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奉死如生的坟墓艺术
朋友，当您在祖国大地上旅游的时候，当您利用探亲访友、出差办事等机会到各地观赏的时候，您在欣赏湖光山色，在自然之美中陶醉的同时，一定也在人文景观中增加了更多的知识，陶冶了您的性情。您一定会对祖先留下的文物之美赞叹不已，也一定会为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民族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您知道吗？在您观览的人文景观中，除了长城、故宫、名人故居、寺庙、佛塔、道观之类的地面建筑和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文物之外，坟墓艺术也占了很大的份额。您到古城西安，除登临大、小雁塔之外，一定会去游览秦始皇陵、茂陵、乾陵，去欣赏兵马俑之美，去欣赏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的壁画，而这些就是坟墓艺术。
坟墓艺术包括地面上的坟丘、陵园、祠庙建筑、神道石刻；地下的墓室建筑及其装饰、棺椁及其装饰、随葬品、尸骨装饰等诸多方面。它是一门综合艺术，表达的是生者对死者的哀悼、怀念、崇敬之情。
坟墓艺术同其他艺术一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人类自身和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无庸置疑的，但坟墓艺术产生的直接动因则与人做梦有关。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山顶洞人的脑容量（1300~1500毫升）与今人相比，已是伯仲之间，其思维能力已相当发达。他们和现代人一样，常在梦中与已故的祖先、亲人会面、交流，由于不能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先民们在产生万物有灵观念的同时，产生了祖先和亲人不死的观念，亦即灵魂不灭的观念。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存方式的转变，死者在阴间世界继续生存，在那里的生活和在阳间相差无几，这种观念至今仍在中国民间保留着。这种生死观和佛教的圆寂、基督教的升天堂或下地狱有天壤之别。它没有彼岸，此岸即彼岸，彼岸即此岸；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看上去像是玩文字游戏，细细品味，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哲学原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生命延续的统一性原则支配了庶民百姓的时间感——过去、现在、未来彼此混合循环而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一条永恒、坚固的生命纽带连系贯通了祖先与家庭、死者与生民、阴间与阳间，而一种伟大的庇护力量沿着这条生命纽带传递到每一个在生之灵，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代人。人们依附在这条生命纽带上，以至能够正视或蔑视死亡，排除对死亡的恐惧。人们相信‘死’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是永恒生命运动的循环。故中国百姓总是事死如事生，重视丧葬，使死者有所归。”
考古发掘成果告诉我们，中国早在山顶洞人时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埋葬死者，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为死者造墓。墓室很简陋，因为人们居住的山洞就很简陋，他们还不可能造出后世那种造型优美、结构复杂的墓室来，但正是这简单的、有意识的埋葬，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古老的、源远流长的丧葬习俗。在丧葬习俗出现的同时，坟墓艺术应运而生。最初只是在尸骨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尽管这种在尸骨周围撒赤铁矿粉的含义令人颇费猜测，歧见纷呈，但就其形式而言，这种对尸骨的装饰，属于坟墓艺术当无疑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日益丰富复杂，坟墓艺术也在不断向前迈进，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盛敛死尸的棺椁开始出现，虽然造型简单，但却丰富了古老的丧葬习俗和坟墓艺术，与此同时，墓室建筑装饰产生了。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出现了蚌塑龙虎图。
到了商代，墓室壁画开始出现，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4号墓二层台上的彩画虽然已是残不可辨，但其价值却不可低估。在商代晚期，对棺椁的装饰已很流行，在很多地方这一时期的墓葬中都发现了彩绘棺画的痕迹。这些棺画用色多样，纹饰复杂，表明其已脱离原始状态，也就是说对棺椁的装饰早在此前就出现了。
西周以降，坟墓艺术一方面继承古老传统，一方面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到汉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二、辉煌的时代，灿烂的文化
中国古代的坟墓艺术发展到汉代，不仅形式变得多样复杂，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地面上的坟丘越筑越高，越筑越大；陵前的庙寝、祠堂越建越豪华；神道出现并于两旁树立各种石雕；地下的墓室越造越复杂，开山凿岩的崖墓更是前无古人；建筑装饰也非前代可比，本书所言之画像石和画像砖就是汉代墓室建筑装饰的两种形式。坟墓艺术在汉代的迅速发展，和当时的时代紧密相关。
汉代是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早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就吸取秦朝对农民无限度地榨取导致迅速灭亡的教训，在农业政策上重视发展生产，有限度地收取赋税，征用劳役。经过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加上社会安定，随着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兴修、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良种的推广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农业生产得以稳步发展，以致太史公司马迁赞曰：“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分别在其《货殖列传》和《地理志》中，对不同经济区的农牧状况作了概述。从那些不无夸饰的辞句中，我们仍然能够窥见到西汉农业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发展。
东汉建立以后，随着战事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农业经济在稳定中继续向前发展，至明帝时，已“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的逐渐增多，更是当时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显著标志。根据史书记载，光武末年（公元57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只有二千一百多万，明帝末年（公元75年），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万，章帝末年（公元88年），增加到四千三百多万，到和帝末年（公元105年），就有五千三百多万了。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垦田面积也恢复到七百三十多万顷，人们的生存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这还未将豪强地主隐瞒的人口和田亩计入。
汉代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同时，农产品的丰富，满足了手工业者生活的需要，另外，农业所需的各种工具要靠手工业供给，二者互相促进，使汉代手工业出现繁荣的景象。
传统的纺织手工业已不仅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的理想方式，而成为某些地区人们的主要生产手段，如：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为了获取利润，人们竞相改进技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花样翻新，品种繁多。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品有绢、纱、绮、锦、刺绣、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一件成品汇集了织、绣、绘、印等多种工艺，饰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以及天上、人间、地下的神话宇宙图。其中一件素纱单衣，重量只有49克，今天的高级尼龙纱也难出其右。当时已经有了提花技术，印花技术也十分先进，其中有几件织物，需要套印八次才能完成。东汉初年，在洛阳、广汉、蜀郡等地设有服官、工官，制作皇家用的衣物，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纺织品生产和经营的中心。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今河南睢县）和齐（今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王充赞曰：“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
汉代，由于铁器本身的优势和社会对铁器需求量的增大，加上采矿和冶铸技术的提高，冶铁业较战国时代有了很大发展。山东、河南等地发现的冶铁遗址，大者有数十万平方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铁器逐步代替了铜器。对冶铁依赖最强的是农业，当时的农具中铁具最多，如犁、耙、锄、铲等都是铁制的。其次是手工业工具（如煮盐用的牢盆）、兵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用具如针、刀、锁、剪刀等等，也是铁制的。
中国早在河姆渡文化（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时期就使用生漆，出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汉代，漆器制造业出现了一个高峰。这时的漆器制造业规模大、种类多、质量高，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完全取代了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夹伫胎的普及、扣器的大量出现，表明了汉代漆器制造技术的提高。
汉代，随着砖瓦的普遍使用，建筑业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出土的陶楼、陶院落、陶仓等模型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建筑图像告诉我们，当时的建筑技术已十分高超，楼已建到数层之高，庭院更是布局合理，装饰典雅；地下的坟墓建筑也是千姿百态，各具风貌，拥有画像石和壁画装饰的墓葬更是不同凡响，它们为我们今天研究汉代的墓室建筑装饰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另外，在汉代，煮盐业、制陶业、酿酒业、铸钱业、木器制造业等手工业较之前代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可以说，当时手工业的各个部门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农业和手工业的稳定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商业发展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进步。汉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市场的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市场，这里大到奴隶车船，小到瓜果蔬菜，无论是海中特产，还是地下珍异，应有尽有；有坐贾，有行商；有以货易钱者，有专事高利贷者；有买卖公平者，也有哄抬物价、欺行霸市者。市场之繁荣，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其次表现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在汉代，北自长城脚下，南到南海之滨，东起东海沿岸，西至巴蜀地区，遍布商品生产者，各因地所宜，或渔或牧，或桑或麻，或漆或树。“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干亩茜，千畦韭”。
其三是商业城市的繁荣。早在西汉前期，全国各地就形成了不少商业中心，最大的首推都城长安，成都、洛阳、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江陵、番禺（今广州）、合肥、邯郸、吴市（今江苏苏州）等都是地区性商业都市。
其四是富商大贾众多。现在的集团公司，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并且以一业为主，兼营其他，这并不是新鲜事。早在汉代，富商大贾们便是多业合一，凡经营手工业、经济种植业、畜牧业的都经营商业。据《史记·货殖列传》，那时商业城市里集中了许多富商大贾，“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汉代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丝绸之路上，客商源源不断地把中原物品运到西域，运到中亚乃至更远的地方，又把那里的产品运到中原销售。海上商船不畏艰险，辟波斩浪，近抵朝鲜、日本，远到南洋诸国，交流物资，传播文化。
汉代是政治上高度统一的时代。两汉四百余年间，虽然时有叛乱、起义以及周边民族的侵扰，但就整体而言，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否则也不可能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对周边民族和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慑力。
