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笔政达15年之久。他为《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办报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成为蒋介石施政的积极支持者，1935年3月，曾到四川重庆、内江、成都等地游历。1936年4月，增出《大公报》上海版，使该报重心南移。抗日战争爆发后，坚持团结抗战到底。1937年8月17日离开上海，同年9月18日出版《大公报》汉口版。从1938年起，连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12月1日，将汉口版《大公报》移至重庆出版，任总主笔。所写社评犀利明快，包含感情，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1941年3月16日，亲笔起草《中国新闻学会宣言》；5月，他主持下的《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赠的当年“外国最优秀报纸荣誉奖章”。1941年9月16日在重庆病逝，所写评论，被辑为《季鸾文集》出版。朱少屏（1881～1942年），原名葆康，字少屏，别号天一、屏子、地一等，上海人，因排行第三，又有朱三之称。幼年时就读于南洋公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沪创办健行公学。1907年4月20日，于右任在沪创办《神州日报》，曾得到该校的支持。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在沪创办《民呼日报》也得到该校的积极支持。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在沪创办的《民吁日报》，因于受逐出租界的处分，不便出面，便由朱少屏公开出面担任该报发行人。同年11月参加组织南社。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在沪创办《民立报》，朱协助该报出版兼任记者。1911年8月，与美国人密勒和伍廷芳、颞云台、李登辉等在沪创办英文《大陆报》，被推为董事，是同盟会员在国内参与创办的唯一的英文日报。1911年10月19日，柳亚子主编的《警报》在沪创刊，任该报编辑兼翻译。同年11月上海光复时，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组织沪军都督府，任总务科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1912年4月1日，与姚雨平、叶楚伧等在沪创办《太平洋报》，任经理，曾于1910年9月4日在南京创立中国报界俱进会，1911年9月22日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时被推举为该会主席。1916年被推举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发行《寰球中国学生报》。1920年出游欧美，任《申报》驻欧记者4年，曾代表《申报》出席过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1924年回国。1925年5月，在南京创办《中国评论》周报，任总经理。曾兼任过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华麻风救济会董事。20世纪30年代，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等职。1937年抗战爆发，与刘湛恩、林语堂等人在沪同组国际友谊社，联系中外报纸记者，并出版刊物《回声》，揭露日寇暴行。1938年4月7日，在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机关暗杀后，流亡到香港，曾陪同朱学范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后被派往马尼拉任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副领事、领事。1942年4月17日被日本占领军杀害。
“报界奇才”黄远生的传播思想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著名度最高的新闻记者，以善写新闻通讯著称。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记者，“纪述则须眉毕现，评议则山岳为摧”。他坦白真诚，严于律己，不断谶悔自己，勇于抛弃旧我，以求新生。
一、黄远生的生平与传播活动
黄远生（1885～1915年），江西九江人，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就读浙江吴兴南浔公学，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对晚清黑暗吏治不满，向往进步与自由。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闹学潮，黄远生等人在上海《中外日报》上刊登贺电：“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不久，南浔公学学生罢学，黄远生是学潮发起人之一。学潮后，为家人所迫，1903年应德化县试，中秀才；同年秋，应江西乡试，中举人。1904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又中三甲第81名进士。两年内连中三榜，在省内文名大噪。
黄远生中进士后，已获得“知县即任”资格，本可走马上任，但他无意于仕途，不愿做官，经再三申请，由清廷批准以进士资格赴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一度被选为江西留日同学会会长。在日本，黄远生受西方进化论影响，思想属于保皇派范畴，他是梁启超发起组织的政闻社外围的活跃分子，但是不肯参加政闻社组织。留学期间，他去欧洲考察过，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比较欣赏。
1909年学成回国，被清廷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和编辑局纂修官。当时，正是中国古老的封建大厦摇摇欲坠，晚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绝无做官思想”的黄远生目睹官场的腐败，政治的黑暗，而自己“堕落”其中而苦恼不已。在此期间，他不时提笔就一些国内、国际问题为京、沪报刊撰稿，为改善国家和社会状况而呼号。当时，他的同乡，顺天府丞李盛铎对他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在李盛铎的鼓励下，辛亥革命以后，黄远生便绝意仕途，决心投入当时被人看不起的新闻事业，当一名新闻记者。
1912年11月21日，袁世凯窃国篡权后，黄远生与张君劢、蓝公武三人在北京合办《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1913年5月29～7月24日，主编在北京出版的《论衡》周刊。1914年1月，接任天津《庸言》月刊（自第2卷起）主编，刊登学术论文，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同年6月停刊。此外，黄远生还先生兼任上海《东方日报》、《时报》和《申报》驻京特约记者，并为北京《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上海《东方杂志》等报刊撰稿。在短短的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中，他以其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一举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报界之奇才”。所写通讯《官迷记》、《外交部之厨子》、《三日观天记》、《北京之新》、《囍日日记》等，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绘声绘影，栩栩如生，深受读者喜爱。
民国初年，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与反袁的国民党进行殊死的斗争。黄远生参加过进步党，尽管他曾宣布脱离一切党派而独立，尽管他对袁世凯的怙势揽权、大借外债等倒行逆施的行为作过不少揭露与批评，但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他认为中国在革命之后，应该得到“百年休息”。当时中国的政局，除了袁世凯外无人能够驾驭。因此，黄远生对袁世凯的统治抱有幻想，寄予希望，多次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甚至向袁密上陈条，建议组织特种机关专门检查报纸，择要编辑为侦察材料，运用法律手段对“逆党”报纸进行“干涉”。由于黄在舆论界享有盛誉，袁对他十分器重，并多方拉拢与利用。1915年8月，袁世凯紧锣密鼓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时，派人找到黄远生，要黄写文章为之鼓吹。这使黄陷于极端矛盾之中，因为他拥戴袁世凯，是拥袁做共和国的大总统，不是做皇帝。所以，当袁称帝的阴谋暴露后，黄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又实在不好意思推脱，便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作为搪塞。袁看了当然不满意，示意他要另作。为了摆脱袁的纠缠，1915年9月3日逃往上海。这时上海几家报纸就登出上海《亚细亚日报》即将创刊，由他担任总撰述的消息。黄远生立即在上海几家大报上发表公开启事，声明自己与《亚细亚日报》毫无关系，要求该报将“贱名撤销”，“以清界限”。当时的情况是：“袁氏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必欲杀之”。为了避祸，黄远生只好出走美国。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以黄远生曾出任进步党交际主任，也是进步党的第一策士，“二次革命”时曾向袁密上条陈建议检查报纸，控制舆论，认为黄此次来美是为袁世凯筹款，于是派爱国侨胞、老同盟会员刘北海于1915年12月25日晚上在旧金山唐人区都板街广州楼枪杀了黄远生，享年30岁。遗著由友人林志钧（宰平）多方搜集，编辑成《远生遗著》4卷，192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远生遗著》的传播及其写作特色
《远生遗著》初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6月出版发行，全书共4卷，分论说、通讯、时评、杂著四个部分。卷一为论说38篇，卷二为通讯51篇，卷三通讯53篇，卷四包括通讯53篇、时评18篇及杂著8篇。全书总共221篇43万字，其中通讯最多，占157篇。黄远生是中国现代新闻通讯的奠基人。1924年1月再版，1925年3月3版，1927年3月4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向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申请审定，准备重印。内政部当局认为其中《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及《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共5篇，应该删掉。黄远生的儿子黄席群未同意。一直等到1934年才由陈叔通、陈陶遗与史量才商定由申报馆出资500元，交上海科学公司印行，改为2卷，装成2册，内容仍为论说、通讯、时评和杂著4个部分，只将论说部分的《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和通讯中的《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列为附录，印成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同时发行。这个二卷本于1938年1月出版，称增订初版。其所以称作“增订”，是由黄席群增补了《与陈叔通书》、《与傅攽之书其一、其二》、《新民电报汇编序》、《小叫天传》和《新茶花一瞥》共6篇。最后两篇是林志钧当初选编遗著时多方托人在上海转抄而始终未抄得的，却承一位亲戚在常熟一家小报上看到后寄给黄席群的，从中可以窥见黄远生的戏剧观。
解放初期，黄席群曾托人向中华书局商洽重印《远生遗著》，并寄去初版样本，搁置数年，毫无结果，后来只好将书索回。1982年初、1983年8月、1984年，黄席群三次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终于1984年5月重印；1985年1月14日在兰州大学举行著名记者黄远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见到的就是这崭新的增订影印版。为什么叫“增补影印版”，因为前4卷是根据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影印，《补遗》部分亦即增补部分则是排印的。1920年初版本是大32开，分装成4册，这次增补影印版缩小为小32开，改为2册。影印部分仍旧包括了当年不许刊印的5篇。排印部分共约4万多字，其中有1938年增订新版所增补的6篇文章以及关赓麟、张君劢写的两篇序，孟庸生、林宰平写的6首诗，陈叔通与黄席群写的两篇跋，再加上遗墨3帧。特别是补入了《申报》影印本转抄下的《游美随记》、黄席群写的新版序言，全书共计473000字。黄远生的通讯，黄天鹏在《新闻文学概论》一书中的评介是：“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宋云彬在《民初名记者——黄远生》一文中的评价是：“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在是黄远生开始的”。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一书中说：“真正以记者闻名的，首先是辛亥革命后的黄远庸和刘少少，尤其是黄。他写的特约通信，记事则原原本本，状人则栩栩如生”。“留存的《远生遗著》，既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实录，也是一部新闻名著”。
黄远生通讯的采写特点是：
1.“文笔素优，消息亦灵”
清末民初，报馆里采访新闻的记者被称为“访员”，被官缙绅士看作是“无赖文人”，记者的地位极低，也被社会所轻视。但黄远生考取晚清进士，是翰林，又留过洋，身份不凡，他以《申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今天见大总统，明天访国务卿，使得那些大人先生们不敢轻视新闻记者。“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弗届。建党所不能见之人，亦不得要领者，远生必有术焉，便之不能拒绝”。黄远生采访消息特别灵通，写的内容，虽有少量社会新闻，但大多是国家大事，外事报道的政治通讯；他出入官场，访问艺术又比较高明，“虽立谈之倾”，当场不作笔记，而却能“必得纲要而去”。
黄远生交际广阔，文笔敏捷。他的住处，常常访者如云，高朋满座。友朋相谈，海阔天空，杂乱无章，但他凭着自己卓越的归纳能力与通俗简洁的文字功夫，不受喧闹环境的影响，很快地构思成文，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道理来。1912年8月25日，袁世凯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黄远生先后写了四篇《记者眼中之孙中山》的新闻通讯。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1912年初对袁世凯还大有怀疑，并曾力图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与公布，对其加以限制，但8月到北京后，在袁世凯待之以总统之礼和商之以国家大事的虚情假意和花言巧语下，基本上解除了思想戒备，甚至对袁世凯作了许多过分的赞誉。1912年9月4日，黄远生对孙中山进行了一次专访，有如下一段对话：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的批评如何？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有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吧。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这样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
汤尔和.邵飘萍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序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不能答应的。黄远生记述说，孙中山与袁世凯“二君数见之后，情意融合”，袁君之评孙君曰：“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君之于袁君，则曰：“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且致电黄君克强，催其北上，谓袁公地位，今实在可怜之境，并无可疑之隙”。对于孙、袁的“互相推荐奖”，黄远生颇不以为然，一则他认为袁世凯大可怀疑，指出袁权谋百出，其思想并未脱离旧轨；二则黄对于孙、袁二人只囿于个人之间的推襟解袍，融洽感情，却未触着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于国于民并无益处。
黄远生在《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专访中反复申述的又一个主题，是认为在中国当时政治、财政不统一的情势下，孙中山宣布不受第二次总统之职并且希望袁世凯任十年总统；孙中山转志于事业，图借外债60亿元兴办铁路20万里，是不合时宜的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的举动，本身也难有成功的可能。
综上所述，
第一，在民初一段时间内，民国党以其妥协退让而日渐失去革命的色彩，袁世凯的面目和行径还未被人民所认识的时候，黄敢于直言不讳，据实报道孙、袁的往晤接谈，公开批评孙的退让，怀疑袁的作为，充分表现了一个正直记者的优良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