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批评者的个性，对文学评论的具体展开有很大制约作用，像清代叶燮所说的“才”、“胆”、“力”、“识”，就都属于个性的东西。它的构成既来自主观方面，有时候又有许多客观外在使然的东西。比如所处地域及文化氛围的中心与边缘之分，就有可能对其思维心理、情绪、意念、思想等发生潜在的影响。处于中心者，有可能会更兴奋、自信、焦躁，话语声音更先锋、轩昂；处于边缘者，则可能会较冷静、沉静、矜持，话语声音更扎实、谨饬。这从而也就形成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两种不同的批评姿态：焦虑浮躁的与沉静平实的。当然这并非绝对，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但对于王春林来说就是这样，处在黄土高原的山西——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先锋文化热之下一个相对封闭滞后的非中心边缘地带，环境的限定与主体自身心性相熔铸，就形成其特定的一种批评姿态，我以为可称之为边缘观照的批评姿态。这在他自己，其实早已由潜意识转而成自觉的意识，一如他在解释他的评论集《思想在人生边上》书名所暗示的意蕴时表白的：“思想在人生边上，所直接呈示出的正是这些年来我置身于远离京沪等文化中心的山西，并在此勉力从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与批评的基本存在状况。”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人生边上，所谓边缘，就是与中心和热闹处拉开了距离，用其评价张炜小说《外省书》中的话说，就是“以一种疏离于时代的喧嚣之声的局外人的姿态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入的反省与思考”。应该说正是这种边缘姿态，使从事批评的王春林能沉下心来依循着自己认准的路走，不为周围所惑，不受风尚驱动，在文坛话题争论成为批评主流和兴奋点而对作家作品的阐释成为被人轻视的支流末节时，在一些批评家日益失去细读作品的耐心而舍弃文本解读式批评时，他仍然初衷不改，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的作家作品评论。
批评界曾有人对文学批评之“观察”作过很有意思的详细辨分，其中说到批评的热观与冷观。热观者，“热眼”，合群观察，从众观察，热观察也；冷观者，“冷眼”，个性观察，独立观察，冷观察也。那么，王春林的文学评论又可以说是一种属于“冷眼”的评论。从“读”，到“思”，再到“言说”，都呈现出独立体认的批评立场和别出手眼的评判。以对王蒙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的评论来说，就是很个性化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革”题材已经逐渐淡出社会公众的视阈，也淡出作家的表现视阈，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迅猛发展，由于物欲膨胀、享乐至上的世俗化潮流，一些都市写作、欲望故事满足着阅读期待也受到评论的关注，一般意识形态性强的严肃文学则遭到冷落。虽然王蒙仍是众所关注的对象，但大多集中在一些话题争论的评论上，对于其四部之长的“季节”系列小说，已少有阅读的耐心和评论的兴趣。王春林明知王蒙此类小说的“不合时宜”，但却同样“不合时宜”地选择了它作为评论对象，如其所说：“从一种总体文化感觉看，似乎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再去返顾如‘文革’这般沉重异常的历史经验已经是明显的不合时宜了。……然而，‘文革’乃是横亘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上一个为中国作家所难以忽视和回避的题目，对于这样一个几乎可类比于欧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中蕴含着国人丰富而沉痛无比的人性经验教训的重要历史事件，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性良知的中国作家都有着一再返顾，同时对此一事件作出更深入的思考以及更出色的艺术表现的必要。”正是出于如此的眼识、情怀，他给予《狂欢的季节》认真的阅读和热忱的评论，在一一对主要人物塑造及所反映的复杂社会关系分析后指出：“王蒙《狂欢的季节》的独特性乃在于作品的写作主旨就是通过对‘文革’与知识分子之间复杂关系的双重审视，全面地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生动真实的再现、观照与反思……这部长篇小说也因此而成为了‘文革’后对‘文革’与知识分子进行双重审视的最为成功的小说之一。”这种独立观察与评判的“冷眼”，在他关于王蒙创作的另一篇评论《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否定王蒙的评论倾向有失偏激，并“试图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合理地对王蒙的文学写作与所谓的‘王蒙文化现象’作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其中关于不能因言毁文、因王蒙的言论表达祸及他的小说的观点，对有关王蒙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问题中肯的阐说，都颇显独到有识之见。尤其最后借老王看猴子捞月的寓言小说，可以说发出了个性观察的强烈诘问：“猴子是理想主义吗？‘老王’是经验主义者吗？猴子加‘老王’就等于王蒙吗？应该肯定的是猴子还是‘老王’呢？抑或是猴子加‘老王’吗？”如此之认真固执的剖根究底，一种独立不倚的批评个性便跃然于纸上。
诚如评论界所共识的，优秀的批评和优秀的创作一样，都是一种个性化和风格化的产物，同时也都是一种充满智性的艺术发现和独特创造。读王春林的评论不时会让人折服，一个构筑完备的文本形象系统总是被熟练地拆解开来，结果，其中的各种关系、矛盾纠葛、人物性格、情感世界、人性隐秘、历史本质就一层一层裸露出来，经过细致入微的审美把玩和“沿波讨源”，最终文本的内核及其意蕴就获得深度阐释而彰显出来。像评张炜《外省书》，评铁凝《大浴女》，评成一《白银谷》，莫不如此。自然，评论的深度，要依赖于充满智性的艺术发现与独特创造，或可具体地说，是批评的艺术发现、深度取向与深度耕作。当然，评论对象是否有深度也是批评深度的前提。作者有着批评发现的艺术敏感性，而且在评论对象的择取上非常重视其含金量，那些能引起他评论兴趣的大多是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有着深刻写照和思考的作品。像评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论者就取其像卡夫卡、福克纳小说一样的富有深刻的哲学底蕴，“是否同时兼具文学与哲学的因素，是否具有很深的哲学底蕴，乃是衡量文学作品尤其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以是观之，则《务虚笔记》与史铁生皆应得到充分的评价和肯定”。如此有深度的作品，在评论者“以‘心’去认真地贴近、体会并聆听”，努力“贴近史铁生此书写作的本真境界”的解读之下，也就实现了深度的阐述：“所谓‘务虚’者，乃指作者对于个体与人类存在诸问题的苦思冥想，它最突出体现了这一文本所具备的深邃驳杂幽暗不明的哲理玄想色彩……《务虚笔记》正是通过对诸如有限与无限、必然与偶然、凡俗与奇异、绝望与追求、真实与幻觉等充满两难悖论色彩问题的追问探寻，突出地表现了当今现实世界中人类对生存境遇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很多情况下人们把批评看得似乎比文学创作容易。其实，要真正达到至高的文学批评境界，如创作一样，也是一个艰辛的观察、体验、感受与创造过程。采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好，采用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叙事学批评等等也好，紧要的一点都在于对作家作品本身的悉心体察和研究。从1994年在湖北召开的“全国文学批评研讨会”到近期的第六次全国作代会，学术界、批评界一再指出疏离文本对象研究的批评弊端。许多学者强调“应重提阅读、重提阅读中的长期跋涉”，对于从事批评的人来说，这不失为警言。无论如何，富有个性而又扎实的、体现真知灼见的批评，是人们所希冀和期待的。
2003年8月
理论—批评：走向学术融通
我非常钦佩巴赫金。他起初不能说是一个专门的理论家，但他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批评成就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理论家。我也非常钦佩王国维。他是一个哲学美学大家，但他却以《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而成为中国最早实践理性思辨批评的批评家。文学是一个整体，文学活动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不是彼此无关，相反，它们从来都是相互依附、相互渗透、相互推进的。那么，作为从事文学者，又如何能单一而行远呢？古人云：博学多识，厚积而发。在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史上，鲁迅、郭沫若、茅盾、钱钟书，哪一个文学名家不是理论、批评及至创作，体现出一种学术融合的大家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