往的缘故。”
貉稽说：“我被人家说得很坏。”
孟子说：“没关系的。士人便厌恶这种七嘴八舌的非议。《诗经》上说：‘忧心忡忡排遣不了，小人对我又恨又恼。’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又说：“不消除别人的怨恨，也不丧失自己的名声。’说的就是文王。‘’
孟子说：“贤人用自己清楚明白的道理使别人也清楚明白。现在的人却要用连自己都糊里糊涂的道理去使他人清楚明白。”
孟子对高子说：“山坡上的小路只有一点点宽。经常去走便能成为路；只要一个时候不走，茅草就会堵塞住它。现在，‘茅草’堵塞住你的心了。”
高子说：“禹的音乐高于文王的音乐。”
孟子问：“凭什么这么说？”
高子说：“因为禹传下来的钟上的钟钮都快断了。可见人们喜欢演奏它。”
孟子说：“这哪足以说明问题呢？城门下的车迹很深，是一二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那是年深月久车马过得多了造成的。禹传下的钟钮快要断了，也正是年代久远的缘故。”
齐国遭了饥荒。陈臻说：“国都里的人都认为老师会再度劝说齐王打开棠邑的粮仓救济百姓，恐怕不会再这么做了吧？”
孟子说：“这样就成冯妇了。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打虎，后来行善不打虎了，士人都效法他。有一次野外有许多人在追逐一只虎。老虎背靠山的角落，没有人敢靠近它。人们远远看见了冯妇，便跑上去迎接他。冯妇便捋起袖子下车去打虎。大家都喜欢他，可是那些称为士的人却讥笑他。”
孟子说：“口对于美味，眼睛对于美色，耳朵对于好听的声音，鼻子对于香味，四肢对于安逸，都是极喜欢的，这是天性，但能否享受到，其中有命的作用，所以君子不强调天性。仁对于父子关系，义对于君臣关系，礼对于宾主关系，智慧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都是极重要的，这都由命决定，能否得到它们，其中也有天性的作用，所以君子不强调命。”
浩生不害问道：“乐正子是怎样一个人？”
孟子说：“是个好人、实在人。”
浩生不害问：“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实在人？”
孟子说：“值得喜爱的叫‘好’，那些好处存在于他的本身叫‘实在’，那些好处充实在身上就叫‘美’，既充实又有光辉就叫‘大’，既‘大’又能感化万物就叫‘圣’，‘圣’到妙不可知就叫‘神’。乐正子是在‘善’和‘信’二者之中，‘美’、‘大’、‘圣’、‘神’四者之下的人。”
孟子说：“离开墨子这一派，必定会归入杨朱这一派；离开杨朱这一派，必定会回归到儒家这一派。回归了，接纳他就是了。而现在同杨朱、墨子辩论的人，好像在追跑掉的猪，已经追回、赶入猪圈了，还要接着把它的脚拴住。这未免过分了。”
孟子说：“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粮食的赋税。有征发人力的赋税。君子征收了其中一种，就缓征其他两种。同时征收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了；同时征收三种，就会使百姓们父子离异各顾自己了。”
孟子说：“诸侯的宝物有三样：土地，人民，政事。把珍珠美玉当作宝物的，灾祸必将落到他身上。”
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要死了！”
盆成括被杀，学生问道：“老师怎么会知道他将被杀？”
孟子说：“他有点小才智，但不懂君子的大道理，那就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罢了。”
孟子到了滕国，住在上宫。有一双还没织好的草鞋放在窗台上。旅馆里的人来找而没有找到。有人问孟子：“跟随你来的人怎么竞像这样乱藏人家东西呢？”
孟子说：“你以为这些人是为了偷鞋子而来这里的吗？”
那人说道：“大概不是的。先生订了规章条例接收学生学习，走了的不追究，有来的不拒绝。只要凭着求学愿望来的，就接收他罢了。这可难免会有良莠不齐的人混进来呢！”
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把它推及到他所忍心去千的事上，就是仁；人人都有不肯去干的事，把它推及到他所肯干的事上，就是义。一个人能把不想害人的心理扩展开去，仁就用不尽了；一个人能把不愿扒洞翻墙行窃的心理扩展开去，义就用不尽了：一个人能把不愿受人轻蔑的心理扩展开去，那么无论到哪里，言行都是符合义的了。士人，不可以交谈而去交谈，这是用言语试探对方来取利；可以交谈却不去交谈，这是用沉默试探对方来取利，这些都是扒洞翻墙一类的行径。”
孟子说：“言语浅近而含义深远，这是善言；把握得十分简要，而施行时效用广大，这是善道。君子所说的，虽然是眼前近事，而道却蕴含在其中；君子所把握住的，是修养自己，却能使天下太平。常人的毛病在于荒弃自己的田地，却替别人耕田，要求别人的很重，而自己负担的却很轻。”
孟子说：“尧、舜的仁德，是出于本性；汤王、武王的仁德，是经过修身回复到本性然后力行。动作容貌等一切方面都符合礼，这是美德的最高表现。为死者哭得悲哀，不是做给活人看的。遵循道德而不违背，不是用来求官做的。言语必求信实，不是用来修正自己的品行的。君子遵循天然的道理去做，以此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
孟子说：“向诸侯进言，要藐视他。不要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殿堂几丈高，屋檐几尺宽，我要得志了，就不这么干。面前摆满美味佳肴，侍妾有数百人，我要得志了，就不这么干。饮酒作乐，驰骋打猎，让成千辆车子跟随着，我要得志了，就不这么干。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我所不愿干的；我所愿干的，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孟子说：“修养善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求利的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少，那么即使善心有些丧失，也是很少的；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多，那么即使善心有所保存，也一定是很少的。”
曾皙爱吃羊枣，死后，他的儿子曾子就不忍心吃羊枣。公孙丑问道：“烤肉与羊枣，哪样味道好？”
孟子说：“当然是烤肉！”
公孙丑又问：“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烤肉而不吃羊枣？”
孟子说：“烤肉是大家共同爱吃的。而吃羊枣是曾皙独有的嗜好，因此曾子不忍心吃。如同避讳只避名不避姓，因为姓是很多人共用的，而名是一个人独有的。”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说：‘还是回鲁国去吧！我乡里的年轻弟子志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时，为什么要惦念鲁国那些狂放的读书人呢？”
孟子说：“孔子说过，‘找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交往，必定只能同狂者和狷者交往了。狂者一味进取，狷者遇事拘谨、退缩’。孔子难道不想结交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吗？只是不能一定结交到，所以想结交次一等的人。”
万章问：“请问什么样的人能称作狂放的人？”
孟子说：“像琴张、曾皙、牧皮，就是孔子所说的狂放的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狂放呢？”
孟子说：“他们志向远大、口气不凡，开口便说‘古代的人，古代的人’。考察他们的行动，却和他们的言论不全吻合。如果这样的狂者也结交不到，就想找到不屑于干肮脏事的人同他结交，这种人就是狷者，这是又次一等的了。孔子说：‘路过我门口而不进我屋子，我不感到遗憾的。大概只有乡原吧！乡原是戕害道德的人。’”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能称他为乡原呢？”
孟子说：“乡原指责狂者说：‘为什么志向、口气那么大？说的不顾做的，做的不顾说的，却还说什么古代的人，古代的人。’又批评狷者说：‘做事为什么那样孤孤单单？生在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做事，只要人家认为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样在世上献媚邀宠的人就是乡原。”
万章问：“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忠厚人，所到之处也表现出是个忠厚人。孔子却认为这种人戕害道德，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这种人，要批评他，却举不出具体事来；要指责他，却又觉得没什么能指责的；和颓靡的习俗、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厚老实，行为似乎很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认为不错，但是却不能同他一起学习尧、舜之道，所以说是‘戕害道德的人’。孔子说过，要憎恶似是而非的东西：憎恶莠草，是怕它淆乱禾苗；憎恶歪才，是怕它淆乱了义；憎恶能说会道，是怕它淆乱信实；憎恶郑国音乐，是怕它淆乱雅乐；憎恶紫色，是怕它淆乱了大红色；憎恶乡原，是怕他淆乱了道德。君子是要回复到正道罢了。正道的形象树立端正了。百姓就会奋发振作；百姓奋发振作，就不会有邪恶了。”
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经过五百多年，像禹和皋陶，是亲眼见到过而知道尧、舜的；至于商汤，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从商汤到文王，经过五百多年，像伊尹和莱朱，是亲眼见过而知道商汤的；至于文王，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从文王到孔子，又经过五百多年，像太公望和散宜生，是亲眼见过而知道文王的；至于孔子，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从孔子到现在，经过一百多年了，离圣人的时代是这样的短暂，离圣人的家乡是这样的接近，这样的条件下还没有继承的人，那也就不会有继承的人了！”
孟子日：“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日：“何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