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昌盛、学术活跃的时代，文学领域也迸发出它内在的新的生机和活力。如若注意，你会发现这样两个景观：一、理论批评与创作的融通，或曰学者与作家的合一，曹文轩、梁晓声、南帆、徐坤，都是既事理论批评又搞创作的一群；二、理论与批评的融通，早几年已显示出“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趋向，近年又有学者观学术之性状提出“元理论的终结，批评的开始”，虽不无偏激，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在文学多元化、复杂化、瞬息变化的情形下，理论的定义不变已失去了可能，理论与批评的融通研究成为必然。
正是坚执这样的一种态度，相信理论与批评的互动整一——没有亲验文学付诸批评的理论建构是灰色的、没有理论思考付诸思辨的批评阐释是肤浅的，因而在自我个体从事文艺学的学术探索中，就有了一个意向：走理论—批评融通的路子，以亲验文学进行文学批评写作为活水之源，以理论知识背景理论思考为宏观基石，以批评学研究整合二者并向两端延伸，从而最终达到对文学的接近、解读、阐释。故书中由上编——文学问题及其观念、下编——批评问题及其观念、附录——文学批评文本三部分构成。“文学问题及其观念”编主要就近年文学的存在意义之疑、创作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文学精神及最近的文学“边界”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批评问题及其观念”编主要就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批评的生成与特性、近年批评的动机与指向问题、批评的泡沫问题、批评的原创性问题以及边缘批评等作了探讨；“附录”编则为文论和批评学运用于具体文学现象、文学创作解读的批评实践，主要关注和评论的是自己身之所处三晋大地的文学形态、作家作品。全书乃形分实神合矣。
去者已往矣，来者之可追；生也有涯，而学术无涯。
2007年1月
后现代生态时代：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的当代性
早在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的时候，有幸聆听了北京大学叶朗教授给我们讲授的“中国美学史”课，整整一年，二十来人的小教室，叶先生讲课时的那种学者的风范、锐气和学术精神总是感染着全部空间。其时，他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尚未出版，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也便是在那时，就对“气”萌发了兴趣，因为叶先生提到次数最多的是叶燮的一个著名命题——“在外者，理、事、情；在内者，才、胆、识、力；统其总而气条贯之”。这等经典之语，从此深深印刻在了脑中。
时光一晃过去了许多年，面对纷杂的文艺理论话题，或许由于宇宙人世的沧桑，或许是对艺文象喻的感悟，最终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还是与“气”不期而遇了。尽管“文气”问题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老话题，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生命哲学、美学的视角与之对话倒也不乏新意，而我上中国传媒大学感受最深的，也正是文艺学博士点蒲震元和张晶两先生大体相同的见解，即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是一种“大宇宙生命美学”或“宇宙生命美学”。他们都曾就此用力，作为后学的我既早有兴趣，更当续之钻研。
选择“文气论”作为研究对象，还缘于平时的一些感触、断想。如所周知，20世纪提及“生命美学”，其能指、所指似乎就是西方美学的专利，很多创作者、批评者都将西方生命美学奉为圭臬，到世纪末学界开始反思其局限的时候，不禁让人置疑：为何“生命美学”只能是言说西方思想的专利？中国有无生命美学？如果有，中国的生命美学话语又是什么呢？后来，有次看到张炜《批评的灵性》一书中一篇短文，它叫《长篇的“气”与“力”》，不同于一般的人云亦云，张炜谈道：“有的作品注重的是‘力’——力量、力度、魄力……这样的作品常常缺少的是另一样东西，它就是那些卓越的作品所注重的‘气’——气息、文气、气脉……所有的文字都是被这种‘气’所激活的，有了生命，它的全部都是血脉相通、丝络交织的生命的整体。”这又使我想起黑格尔、歌德曾经强调过的艺术的“生气灌注”、当代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一书中把艺术作品叫做“生命的结构”等等。玩味之余，愈觉中国文气论思想的博大精深，也越来越有一种深入探究的意向了。
做研究虽然不同于搞创作，一理性，一感性，但谁又能说它们不需同样的投入全部生命呢？马克思曾说“维吉尔的诗像春蚕吐丝一样，是用他的全部生命写作的”，对人文科学研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的整个研究过程，可以说是一次艰辛的探索之旅，也是一次亲知的愉悦之旅。即如本书开头所说，我试图从整体上去系统地梳理和把握文气论批评，从批评学视角探求文气论的美学本体及话语发生，在美学和历史的双重线索下梳理和建构中国文气论批评体系，虽未能尽如预期，但毕竟本书做了对其美学属性的本体论证，写出了文气论批评演变发展的另一种历史（关于历史分期大陆著名学者郭绍虞和台湾学者朱荣智先生都有专文专著讨论，与本书着眼点和概括把握不同）。紧张、沮丧、激动、欣慰，种种生命体验相伴而行。
现在最感遗憾的是，这部书稿未能按原初构想的体系全部写出。就像作家写小说，写着写着，原先的构思被人物性格的逻辑打破了，鲁迅写《阿Q正传》本没想到要写阿Q被枪毙不料就写了，巴金写《秋》本想让淑贞活下去却写成她早早跳井死了，本书虽非小说，但由于章节篇幅与结构间的关系，只得割爱了许多。比如，原先设计有“文气论批评的潜体系结构”、“中国文论批评格局中的文气论”、“中西比较美学视阈中的文气论”三章，现在都未放入本书中写，因为原先是把“历史论”作为一章来写的，而在写作过程中改变为了四章，逻辑上就与上述三章不一致了，又加之时间所限，最终则决意搁置另著了。因而本书就变成上篇主论、下篇主史的面貌，但不写出系统观和比较论层面的内容，不仅不吐之不快，也不能弥合本书“引论”达臻完整，最后只得把主要意思放在“余论”中交代了，这样起码在整体上体现了我原先设想的现代视野和比较研究，个人主要思考也得以与同仁交流。
在我看来，中国文气论批评美学有着独到的世界意义。为什么西方生命美学思潮常常遭到质疑与批判？西方生命美学是富于力量而又偏激的，它能点燃人的激情使那压抑的生命力得到焕发，也能泯灭人的意志使那焕发的生命力陷入虚茫，因为，绝对的个性生命张扬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人无限地放纵自己，也就是人的彻底放逐。而中国气论生命美学恰恰可以与之构成互补，冯友兰曾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品位，认为最高的人生境界即天地境界，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是超越“自我”之有限性的审美境界，文气论批评正是如此，历代论家在推尚“真气”、“英气”、“逸气”、“爽气”、“清气”和“灵气”的同时，强调“卫气”、“养气”，贬抑“以昏气出之”、“以矜气作之”以及一切“累气”、“伧气”、“骄气”、“吝气”、“烟火气”、“脂粉气”和“蔬笋气”等等，其实都表明对审美心境、胸次和天地境界的一种追求。从“有气则生”到“生气远出”，它所揭示出的文学的宇宙生命结构堪具当代性意义，实有必要生发开去、传播开去。
而当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之时，欣欣然中更有不能忘怀的一切。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晶教授，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断无今天的果实。张老师对学生教益有加，他的激情和哲思不仅成就了他的文学美学研究，同时也感染着大家，对人到中年的我来说，学术上自然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使我丝毫不敢怠慢。从选题、文献资料到思路、框架，张老师以他深厚的哲学美学涵养，许多点化弥足珍贵，其著作《诗学与美学的感悟》《美学的延展》等亦给我很多启迪。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其他导师，他们是：蒲震元、仲呈祥、杜寒风、耿波，在三年读博期间，我从他们所开的课程和平时的交流中所得颇多。特别蒲震元教授对我的选题给予了坚实支持和关心，不仅给我推介了新儒家哲学美学研究，他的著作《中国艺术意境论》尤让我受益匪浅；还有年轻的副教授耿波，学识丰富，思维敏捷，有关我论文的交流讨论给我莫大感动和助力，是我值得永记的朋友。
感谢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心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永清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白岚玲教授，他们的褒赞让我欣慰又汗颜，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的指瑕中肯到位，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探论尤富启发。
另外，感谢我的年轻同事郑伟和研究生张玲玲、史钰、赵玲丽、张云霞、范秀智、王永华等，他们在资料查找和校对中都帮助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感谢我先生王建辉始终不渝对我的支持、女儿思泓在北大为我搜集复印了难得的宝贵资料，尤其深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又是一年中秋时，来去兮，人生几度寒暑。研究气化生命美学，自身又何尝不是在经历着一次生命的气化升华过程？身体的，精神的，天地元气，书香墨气，就像庄子说的“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由于学识和时间所限，拙著不免有疏漏误失，诚如刘勰写《文心雕龙》时在最后的《序志》中所叹：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2011年·中秋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