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价值评价在美学理论中从来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存在着各种价值上的不同意义，正如前苏联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存在着审美价值，而且存在着非审美价值，存在着价值和反价值、价值和伪价值。”艺术作为人类审美的最高形式，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何为美的、何为丑的，何为真和善的美、何为伪和恶的美，何为高雅的美、何为低劣的美，因而价值的判断与评价问题成了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价值纷乱的当下影视审美中亟待辨析的盲点。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价值取向当然再也不可能也不应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元制，回到那种漠视审美多样性而以政治为唯一规约的状态，娱乐价值、补偿价值、净化价值、劝导价值、认识价值、启蒙价值、教育价值、交际价值、社会化价值等等，多层级的价值系统是社会发展和审美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价值都是有“价值”的。列·斯托洛维奇就曾谈到商品货币关系对审美价值关系的扭曲，他举出马雅可夫斯基《美洲随笔》中写到的例子：美国人绝不会异想天开地把你叫做诗人、艺术家或哲学家，美国人会准确地断言，这个人值1，230，000美元，正是这类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中异化的种种因素，歪曲着审美价值关系，它们用皮相偷换真正的审美内容，颠倒美和丑的作用，抹煞它们之间的界限，它们使人们的审美能力本身以及他们的审美意识变形，因而斯托洛维奇强调说：“具有审美价值的现象和对象纷繁多姿，……即使价值在历史上和各民族中是相对的，也不能把它们同可以称之为伪价值的东西相混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仲呈祥的《审美之旅》显现出它的独到性，体现了一种历史承担精神、理论辨析精神和美学求索精神。
同时，它也给当代影视传媒界带来了一种重要的批评声音、理论话语和价值评价参照系，尽管由于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对上述价值评价的思考和理论可以见仁见智。而无疑，这样几点意义是显然的：其一，对于影视创作来说，在为时潮俗尚、急功近利、似是而非的新说所迷乱的处境下，它提供了一种美学价值观上的独立意识、辩证思维及正确导向；其二，对于影视批评来说，张扬了一种辨别求实的对话精神和批判精神，有益于影视批评氛围的营造和审美引领；其三，对于影视理论来说，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价值美学理论的建设，别林斯基早就指出“批评是运动的美学”，作为一种文艺动态中的美学反思，作为中国电影理论界前辈钟惦棐美学谱系之后学，《审美之旅》不失一种史论性文本意义。
2008年10月
独立精神与审视求索的理论结晶
适逢仲秋收获时节，欣悦地读到了当代学者艾斐的文艺理论新著《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一书。咀嚼着这一浑厚饱满的理论果实，感受着其中鲜明独特的理论个性和见解，不禁想起西方大哲学家罗素所崇尚的人格、学品，那就是“独立的精神、人间的情怀和批判的立场”。罗素一向反对人们从未经自己思考过的前提出发研究问题，并开创了运用逻辑分析和实证方法对问题一一进行精细的审视和剖析的科学路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艾斐的《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便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理论结晶。
如所周知，在当今文坛多元林立、错综复杂的景况下，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五花八门，似乎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竟使文艺理论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迷乱、困惑、逸出。有的盲目接受和仿袭西方现代派、后现代的一套价值观念附庸时潮，有的在眼花缭乱面前失却了价值判断无所适从，有的则顾忌沾连政治落下传统守旧的名声而对触及文艺本质与方向的重大问题避而不谈，但艾斐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而又不乏新颖见解、深邃思考的文艺理论学者，他表现出无所旁顾、荷戟独行的坚定信念和独立精神，始终以分析批判的眼光探求着文学的价值导向这一文艺理论的根本性问题。正是这样一种夸父逐日般的个性特质，使他多少年来坚持高擎精神的火炬，在文学价值观问题上既不人云亦云地附和，也不茫然放弃，而是从自己独立思考过的前提出发，孜孜矻矻地进行探索，终由一篇篇阐发个人灼见的论文抵达这部四十多万字的《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的宏著。诚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言的那样：“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艾斐的文艺理论研究显然是其独特追求和不断思索的结果，我想，假若没有这样的境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部宏著和思理致说。
也正因此，艾斐的《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显示出自身特有的价值和意义。该著首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独立的学术指向和独到的关注点，即书中“内容简介”中说的“为振兴文学而激扬时代精神，为繁荣创作而勘正价值导向”，力图在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之间找到一种连接点、契合点，并由此发现和发掘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力源和亮点。在绪论中，作者以极强的理性思辨找到并确立了二者的关系：即文学作为一种以美学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必须首先赋有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又始终是真正代表时代特点和时代本质、时代风采和时代趋向的时代精神，二者一旦疏离，就会使文学失去重心和偏离航向，变得浅薄、偏悖、畸靡、扭曲。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文学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此基础上，全书分别从“表现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以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塑造创作主体和确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鉴的价值杠杆”、“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构建和发展”、“文学的创造精神、时代蕴含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创作实践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观照和体现”等五大方面展开论说，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本义及其多维关系，从而证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至理、至律： 文学创作的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有赖于体现和突出、描绘和讴歌生活主潮与时代精神。只有不断从火热的现实生活和饱满的时代精神中吸取营养、激情和力量，才可望创作出美奂刚健的艺术形式和富有真正文明本质与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的优秀作品，这也是赢得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新世纪的根本所在。
该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着力创新和科学分析的求索立场，将理论问题的阐释溶解到对现实创作实际的考察中去，对新时期一系列热点、焦点问题层层深入地进行了缜密考证和辨析评判。狄德罗说过： “怀疑论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艾斐此作所以富有新意和建树，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探求、评判分析的精神和向流行说法挑战的勇气。出于“勘正价值导向”的目的，书中对近二十年创作中的诸多迷乱、怪圈和理论上似是而非的片面观点及误导作用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和积极的建构。例如作者透过新时期文学人性表现及理论观点上的淆茫纷呈，通过对三次人性表现高潮的解剖，深刻指出人性问题上的陷落恰恰发生在毛泽东曾批评过的那几处沼泽地上，如抽象的人性论、超阶级的人性论、非社会性的性爱以及发生了畸变的生命意识、主体性、私欲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强烈膨胀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实证论述，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讲话》中的人性观作为思想原则和美学规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提出坚持与发展相统一的观点，表现出明鉴的理论认识和敢于坚执真理的气魄。再如对“写‘自我’”的驳析，作者明确指出了理论导向上的偏误，诸如提倡“向内转”和回到“内宇宙”、否定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片面鼓动作家“从反映论向主体论转移”等，以鲜明的是非观评判了那种单纯而失度地写“自我”对文学价值的畸化和消解。此外，书中对于“性大潮”文学、“新潮”文学、“寻根”文学、“玩文学”、“非道德化”文学等思潮中理论与创作上的种种混乱和迷茫，都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和再认识。通观全书，不仅富有理论的逻辑力量，而且暗含着文学的历史脉络，这可能也正是作者的思路用意所在：以论带史，以史注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能“在求实之中评判是非纷争，在论骘之中细诉创作得失”，从而达到对文学法则与规律的揭示。
评判并非就是排斥，而更在于去芜存菁达到新的建树。该著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坚持“破”与“立”的统一，具有一种开放的纳新纳优精神，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探究和构建着文学的未来形态。如在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中，明确提出“在开放中选择，在探索中发现”的论点，提出对世界文学的吸收融会应以民族性、人民性和社会主义的生活、思想及美学品格为尺度和目标；在第四部分“文学的创造精神、时代蕴涵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中，提出多种形质的文学构架与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和谐发展的总格局和总态势，这都显示出了开放创新与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统一。该著最后还分别考察了长篇小说创作、诗歌散文创作、儿童文学、科技文学等，提出许多具体的有价值的看法。特别是通过对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庸俗文学的比较鉴别，认为许多最好和最有影响的作品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都是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完美结合的产物，并由此提出严肃文学接近和靠拢通俗文学实现融合的构想。这一学术观点无疑令人深思。
此外，还应特别提出的就是该著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神圣庄严的使命意识，自始至终灌注着一种社会的、时代的情怀和民族功利主义，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方向、创作思想、美学追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和建设性的理论引导。书中还明确提出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艺的价值导向，强调道德、文章的统一观，号召重建作家“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而高尚的形象，指出文学创作的文明本质和理想光曜，要求作家在创作中应当体现出积极的、崇高的、具有创造性和进取性的价值追求。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个坚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的学者立场和是非爱憎，表现了其对文学事业伟大永恒价值的追索。最近由鲁迅文学院、今日作家国际互联网站共同组织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认为现在是文学发展较乱时期的人比认为是最好时期的人多，而认为当代文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失范、缺乏崇高。如此看来，艾斐的《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是一部现实性很强、有对话价值的著作，它不仅为文艺理论界带来思想的冲击波，其鲜明的理论导向亦将对创作发挥引导作用。
2000年8月
边缘独立深度
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似乎色彩斑杂得有些颇费琢磨。说其繁荣兴旺者有之，论其浮躁“缺失”者有之，还有批评的客观性、人文性、主观性、理论化、文学化等等问题的争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在今天各行各业从者如流的情况下，文学批评有如郭沫若描绘的“天上的市街”——繁星闪烁，恐怕能够引起人们瞩目的，更多的是专家、名家或“酷评家”，是各种各样的热点、焦点及其新潮话题的评论。然而，王春林的文学评论还是越来越受到周围人们的注意。这个出生在吕梁山、长就一副厚实身板和大胡子的青年人，可以说以同样坚执厚实的文学评论获得了肯定。就如著名作家李锐指出的那样：“春林的声音是属于原野和高山的。春林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那片坍塌之物的喧嚣去学舌。在这个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上，春林留下了自己冷静沉着的批判之声。在我看来，一个好文学家的成就，不在于他同别人合唱了多少相同的、流行的题目，而在于他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坚持和发言。”李锐举到王春林对被当前文坛热闹所忽视的山西作家成一的长期而热情的关注，并赞叹他“与孤独者同行”的勇气和眼光。在我读过了王春林的评论写作后，亦不禁深有同感。其中那种边缘观照的沉静姿态，独立体认的批评立场，深度阐说的艺术智性，都凸现出文学评论写作的“这一个”批评个性及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